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网络群体性事件及其治理

社会转型期是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深入调整的关键时期,但也易导致社会利益的多元分化而引发社会矛盾,并以极端的形式爆发出来,其中群体性事件就是典型表现。作为群体性事件和网络技术衍化的产物,网络群体性事件表现出瞬间爆发性、现实批判性和虚实互动性等行为,破坏社会秩序、对抗法治权威,进而给中国现代化造成了巨大的骚乱。为此,需要深入把握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通过标本兼治,预防和消除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危害。     

社会转型期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理性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农村社会经济生活和人们的利益关系发生了深刻变革和调整。与此同时,农村“热点”、“难点”问题日益增多,农民负担过重,政治参与渠道不畅,农村“三乱”问题严重,基层组织力量薄弱,以及大量剩余劳动力等问题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大幅度上升。所以,正确认识和分析新形势下农村社会矛盾的特点和成因,及时有效地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纠纷,对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推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大意义。     

群体性事件的社会治理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治理确立为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这对群体性事件的应对具有重大意义。在社会治理背景下,群体性事件面对的难点问题主要是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不健全、群众维权意识增强而利益诉求机制不健全等。应加强顶层设计、疏导教育,整合信访资源、完善法律救济,并构建快速高效的现场处置机制。     

我国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研究

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组织化倾向明显、联动性增强、诱因更加复杂。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各种社会经济矛盾的集中体现,而群众合法利益受到侵害、基层工作薄弱、官僚主义作风、参与人员法制意识淡薄、别有用心者煽动等因素是其发生的直接诱因。要处理好群体性事件,必须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消除矛盾隐患;必须强化基层组织建设,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化解矛盾能力;必须提高群众素质,疏通民意表达渠道,完善社会宣泄机制;必须完善群体性事件处置机制,区分性质,及时妥善处置。     

协商民主：治理群体性事件的有效路径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我国进入了利益多元分化的时代。利益多元分化趋势下出现的社会利益矛盾不断加深,传统诉求渠道不畅以及利益协调机制滞后等问题是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不断爆发的诱因。协商民主作为一种大众参与的公共决策机制和治理模式,对协调多元利益、化解矛盾冲突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本文倡导从政治制度层面、社会治理层面、网络民主层面等多方位地建立一个多维度、多样化、常态化的民主协商机制,从而让群体性事件消失在萌芽状态。     

治理群体性事件的关键着力点

对群体性事件，应该把视角从应对、管理进一步发展到治理。治理的主要任务不是进一步强化政府的角色和定位，而是更加强调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中介组织、政府与民众等多元力量的互动、沟通与配合。论文从治理理念、理论指导、主要目的、方式方法等提出了治理群体性事件的关键着力点。     

怎样正确对待群体性事件

正确对待群体性事件,既要承认它在社会转型时期是"难以避免的",又要承认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是"可以避免的";既要注意防止出现人为加重事件性质的倾向,又要注意防止出现放纵群众过激行为的倾向.     

从协同治理走向合作治理：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模式的选择

在我国应急管理实践中,主要存在协同治理、合作治理两种模式,而协同治理模式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在已有学术研究中,将协同治理、合作治理不加区分甚至视为相同模式的现象比较普遍。协同治理、合作治理虽然有密切联系,但二者在主体地位关系、治理手段和治理价值取向方面却存在明显差异,是两种不同的治理模式。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有别于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等突发事件的治理,比较适用合作治理模式。实现合作治理模式需要从五个方面构建相应的保障机制。     

治理群体性事件的制度机制研究

通过对国内群体性事件研究的综述,分析开展群体性事件治理的制度机制研究意义;认为建立必要的制度机制是国内群体性事件研究发展的重大突破方向之一。提出建立治理制度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确立制度机制之间的逻辑联系,从而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的若干对策建议。     

风险社会理论视角下群体性事件的治理路径探析

群体性事件多发本身是社会风险凸显的一种表现形式。从风险社会理论视角来看,群体性事件的治理路径是提高风险意识,培植正确认知;摈弃传统应对模式,注重矛盾化解;提升治理能力,凸显合力效应;创新社会管理,强化治理责任;加强预警机制建设,彰显媒介消解力。     

政务公开与公众参与：转型期中国政府与公民关系的重构

政务公开是当今许多国家推行行政革新的核心内容之一.从公民与政府关系角度来看,政务公开包括信息告知、政府与公民互动、政府与公民合作三层含义.在对中国政务公开实践评估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政务公开需要从积极推进公众参与入手,重构政府与公民信任关系.     

