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全球性结盟分裂对抗是当代大国的历史使命——兼议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与实践

传统大国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大国之间结盟分裂对抗,相互争夺世界霸权。不仅其政治关系是分裂的,经济关系也是对抗的,没有统一的协调性制度安排。由此形成的历史惯性,使二战后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构成的两极格局依然具有上述特征。虽然世界大战没有打起来,但美苏两大集团之间始终处于"冷战状态"。随着共生性全球体系的形成,赋予人类命运共同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当代意义,使传统大国关系基本特征存在的依据在减少,传统大国关系历史惯性的动力在减弱,当代大国关系面临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历史性需求和机遇。中国适时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既是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题中应有之意,也是希望给当代世界摆脱传统大国关系历史惯性提供一个共同努力的方向。不仅具有理论与实践依据,而且科学把握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的历史趋向。     

浅析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及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新的国际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思想,兼具"使命意识"、"时代精神"、"创新思维"和"战略意识"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得以形成,并对新形势下的中国外交提供了动力和行动指引,充分引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促进新型外交格局的形成。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在坚持中国特色大国自信和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权益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和实践创新,深化以发展全球伙伴关系为目标的全方位外交格局,确立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引领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并努力维护亚洲地区包括中国周边地区的稳定,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价值观以及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指引下,中国外交已经在诸多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基础和实现途径初探

新型大国关系是冷战结束后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处理大国关系新的战略思维和国际关系的新模式,是在2012年中美第四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由中美两国共同提出的,是加强双方的信任与合作,开辟新型大国关系之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直接理论基础是相互依存理论。新的全球安全理论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理论来源。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实现路径在于推动共同应对公共安全威胁,持续拓展中美两国共同利益,建立中美两国领域广泛的安全互信。     

大国崛起与国际秩序

本文从历史角度研究国际秩序内涵、大国崛起与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并从中引申出政策含义。本文的主要观点是:国际秩序是大国之间权力分配、利益分配和观念分配的结果;国际秩序之争,实质上是权力、利益之争,又主要表现为观念之争、国际机制之争;大国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巨大,大国崛起必然冲击既有的国际秩序,带动国际秩序的变革;20世纪的国际关系集中体现了大国崛起与国际秩序的互动关系,出现了三次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诉求,每次都比前者进一步推动了国际社会的进步;当前国际秩序新与旧、消极与积极并存,正处于转型期。     

冷战时期中间地带的国际互动及启示

冷战时期三种不同等级的行为体,在中间地带形成了三个层次的国际互动关系,即超级大国的全球性战略竞争、次级大国(力量中心)参与的局部性竞争与缓和、地区大国参与的地区性竞争与合作。中间地带的三个层次的国际互动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其中,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在纵向上贯穿整个冷战时期,在横向上扩展到全球所有地区,而次级大国和地区大国参与的国际互动仅限于一两个阶段和一两个地区,即阶段性和局部性。冷战时期,中间地带在组成和规模上是不断变动的,中间地带与次级大国和地区大国之间会发生相互转化,但次级大国和地区大国在根本上难以撼动冷战两极体制。由于中间地带的变动性、多重性和复杂性,在战略认知上,世界大国应当坚持客观和长远态度,在战略选择上奉行审慎和灵活原则。     

大国关系良性互动与新型国际关系构建

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表明,大国关系决定着国际社会的发展方向,也关系着中国的国际环境。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面对"国际关系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命题,习近平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也是对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超越。在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进程中,中国外交特别注重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其核心是大国间的协调、合作以及良性互动,而不是恶性竞争。构建良好的大国关系,必将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国际共生论的视角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国际共生论在中国学界兴起,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理论一个新的生长点。运用国际共生论探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国际体系共生性日益增强的全球化时代,以结盟对抗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大国关系已逐渐失去其合理性,走新型大国关系之路是大国之间的必然选择。目前,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备一些有利条件,同时也面临不少制约因素。中美在经贸、全球治理等领域具有共生性。但双方在政治安全领域仍处于非共生状态,存在较多矛盾和冲突。双方尚未形成全面和足够紧密的共生关系。当前的国际体系中传统大国关系的现实主义逻辑仍占据主导地位,一个成熟的共生型国际体系尚未完全形成。因此,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成需要一个长期、复杂的国际体系进化过程。在这一进化过程中,中国不能做一个消极的等待者,而要做一个积极的"施动者",促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早日成为现实。     

