“非典”以来党的应急管理机制建设思想梳理

应急管理机制是我国以“一案三制”为核心的应急管理体系的主要内容之一。“非典”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对应急管理机制建设进行了不懈的理论探索。本文从思想形成、思想发展两个时间段,对这一理论探索历程及每个阶段的思想特征进行了初步研讨。     

习近平“宁德时期”的党风廉政建设思想

1988年9月至1990年5月习近平任职福建宁德,在这一时期他大力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出了一系列思想观点,采取了很多有针对性的措施:对腐败的危害性和廉政建设的重要性要保持科学、清醒的认识,加强"正能量"的教育和学习,树立共产主义的"真情大爱",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完善制度强化监督,严格执法执纪等。习近平"努力实现‘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党风廉政建设思想在"宁德时期"已经显现雏形。     

鸦片战争时期的“汉奸”乱象

鸦片战争时期的"汉奸"乱象一直是鸦片战争史研究中"谈而不精"的问题。也是困扰研究者"悬而未决"的问题。更是使读者"困惑不解"的问题。期间虽有学者多次谈及自己的疑惑,也有学者对此期的汉奸进行了全方位的阐释,但都未全面对该时期的"汉奸"乱象进行精细的划分,深层次的历史探源,以史为鉴的历史审视。借助学者之疑思,笔者就该时期"汉奸"群体之类分、"汉奸"乱象之探源、历史眼光之审视三个视角,浅议对该时期"汉奸"乱象这一问题的思考。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反“双无”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党内存在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严重削弱了中央的领导力,给党的领导和革命的发展带来了严重危害。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央双管齐下,一方面采用打通思想的"软"措施进行宣传教育,另一方面又通过制度约束的"硬"措施贯彻执行中央的政策。通过这两手抓,党中央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关键时刻,增强了领导力,维护了中央权威,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制度上的准备。     

“非典”警醒：社会应当弘扬生态道德

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病,打乱了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震动了人们的思维神经,使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面临着新的重大挑战。“非典”的出现不是孤立的偶发事件,它与生态环境的恶化存在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非典”促使我们警觉和醒悟:人类只有弘扬生态道德,做到“天人相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和防止像“非典”病魔这样的灾祸发生,从而保证和提高人类的生存质量和文明程度。 一     

从“苏维埃”到“新民主主义”——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转型研究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因应革命的需要,果断弃用外来楔入的苏维埃话语,并适时建构了本土特色鲜明的新民主主义话语。作为党的核心政治话语,新民主主义话语集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和党的早期革命理论之精华,建构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民族国家的基本学说,极大地促进了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的整合。通过成功建构新民主主义话语,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政治层面上掌握了话语权,增强和提升了自身政治凝聚力和文化自信,而且标识了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向度,为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提供了良好范例。     

苏俄非常时期列宁对“和平共处”问题的探索

苏俄非常时期,列宁对于无产阶级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就当时"和平共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必要性以及"和平共处"关系的性质,提出了深刻的思想。在实践中,他为这一思想的贯彻和执行,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研究和解析非常时期列宁"和平共处"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十四五”时期我国社会救助制度改革的目标与任务

“十四五”时期我国完成现阶段脱贫攻坚任务后将开启以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为目标的新的贫困治理阶段,社会救助制度在此期间应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本文在总结“十三五”时期我国社会救助发展成绩和短板的基础上,提出了“十四五”时期社会救助改革与发展的基本目标和主要任务。本文认为,“十四五”时期社会救助应该转向以治理相对贫困为目标,继续提高社会救助的公平性,着眼于更高的社会效益和运行效率。为此,“十四五”时期应该提升社会救助的贫困识别标准,扩大社会救助的行动体系,优化社会救助制度体系,加强服务救助体系建设,并加强和优化社会救助的管理体系。     

新时代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路径——兼论“十四五”时期社会保障改革新要求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社会保障体系需要树立新的目标,实施新的发展策略,要以高质量和现代化为重要标准,提高社会保障治理能力和对新经济社会环境的适应性。在“十四五”时期,尤其是要切实发挥社会保障在促进共同富裕方面的积极功能,不断完善法制、体制和机制建设。     

