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町人思想看儒学在日本近代化中的功效

在日本近代化的旅程中,“町人”(城市商人)对儒学的发展有着别样的意义。在武士阶级一统天下的德川时期,町人阶级在传统的儒教中找到思想资源和理论支撑,对传统的儒教思想大加阐发,论证出一种适宜于普通市民社会的伦理思想。町人思想对中国传统儒学的理解与其秉行的义利观使传统儒学在日本更趋现实化。作者认为,日本近代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儒学在近代日本不断得到整合,挖掘的过程。     

《智者的尊严——知识分子与近代文化》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寻求近代化的过程中,为防止文化失落而求助于传统,为近代化的政治新生又须抛弃传统,形成了特有的二律背反现象.由之形成了近代中国历史特有的现象.上海学者许纪霖著,学林出版社1991年12月出版的《智者的尊严——知识分子与近代文化》一书,对此问题进行了新颖的考察.全书分三编:从统传走向现代的蹒跚步伐、未及整合的灵魂撕裂、在百年震荡的文化断谷.此书分析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命运,分析了知识分子与近代文化的关系,可谓近年来研究中国文化史的一部力作.     

宁波帮称雄近代中国工商界探因

宁波籍企业家群体的崛起,在近代中国工商界是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现象.宁波地处东南一隅,面积不及全国千分之一.而近代以来,.从这里走出家门,在外创业的几代宁波人,却在近代中国创造了辉煌的经济业绩,为中国社会经济的近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一,领风气之先,迅速挣脱传统杜会的羁绊,投身商品经济的洪流,是他们称雄中国工商界的前提条件.宁波地处海口,自古有“舟楫鱼盐”之利.唐     

康有为与儒学的近代转换--以仁、礼、智为例

仁、礼、智本是传统儒学的核心范畴,康有为以近代价值观为尺度对它们进行了重新阐释、改造和发挥,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避免近代化过程中的文化认同危机,化解传统与近代之间的紧张关系。     

区位优势的“发现”与西方列强势力的嵌入——近代青岛的发展与困顿(1898—1937)北大核心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通过“火枪”和“账簿”两种手段,从沿海区域不断入侵中国,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同时亦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近代中国不同地域的区位价值。近代青岛因其独特的区位优势,于19世纪下半叶被德国人“发现”和再“塑造”。随着1898年青岛的开埠,这座年轻的城市由此开启了近代化历程。但由于受西方列强政治势力的羁绊,近代青岛在其发展历程中亦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青岛作为港口城市所取得的成就和遭遇的困顿,在中国近代历史时空中具有样本意义,值得关注。这也提醒我们,对于“近代生产力”率先登陆东部沿海口岸,我们既要肯定其对区域经济近代化的正面价值,同时也要看到,由于西方列强政治势力的嵌入,东部沿海口岸区域经济也因此陷入了“结构性困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义利之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义利之辨○路德斌一、儒家传统义利观之检讨义利之说，在历史上一向被视为儒家哲学的第一义。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的义利之辨一直是近代以前中国人营其社会生活的价值坐标，即便在今天，其影响依然存在。儒家在义利问题上的价值取向是从人禽...     

中国传统义利观及其现当代启示探析

中国传统文化对义利观论述的思想史料非常丰富,其中以儒家义利观影响最大.其积极意义在于滋养了中华民族尚义好礼的性格,消极影响在于制约了工商实业发展的步伐.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继承传统,建构发展了社会主义义利观,新世纪义利观的坚持发展必须义利并重、以民利为本、求利不违义.     

西方自由权之思想演进

在西方,自由权经历了由观念到思想、由思想到理论、由理论到制度的漫长发展过程.古代和中世纪的政治哲学、法哲学和神学促使自由权观念萌发,近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使其理论体系开始形塑,进入现代后,自由权的发展重心转为法律化、制度化、普遍化.     

传统义利观及其当代价值

我国传统义利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其主要精髓体现在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义利观和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义利观。儒家主张在义与利之间必须体现相互制衡的有机统一,一旦在个人利益与义出现冲突的时候,要毅然牺牲利;道家反对统治阶层穷奢极欲、贪得无厌,提倡无为而治、节欲薄敛。传统的义利观对当今社会有着较强的警醒和借鉴作用,如义利并重符合当今社会发展的时代要求,以义为上仍然可以作为指导人们社会生活的道德准则,以义谋利可以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致富观。     

中国近代社会城乡分割的产生、原因及影响

城乡关系大体有两种形态，即城乡融合与城乡分割。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典型的农业社会，“城”与“乡”浑然难分。近代城市在市镇基础上逐步兴起和发展，政府对城、乡实行了分治政策。近代中国的城市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开埠城市，一种是传统城市，开埠城市首先迈入了近代化的大门。中国近代城乡发展极不平衡，城乡差距逐步拉大，城乡关系由融合转向分割，“文明的城市”与“落后的乡村”成为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中国近代社会城乡分割产生的原因深刻而复杂，对当代及后世社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国近代社会城乡分割的产生、原因及影响