对新型大国关系的一种解读

大国和大国关系属于历史演进中的概念,也是国际秩序得以维持的国际制度。中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主要出于防御目的,希望能够和平崛起、在国际社会中得到应有的尊重,以及为维护国际秩序发挥自己的作用。新型大国关系能否建立,关键在于美国是否真正接受中国的崛起,中国是否被接受为具有合法性的大国俱乐部成员,参与国际规范和规则的制定和修改,同时也取决于中国自己的战略选择。     

划时代变迁中的大国关系

当今世界的大国关系进入一个崭新时期,这既不同于前两个世纪的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化,也不同于更早之前的前现代的古典时代。现代化、工业化和官僚化的核心国家越来越多,遍布全球,许多人口众多的国家也位列其中。始于19世纪30、40年代的西方霸权,在21世纪初期归于终结。世界也从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化演变到一个权力分布更为分散的"无中心的全球化"。在这一时期,若干新形势、新特点将影响大国关系:权力和地位分布更为分散、暴力的概念有所变化、意识形态光谱窄化、稳固的国际社会、广泛的全球性问题,以及认同的复杂化。为此,未来的大国行为应为非霸权化、负责任及在意识形态上保持谦卑态度等。     

引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正2013年,中美在建设新型大国关系这一目标上达成基本共识,接下来双方要做的就是具体推进这一进程,充实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作为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的首倡者,中国应该通过以下举措积极引领和推动这一进程。首先,中美在亚太互动要提倡创新思维与行动。中美要发展新型大国关系,首先都要谋求成为新型大国,包括要持有开朗的心态     

论影响中亚安全新格局的大国因素

中亚以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丰富的战略资源以及复杂的民族、宗教关系表现出高度的战略价值,历来都是大国角逐的地方。"9.11"事件后中亚地区的经济和安全环境以及各种利益关系变得极其复杂,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活动的猖獗、外国驻军中亚、生态环境恶化以及大国的角逐都是中亚地区不稳定的因素,使该地区的格局变化莫测,也使中国西部安全环境复杂化。在一定程度上说,安全新格局是中亚地区政治、经济新秩序形成的重要前提。     

“比异”齐飞?——对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认识与思考

尽管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提出的一个概念,但中美自建交以来就一直在摸索构建一种新型大国关系。学术界围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讨论多从"求同"视角出发,力图通过发掘两国关系中的共同因素和交集所在,推动合作潜力和空间的扩大。这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思考途径。然而另一方面,中美两国的差异性却不可低估,有些差异甚至是根本性的。突出差异并非否定两国合作的可能性,而是强调在正视和摆正差异前提下如何深化合作。因此,中美之间既要求同,也要比"异"。求同是为了寻找共同合作的基础,比"异"是为了使各自更冷静地思考自己和对方。实际上,在比"异"的基础上求"同",也正是40多年前《中美上海公报》得以签署的智慧所在。恰当的"比异",正好可以看出两国的优点和不足,进而为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尊重奠定基础。     

新型大国关系的内在文化逻辑及对“中国梦”的三重意涵

面对中国正逐步从全球大国走向全球强国的现状,西方学者惯于用权力转移理论的"大而必霸"逻辑设定来探讨中国崛起可能导致的大国间权力再分配,以及由于国际体系中公共财富的再分配所引起的大国冲突,甚至是霸权争夺战。然而,这一理论假设更多是从系统层次即中国崛起的外部国际格局的分析所得出,缺乏对决定中国国际行为的内在逻辑起点——文化传统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以"和"为精髓的儒家文明及对其有所扬弃和重塑的"和谐"理念一方面昭示了中国数千年崇尚"以和为贵"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并非权宜之计的逻辑起点。因此,中国在承认大国间存在战略竞争的同时提出了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以实现大国关系的平稳发展与互惠互利。这实际上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一贯立场的体现,更是中国崇尚"以和为贵"文化传统的现代重塑。同时,它还承载着契合中国人内心深处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中国梦"的对外解读,及营造国际环境实现"中国梦"、并向世界推介"中国梦"的时代重任。     

