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判则判”与“调判结合”——基于实务和操作层面的分析

调解优先的司法政策并不意味着调解万能,其意义在于进一步促进调解在民事诉讼中的作用,并适应社会需求,在刑事、行政领域引进协商性因素。在民事诉讼中,调解优先符合私法自治原则,当事人处分权优先于公共利益考量,除法律明确禁止或限制的情形外,调解与协商和解是当事人的权利,也是法官的义务和责任,一般不能因公共利益而否定或限制调解。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制度制约、当事人处分权与法院职权的结合、相应的救济机制等,可以保证调解的正当性和效益。同时,诉讼调解必然以判决作为后盾,调判结合并非选择性安排,而是司法诉讼制度的必然。从实务角度出发,准确把握调判结合的原则和尺度、规避调解风险至关重要。从长远的发展而言,调判结合仍可进一步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多元功能和价值。     

大兴法院开启“云上一站式”解纷新模式

2021年1月4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速裁法官张杰所在的速裁团队收到勾某送来的一面锦旗,上书“真诚为民热情高效”。勾某是一起交通事故纠纷的当事人。速裁团队通过“云调解+电话调解”一天解决了勾某的交通事故纠纷,并协调保险公司当天向勾某给付1.1万元赔偿金。“元旦过后,第一个工作日送锦旗才能匹配法官的高效。”勾某激动地说。这只是大兴法院打造“云上一站式”解纷新模式的一个缩影。     

泉港法院解“锁”金融解纷新招式

截至8月底,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法院今年已审结金融纠纷329件,结案率达92.87%,简易程序适用率达95.1%,审理周期同比缩短21天。是什么样的改革举措如此集约、高效?据泉港法院党组书记、代院长郑玲玲介绍,该院积极回应金融领域的司法新需求,成立“1+1”金融速裁团队,并于今年年初上线金融案件一体化办案平台(AI法官助理),创新完善金融多元解纷机制,积极打造便民、高效、智慧的线上模式。     

翔安法院 从“好厝边”到诉非联动的解纷迭代

在闽南地区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千金难买好厝边。”其中,“好厝边”是“好邻居”的意思。早在2007年,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就探索创建“无讼社区”,建立“好厝边会所”,开始了将闽南邻里友好传统文化与现代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相结合的早期探索。2017年,在“好厝边会所”的基础上,“好厝边”多元解纷平台上线。     

多元调解+速裁一站忒解纷的“北京模式”

2020年1月13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召开北京法院“多元调解+速裁”工作新闻发布会,并发布了十大典型案例。北京高院立案庭庭长杨艳表示,2020年北京法院着力推动“多元调解+速裁”工作制度化、定型化,巩固深化民商事、知产案件在诉讼前端快调速审、后端精审细判的前后端审判格局,破解案多人少矛盾,促进审判质效提升,为人民群众提供便捷高效、低成本多途径的糾纷解决渠道。     

论“调解优先”之利弊

在民事诉讼中,调解作为一种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其优势是显而易见,有目共睹的,然而其作用又是有限的.在司法实践中过于提倡“调解优先”,重调解而轻判决,以及由此衍生的不合理的“高调解率指标”等审判评价制度使得“调而不解”,“案结事未了”等不良现象丛生,既浪费司法资源,又不利于及时解决社会矛盾.本文围绕“为什么要提倡‘调解优先’”和“对‘调解优先’的反思与质疑”两个问题进行理性的思考.     

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信息化建设实证研究:以北京法院“分调裁一体化平台”实践为例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不断加快推进矛盾解纷一体化信息平台建设的步伐,力求形成全业务网上办理、全流程信息公开、全方位智能服务的一站式多元解纷在线运行模式。全国各地法院积极探索,形成不同的实践做法,信息化平台建设从无到有,从单一到全面,取得了很大发展。但是,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信息化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边应用、边总结,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断完善的过程。     

“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宪法审视

最高人民法院将"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确立为我国民事审判的工作原则,学者们对此发表了诸多见解。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既是宪法赋予人民法院的权力,也是人民法院必须履行的职责。强调"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将使审判权的运行偏离宪法的规定,从而破坏国家权力的分工,这不利于我国的法治建设。实际上,在宪法的视野中,"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只能定位为工作指导意见。     