城乡关系大体有两种形态，即城乡融合与城乡分割。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典型的农业社会，“城”与“乡”浑然难分。近代城市在市镇基础上逐步兴起和发展，政府对城、乡实行了分治政策。近代中国的城市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开埠城市，一种是传统城市，开埠城市首先迈入了近代化的大门。中国近代城乡发展极不平衡，城乡差距逐步拉大，城乡关系由融合转向分割，“文明的城市”与“落后的乡村”成为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中国近代社会城乡分割产生的原因深刻而复杂，对当代及后世社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

指出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发轫,在军事、工业、文通、通讯、教育、科技诸多领域迈出了走向近代化的脚步,从而推动中国近代历史和社会向前发展;洋务派的历史贡献与其开放意识和引进举措、重视经济和科技的思想分不开;洋务运动自身存在难以解决的矛盾:变与不变的矛盾、"制洋"与"羁縻"的矛盾导致其无力完成近代化的历史任务。     

辛亥革命时期教育近代化的演进与改良

中国教育近代化始于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的设立,经过了近五十年的岁月,特别是经历了清末＂新政＂中的教育改革,至辛亥革命胜利前夕,应该说其教育近代化的形式已基本确立。然而,统治者在发展近代实业与施行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上,始终是南辕而北辙的。辛亥革命时期教育近代化进程的加快无疑也是一个改革的亮点。本文试图从教育改良原因、进程、措施,改良成效不著的原因及其与教育现代化关系等各个角度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并挖掘出一些研究薄弱点,以期起到抛砖引玉之效。     

洋务运动是不是中国近代化的一部分

一种意见认为,洋务运动横跨中国近代史三十年,揭开了封建中国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序幕,加速了中国走出“中世纪”的历史进程,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理当是中国近代化的一部分。所谓近代化,就是使整个社会摆脱中世纪的封建形态向资本主义转化,即以资本主义为近代化。它的重要标志是发展科学技术,以机器代替手工劳动。世界近代化运动是随着英国资产阶级产业革命的胜利开始的,到十九世     

对外开放与中国的近代化

所谓近代化，就是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它必将是引起社会生产力、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乃至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等全方位变化的一场社会变革。其核心是经济的工业化和政治的民主化。     

"五四"时期激进反传统主义的诞生 --传统与现代关系的再思考

近代西方的入侵引起了中西之争,更引起了古今之争。在思考传统与现代关系的过程中,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由于急迫的功利主义需要,在“以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主导下,对传统和现代进行形式主义的比较,导致对传统做简单的整体性肯定或否定,形式主义的思维方式使得知识分子很容易从保守的立场转向激进反传统主义的立场。今天,在传统与现代关系的处理上必须放弃形式主义的二分法,对于传统应当采取批判兼继承的创造性转化策略。     

从西北到华北：地域归属认厦与太原城市近代化

历史上太原多被民众认知为一座隶属西北地区的城市,草原丝路及南北农牧贸易是这一地域归属形成的基础;20世纪初随着近代铁路网络初成,太原在西北地区的贸易地位渐被天津取代,同时被逐步纳入以京津为中心的近代华北经济体系。由于心理定势的作用,民众对太原地域归属由西北向华北地区认知过程的转变是滞后的、缓慢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太原城市近代化的路径。     

孔子的义利观对构建现代和谐社会的启示

孔子的义利观对几千年来的中国社会产生着极深远的影响。在孔子看来,“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肯定了追求物质利益和求富疾贫是人的天性;他肯定了“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的行为准则,要求在求利时摆正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他认为:“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主张平均、平等的思想。以现代的新视角来观照孔子的义利观,对于构建现代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启示。     

一次悲剧性的制度移植——南京国民政府文官考试制度述论

南京国民政府从１９３１年开始推行的文官考试制 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准现代化的人事制度。这个充分借鉴中国传统科举制度与西方近代文官制度经验的重大举措对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的行政体制及教育近代化都产生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可以说，南京国民政府文官考试制度的推行是中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当代安全生产责任意识的重要思想基础

确定安全责任意识是贯彻安全生产法的基础，是安全监管的补充和思想保障。在责任实施中，正确的义利观和道德法则是行使责任的内在依据。因此，探讨义利观、道德法则与安全责任问题是非常有意义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具有普遍性和恒常性，义利观作为道德价值观中的基本的价值观，很好地诠释了道德法则的内在含义；正确的义利观和道德法则是确立安全生产责任意识的重要思想基础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