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推进村级党组织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意义及困境

推进村级党组织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当前的村级党组织治理能力,存在队伍建设整体状况差、维稳本领低、引领群众致富能力不强等问题。这些问题客观上折射出推进村级党组织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诸多实践困境,如村级班子的主观认识、村级制度以及与上级组织关系的协调等,要真正实现村级党组织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必须破解这些困境。     

民主化村级治理模式初探——以成都市农村基层治理中的村民议事会为切入点

民主化村级治理模式主要有别于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职权干预的传统村级治理模式,在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等方面赋予了新内涵.成都市近年来在探索基层社会管理和新农村建设中,普遍建立了以村民议事会为载体的新型村级治理机制,以此为切入点,就治理视角下的村民自治、以村民议事会为代表的村级治理模式以及民主化村级治理模式的设想等问题进行初步探索.     

村级债务的“堵”与“疏”

村级负债是基层治理中的重点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村级债务经历了"形成—锁定—反弹"三个阶段。农村旧债锁定而新债发生的现实情况表明,取消农业税费只能消除传统的农村负债问题,加大向农村的资源输入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债务问题。治理"村级新债"应当超越税费改革和农民减负思维,站在乡村振兴的战略高度构建防范村级债务的长效机制。     

从农村党员失落感看村级社会治理模式的发展

农民党员当中存在的失落感现象是新时期党员队伍建设在思想方面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这一现象揭示了村级社会治理过程中,党员参与村务管理环节的缺失和治理组织体系关系不顺等村级治理模式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改进村级社会治理模式的基本方法就是以制度创新和方法创新来实现农村基层政治模式中各主要运行机制间的无缝衔接。     

村级治理的“行政化”与村级治理体系的重建

在当下中国农村,村级治理行政化的趋势愈加显著;其背后的问题是现有实践与村民自治制度的背离,以及村级治理体系的混乱。既有研究多聚焦在村级治理的微观制度、运作机制方面。但如果将视野放宽,可以认为这是一个基层社会"构成"与"整合"的重要政制问题。通过对当下村级治理行政化的实践类型、成因与制度后果的分析,以及历史上中国基层社会组织、动员、秩序维护的几种"理想类型"政制方案的考察,可以获得对基层社会治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三个宏观约束条件:农村的战略定位、国家基础能力和意识形态塑造。依此分析框架,对于村级治理体系的重建,可以提出一个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方案,形成"行政—基层党组织—自治"的三元构造。     

农村村级治理的困境与破解

正村级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单元,事关农村经济发展、群众切身利益和农村社会稳定,历来是各级干部和群众关注的热点与焦点。农村村级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目前全市村级治理面临诸多困境和挑战,成为摆在各级政府面前亟待破解的一道难题。一、农村村级治理存在三大困境近年来,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农村人口大量外出,农村群众的价值取向逐步多元化,农     

村级治理的制度演进与成效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和完善,中国农村村级治理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形式上看,村级治理由自发阶段的单一的村委会换届选举制度,逐步扩大到与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村务公开制度等有机结合的制度体系,形成了村级治理的主要制度架构。从内容上看,村级治理也由初始阶段的民主选举的单一内容扩展为与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相辅相成的全方位体系。     

税费改革、“一事一议”与村级治理的困境

农村税费改革在减轻农民负担问题上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但是 ,由于取消了村提留 ,村级组织收入大幅下降 ,这使得村委会提供村级公共物品的能力受到很大限制。许多地方采取的“一事一议”的做法 ,对村级治理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 ,必须改革城乡二元体制这个根本问题。     

村级组织负责人“一肩挑”的优化路径

村级组织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末端部分,既具有"国家性"又具有"社会性"。村级组织由基层党组织、群众自治组织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构成,"一肩挑"在强化党组织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领导地位的同时,对于群众主体性的发挥和村民自治的运行也会产生影响。推进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关键在于厘清乡村发展目标和村级治理定位,在此基础上完善村级组织与村级制度。     

提升贫困地区的村级治理能力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课题,强调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为新形势下农村发展和治理创新明确了具体方向和遵循。课题组对重庆市万州区34个村居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分析,为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为提升新形势下贫困地区村级治理能力提供参考。一、村级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村级女干部的“去女性化”:性别、社会性别和领导力

本文对村级女干部去女性化的现象进行反思,在为什么村级女干部会‘去女性化’?的问题导向下,从众多的影响因素中选取领导力(leadership)为切入点,提出假设:是不是因为女性的领导力低于男性,所以才会出现去女性化?通过借鉴国外对领导方式的2T分析框架,探讨村级女干部参与治理的应然和实然,即从应然上说,没有领导力效率的性别高低之分,只有工作类型的合适与否。从实然上分析,存在村级女干部去女性化的原因是观念、制度和现实的共谋。结论是在村级治理中,对男性化和女性化进行优势叠加的中性化是村级女干部的必然趋势。     

取消农业税后乡村治理的路径选择

取消农业税后乡村治理应该从乡、村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要改革乡镇体制,另一方面要完善村庄建设。乡镇政府改革必须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结合起来,重点是统一乡镇政府的事权与财权。村庄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应该有序展开,当前应该着重解决一些突出问题,如村级收入、村级债务、土地权益等,同时应该有长远目光,通过制度建设来规范村庄治理结构,提高村级治理的绩效。此外,还要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为乡村治理成效提供制度保障。     