“大调解”视野下法院调解制度的构建

在国家转型的时代,我国社会的矛盾和纠纷日益突出,为有效减少矛盾,大调解机制应运而生.法院调解作为大调解机制的重要一环,由于影响中国法院调解的因素是多样的,使法院在进行调解的操作过程中,有些案件不能及时和合理的得到调解。为了提高法院调解的效率,在大调解的基础上构建法院调解制度,可以采取法院委托调解的模式,来减轻法院调解的负担,从而进一步提高法院调解的效率。     

南迳法庭 让“寻乌经验”之花在辖区绽放

“与当事人添加微信成为好友,相当于案件成功解决了一半。”江西省全南县人民法院南迳法庭庭长赖春文说。常年风吹日晒、行走乡村的赖春文皮肤黝黑。几天前,他承办的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因为被告无法按时从浙江赶回,他通过建立微信群,将庭审搬到线上,最后原告通过微信确认了调解协议内容,法庭出具了调解书。在南迳法庭,线上解纷已经成为工作常态。     

“大调解”机制中法院的角色定位

"大调解"纠纷解决机制在基层实际运行状况如何,法院参与构建大调解机制是否存在必要性,从实然和应然的角度对法院在"大调解"中的地位进行分析,法院的角色定位为"参与者"可能比较合适,在"大调解"机制的运行中承担指导服务和保障作用。     

扎根基层的“调解王”——记河南省方城县法院杨楼法庭审判员顾东升

5年来，他共审理民事案件500余件，无一发还改判，无一错案，无一引发上访。     

广西推行交通事故理赔“一站式”服务 首创全国事故纠纷调解模式

2011年3月3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会同自治区检察院、法院、司法厅、保监局等部门在玉林市召开创新道路交通事故纠纷处置现场会.近年来,广西积极创新道路交通事故纠纷调解机制,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推行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三调合一"的交通事故纠纷调解机制,并在交通事故理赔上实行"一站式"服务,着力化解因道路交通事故引发的各类社会矛盾.     

“调解优先”——一个待证的司法新命题

调解复兴,于今为盛。＂调解优先＂是我国司法实务界于当下推出的一个颠覆性新命题。虽然其是一个美好的司法新命题,但它相对稚嫩,在正当性、实效性和合法性等诸多领域仍需进一步确证。     

出新招“交调委”工作更便民

随着上海市闸北区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逐步拓展，如何使调解工作更便民、更有效，成为闸北区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交调委”）思考的新问题。为此，他们勇于探索、大胆实践，以便民为导向，不断建立完善、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为纠纷当事人提供更加快捷、周到的帮助。     

法院调解的“复兴”与未来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法院调解制度重新获得重视,有再度兴盛之势。法院调解制度是适应国家治理社会需要的产物。国家社会治理战略的调整必然影响法院调解制度的发展。转型时期社会自我解纷能力低下和社会纠纷的特殊性,决定了法院调解制度将继续发挥社会整合与治理功能。而对法院调解的实证分析表明,该制度的"审判权本位"是影响其功能发挥的重要因素。提高法院调解的制度化程度,构建诉权对审判权的制约机制,是法院调解发展的未来走向。     

“诉前调解”与法院的角色

当前,调解——作为社会纠纷解决体系中的一种方式——在审判实践中又一次来到前台,大放异彩,成为当下司法改革中一个绕不过去的议题。本期策划文章,既有给调解以正当化的理论论证,也有从理论视角出发对其回归提出质疑,更有法院在实践中"摸着石头过河",形成了一整套制度试运转以观其成效。促进争鸣,让不同的思想在这里碰撞,最终静看一个相对完备调解制度的"瓜熟蒂落",这正是我们策划的目的所在。     

调解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七字诀”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现代化交通工具(电瓶车、摩托车、轿车等)进入到千家万户,给人们生产、生活带来极大的方便。然而由交通工具增多引发道路交通事故频发,据不完全统计,一个县级市每年发生大小道     

法院“调解运动”之反思——基于两种文明秩序的视角

当下,调解在我国法院大行其道,甚至某些地方大搞调解运动。本文基于文明秩序的视角,对调解制度的产生根源和效用以及当今社会调解运作的方式进行反思。在道德文明秩序中,以调解为核心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有其普遍性适用的文化肌理。在法律文明秩序下,规则中心主义的制度安排压缩了调解机制的存在空间,调解的有效性也受到诸多条件的制约。法院调解的运动化会导致消极强制的效果,削弱民众对法律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