社会转型期的群众文化建设：“下里巴人”的重建

在社会转型阶段,群众文化艺术形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形成了多元混合的格局：既有传统的＂下里巴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艺术形式,又有新的＂下里巴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众文化艺术形式,还有主流价值观的＂下里巴人＂——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主导文化艺术形式。现阶段的群众文化建设,面临三种形态的＂下里巴人＂相互分割,发展不平衡以及群众文化工作与群众文化脱节,群众文化活动式微等困境。应根据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需要和群众生活方式变化的实际情况,通过文化空间、文化内容、城乡文化、民族文化的整合,实施对＂下里巴人＂的重建,实现群众文化的转型和繁荣。     

我国入世初过渡期的应对策略

我国加入WTO以后的最初阶段,将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冲击和影响.为了尽快提高我国经济的适应能力,必须利用入市初的过渡期,采取相应的对策.这包括加快技术改造步伐,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和规模经济效益,发展中国的跨国公司,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步伐等等.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公共安全体系的转型与构建

中国目前的社会公共安全体系已经不适应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和社会公众的要求。有效的体系是国家体制与公共服务体制的统一体,而市场化和社会化是当前公共安全工作发展的趋势。应基于社会公共安全体系发展的趋势和问题,以社区治安为基础,发挥公众和社会组织的功能,重新整合公共安全要素,在中国公共行政制度创新的压力下,构建一个政府管理与公众参与相结合、社会化和市场化相结合的新型社会公共安全体系。     

转型期中国政治发展与政治文化的构建

本文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引下,通过对政治发展和政治文化这两个概念进行理论上的梳理,从学理上归纳了转型期我国政治发展所取得的主要成就,认为政治文化在政治发展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同时还提出了构建我国新型政治文化所包含的六个方面的内容,即,政治体系合法性的增强、政治参与水平的提高、法律契约现念的养成、独立政治人格的形咸、理性价值观念的树立和工作实绩的强调。     

转型期我国社会性别关系的变化及其重构

社会性别关系是人类社会男女两性之间的社会关系。自近代以来,我国重大的社会转型对两性关系的变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世纪40年代开始的近代中国社会性别关系变化及呈现出的特点为:女性角色从单一向多元化发展;女性权利部分得到社会认可;女性群体结构发生变化。20世纪80年代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现代,社会性别关系变化及呈现出的特点为:女性社会角色主流化;女性权利全面崛起;女性群体结构多元化。社会性别关系的重构要关注和重视以下方面:国家体制对性别关系的影响;性别意识对政策制定的影响;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实践。     

梁启超对近代中国过渡时代初期的构想

梁启超于1901年写的《过渡时代论》是他设计中国从农业为基础的封建专制社会向现代民主、富强及工业化社会过渡的初期的一个纲领性构想。他远瞻欧美近代过渡的历史及西方政治学,近考中国国情及现状,对中国过渡时代初期的特点、过渡方式、过渡政体、领袖人物所必备之品格以及方针政策等,都有比较明确的、比较科学的认识和主张。他对近代中国过渡时期初期的中国政体、政治、民主进程及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设想,都是吸取国际经验及根据我国过渡时代初期的特点提出的,因而是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的。重新系统认识他的这些思想理论及政策,不仅对正确总结我国近百年的历史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现代人思考后过渡时代的方针政策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群体性突发事件初期处置的行动逻辑和逻辑预设重构

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处置重在预防,避免社会纠纷酿成严重危害社会的恶性事件。而群体性事件初期处置的行动逻辑正是最终形成严重后果的重要原因,因此,厘清初期处置的行动逻辑和重构该逻辑预设,则是防止群体性突发事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研究课题。     

论转型期中国政治权力运行的主要特征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政治权力运行存在着三大主要特征:一是在权力运行结构层面,存在着集权与分权的博弈;二是在权力运行方式层面,存在着制度化与人格化的博弈;三是在权力运行制衡层面,存在着一把手权力的强化和对一把手权力监督的博弈。不过,随着转型的逐渐深化,分权成为了不可逆转的趋势,制度化是必然的选择路径,而对一把手权力的监督是权力运行探索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难题。     

转型期中国弱势群体问题的理论剖析

弱势群体是由于社会结构急剧转型和社会失调或由于一部分社会成员自身的某些原因,而造成的对社会现实的不适应,并且出现了生活障碍和生活困难的人群共同体。弱势群体的产生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的一个热点问题。解决弱势群体问题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