迈向世纪性的权势转移——中美关系的新型政策路径

中美两国在经历一场具有世纪性意义的经济权势转移的同时,各自都通过在亚洲建立各种联盟和加入贸易集团而实施着自身的再平衡战略。但不同的历史传统、经济发展轨迹和战略目标使得中美这两个大国在亚洲的再平衡方式截然不同:美国加强了与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合作,而中国继续深化国内改革并在东南亚和南亚实施再平衡战略。需要指出的是,对新型"欧亚挑战者"的担忧已经过时。尽管中美都试图在亚洲建立有利于自身的贸易和投资集团,但建构新型大国关系在中国和美国都既有其国内动力,也有其国际动力。中美两国的政策方法表面上看是相互排斥的,美国政策大致是归纳式的,而中国的政策则总体是演绎式的,但两者在某些领域的确存在交集。为了务实地发展两国关系,中美必须学会在某些领域携手合作,虽然在另外一些领域可能是竞争对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构需要创新、务实、有力的政策路径。     

秉持“只争朝夕”精神:积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既是历史的可能,也是两国现实利益的需要。但是,由于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冲突的概率较高,中美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前景仍存在较大变数。因此,中美两国应不失时机,主动采取必要措施,力图使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可能变为现实。具体而言,两国应优先在下列五个方面积极推动合作:经贸关系、军事交流、网络安全、朝核问题和气候变化。     

“新兴大国与国际体系转型”学术讨论会会议综述

<正>2010年1月22日,"新兴大国与国际体系转型"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举行。来自外交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石油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等机构的官员、学者共18人与会。会议集中讨论了四个议题:"新兴大国合作的理论与政策思考"、"新兴大国与国际体系转型的互动"、"新兴大国各方态度与合作前景"和"中国的作用"。     

冷战后中美关系定位演变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

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定位一波三折,甚至大起大落。双方既达成过"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共识,也险些从"战略伙伴"蜕变为"战略竞争者"。中美关系定位之所以不够稳定,与双方在认知和战略上的差异密切相关,同时也受到两国关系中其他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中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尝试虽然没有成功,但对如今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仍具有启示作用。首先,不能对复杂的中美关系作简单的"标签化"定位。其次,要重视两国在相互认知上的差异,做到知己知彼。再次,要运用底线思维,力争中美关系的主导权,做到有备无患。总之,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会一帆风顺,我们要从冷战后中美关系定位演变中汲取经验教训,避免重蹈上世纪末中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覆辙,力争使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成为未来中美关系的新常态。     

中美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差异及中国对美政策

<正>中美应当共同致力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2012年年初以来,由中国领导人提出、美国领导人做出回应的重大议题,两国领导人就此达成了如下基本共识:21世纪的中美关系必须避免大国对抗和零和博弈的历史覆辙,切实走出一条新路。按照中方的说法,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     

法国从文化大国到政治大国的发展路径

法兰西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民族,法兰西民族对世界文化的繁荣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法国被公认是一个文化大国。法国是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之一,也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拥有重要的国际影响力,法国也被公认是一个政治大国。分析和研究法国从文化大国到政治大国的发展路径,其中不乏启示和借鉴的意义。     

新兴大国对G20议程的影响——兼论中国在议程塑造中的外交作为

自G20实现升级转型以来,新兴大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获得了与发达国家平等的对话机会。通过参与对话,新兴大国可以影响G20议程,进而影响全球经济治理的模式选择和改革方向。G20议程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新兴大国的影响?本文以BRICs/BRICS峰会宣言、G8峰会公报和G20峰会公报的比较结果为依据,评估了新兴大国对G20议程的影响。评估结果表明,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议题上,新兴大国对G20议程具有相对较强的影响;在消除贫困与发展援助、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两个议题上对G20议程的影响力相对较弱。在其他议题上,没有证据表明新兴大国对G20议程具有独立影响。新兴大国之所以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议题上具有相对较强的影响,有两个重要原因。其一是美国对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持支持态度,其二是中国发挥的积极作用。这充分说明,在自身综合实力快速增长和外部条件基本具备的条件下,中国外交有更大的积极作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