五四时期“社会改造”话语及演进态势

五四运动开启了民众觉醒、民族复兴、社会改造的伟大时代,实现了由"个人改造"到"社会改造"的话语转换。在五四时期的"社会改造"话语中,对"社会改造"问题的认识得以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社会主义"等成为"社会改造"话语中的关键词。     

“大跃进”时期“穆桂英”形象生成的历史考察

"穆桂英"是戏曲和小说中的人物,是中国民众熟悉的一位勇冠三军的女英雄。在中国古代社会"男尊女卑"的传统文化意识中,能成为"穆桂英"式的女性人物可以说是寥寥可数。而"穆桂英"形象在中国民间大量产生,并成为一个时代尊崇的女性形象则是在"大跃进"运动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劳动力的严重短缺,客观环境要求女性必须像男性一样参加社会劳动,在媒体报刊和实际生活中,"穆桂英"女性形象逐渐增多,并成为歌颂女性勤劳勇敢的代名词。     

共产国际与土地革命时期张闻天的“左”倾错误研究

1931年回国后的张闻天便参与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从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的形成、内容、影响入手,在分析张闻天对"左"倾错误方针的宣传与贯彻即:在革命形势判断方面夸大高潮;在组织方面参加了对"罗明路线"的错误批判;在斗争策略上实行打击中间力量。寻找张闻天"左"倾错误的原因即: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左"的指导与"家长制"的领导影响;苏联长期以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党内斗争方式的影响;中共中央还没有形成成熟的领导体制的影响;张闻天属于"学者型"的革命家。     

守正、发展与创新:“十四五”时期医疗保障的完善思路

人口结构、就业形态、新时代的健康政策与脱贫攻坚任务、技术发展等宏观环境,为“十四五”时期医疗保障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立足“十一五”到“十三五”医疗保障从无到有、从制度全民覆盖到实践全民覆盖、待遇水平持续提升、各项机制跨越式发展等发展脉络,“十四五”时期医疗保障的发展思路应定位于守正、发展与创新。第一,坚守公平共享与切实保障的发展理念;第二,回应健康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医保制度现状,在待遇保障、筹资机制、支付方式、基金监管等方面补短板、强弱项;第三,直面新形势的新挑战,在新业态人员参保、大病保障、医疗保障与公共卫生资金统筹衔接等方面实现创新与突破。目标是在“十四五”时期实现一个全民享有、公平适度、法治规范、高效便捷、协同联动的医疗保障制度。     

“中国模式”讨论的哲学反思

"模式"这个概念不是在一般的社会发展规律层面谈的,而是在具体的社会发展道路上谈的。"中国模式"无非是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发展类型。因此,我们不妨暂时抛开好坏之争,把"中国模式"当做一个解释性的中性概念来使用。"中国模式"无疑突出了"中国特色"的分量,它意味着"中国特色"从消极表述转变为积极表述。"中国模式"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条件下实现现代化的一种发展类型,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价值,所以"中国模式"具有世界意义。     

警惕“微信”背后的“微腐败”

马年春节“微信红包”一夜走红,春节虽过,“微信红包”依然走俏。小到几块钱、大到几十、几百的“红包”在微信群里来回穿梭。“微信红包”虽然方便了亲友间礼尚往来,但也可能引起行贿受贿。只需加个微信好友,给官员送上几个微信红包,这比拎着大包小包礼物登门拜访要方便多了。     

中南海里的“除四害”、“大炼钢”行动

提起所谓荒唐的事,人们自然就会联想起“大跃进”时期涌现的一件又一件新奇的事物,和一个又一个凉人的“奇迹”。这些事物不仅遍布中国的城市乡村,也曾出现在中南海里,只是中南海里的人虽然积极地投入这些新奇的事物,却最终没能创出惊人的“奇迹”来。在中南海里,孩子们对大跃进最直观的认知,就是“除四害”和大炼钢铁。     

现代女性的艰难历程——浅析“五四”时期女性作家笔下的女性

波澜壮阔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了女性“人”的意识的觉醒和女性意识的复苏。这个时期的女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较好地反映了中国现代女性从女性→人→女人的艰难历程。本文就此问题对庐隐、冯沅君、丁玲、凌淑华等“五四”时期女作家的女性形象作一浅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