创新农村治理模式的重要实践——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村务契约化管理的创新探索

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农村治理模式如何实现现代转型已成为破解＂三农＂问题的一条重要路径。近年来,内蒙古赤峰市阿旗积极探索建立村级事务契约化管理模式,并把村级事务契约化管理从集体资产承包、土地流转、产业项目等经营性事务,扩展到村级公益性事务、村民自治、党的组织建设等政治事务领域,为创新农村治理模式、推进基层民主政治改革进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了有益经验和重要启示。     

村级公共治理与村级治理共同体——转型期中国乡村公共性危机及治理转向

我国农村发展已迈入乡村振兴的新一轮发展转型期，如何提升基层治理能力、重塑乡村公共性、激活村庄内生发展动力已成为学术界日益关注的话题。通过对村级治理能力的分解，研究指出当前羸弱的村级公共治理能力无力应对功利化、趋利性的底层行为逻辑，是加剧村庄公共性供给张力的主要原因。研究认为，以村庄公共利益为核心的村级治理共同体背后蕴含着“共建—共治—共享”的村级公共治理逻辑，通过提高村级公共治理能力推动乡村社会由“非均衡型”的分利秩序向“认同、参与、动员”的包容共享型村庄内生发展转换。因此，建议以利益共享为导向构建村级治理共同体，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提高村庄动员能力；以熟人社会为中介吸纳乡村精英、现代乡贤参与村庄公共治理，强化权威性社会认同，激发村庄参与能力；推动村级公共治理主体多元化、实现乡村共建，激活村庄凝聚力。     

村级治理能力实证分析及对乡镇改革的启示——以四川宜宾市4个乡镇20个行政村为例

影响乡镇体制变革的诸多因素中,村级治理能力因素占有很高的权重,它甚至深刻影响乡镇体制变革的成败。研究认为村级治理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显著相关,农村整体经济水平越发达的区域,农村村级治理能力越强,反之,农村村级治理能力越弱。因此乡镇体制改革要充分考虑我国地域的异质性和经济发展的非平衡性的特点,分区改革,在发达区域的乡镇,可考虑改乡镇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而对于不发达乡镇,则实施精乡(镇)强乡(镇)战略。     

乡村振兴背景下青年女性参与基层治理实践研究——以川西平原农村为例

村级组织作为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村治主体和组织行为都受到外部制度环境影响。文章通过对成都山镇治理变迁过程的考察发现，村级治理行政化转型与地方社会结构要素相结合，共同形塑出村治主体的年轻化和“女性化”结构。村级治理行政化等外部制度环境变迁、社会结构原子化以及家庭结构中女性“半劳动力”人力资本价值实现驱动，共同促成了城乡融合地区村治主体的年轻化和“女性化”趋势。青年女性参与基层治理成为城乡融合地区农村的客观选择和现实，这得益于治理资源密集输入、村级治理力量充足以及乡村关系高度一体化。青年女性村干部虽然能够胜任当前基层治理事务要求，但行政治理体制结构使其陷入治理成本过高的困境。     

村民自治中我国村级民主监督制度建设若干问题探析

村级民主监督作为维护村民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的重要方式,是我国基层民主和村民自治进一步发展完善的新生长点。但由于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和当前城镇化、农村空心化等一些现实因素的影响,我国村级民主监督发展并不理想,也制约了村民自治工作的有序开展和乡村治理水平的有效提升。通过对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和村级民主监督制度建设面临的问题与对策建议等几个方面的探讨,对于深化农村基层民主、维护农村和谐稳定、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推动乡村振兴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强党建促基层治理

正2015年以来,吉安市坚持问题导向,以强党建促基层治理,在村(社区)着力强化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规范各类组织职责、规范工作运行程序、规范村级干部行为,加强村(居)务监督,努力实现基层党建工作由重场所、经费保障等硬件建设向加强制度等软件建设并重转变,村级组织建设逐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轨道,农村党的建设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基层治理中发挥的作用更加明显。以强支部为核心,让村级党     

村级组织的“规范主义”运作及其后果分析——基于技术治理背景下的考察

伴随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技术治理实现了对科层制的深度嵌入,形塑出技术赋权体制。在该体制下,国家权力支配的方式与过程发生改变,基层政府行为呈现治理流程规范化、指标设定精细化和全面质量管理等特点。村级组织为应对科层制技术治理要求,采取职责履行痕迹化、组织分工专业化和村庄治理事本化等规范化应对措施。"规范主义"成为理解技术赋权体制下村庄治理的核心。村级组织的"规范主义"运作,虽有助于提高基层治理的制度化水平,但也带来诸如形式主义、尾巴主义和行政化等问题。由此,构建规范之下有简约、简约之中有规范的"内方外圆"社会治理格局,成为当前乡村治理转型的关键。     

部分村级党组织权威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及治理对策

村级党组织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组织者、领导者、具体实施者,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调查表明,部分村级党组织权威弱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必须认真分析村级党组织权威弱化的表现;科学探寻造成部分村级党组织权威弱化的深层次原因;深入研究治理村级党组织权威弱化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