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法制建设:财税改革之逻辑前提和制度保障

财税是国家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法治财税堪称奠基石,而法治发挥作用的关键是良法善治。财税体制在治国安邦中发挥着基础性、制度性、保障性作用,因此,财税体制改革是立足全局、着眼未来的制度创新,其成功与否将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财税法律制度建设是新时期财税改革的逻辑前提和制度保障,立法在先,用法制来维护财税改革的合法性、正当性、公平性,使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有效推进各项财税改革的顺利进行,最大限度地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活力,增进人民福祉,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长足进步。     

新世纪新阶段我国财税法律制度的完善

自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财税体制改革以来,财税制度逐步完善,但财税改革正处在深化过程中,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在新世纪新阶段里,改革和完善财税法律制度必须加快进行。     

论我国“分税制”的宪法性质

我国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的目标是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建立起制度化的财税分权体制,然而时至今日这一目标并未实现,改革的结果演化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税分工,导致这一结果的根源在于我国缺乏宪政国家意义的地方自治制度这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联邦政府与组成部分政府）财税分权的制度基础。或许具有高度地方自治性质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能够作为实现我国未来分税制改革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财税分权目标的制度前提。     

理财治国视阈下财税改革的法治路径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与"理财治国"观念一脉相承。在现代国家,法治构成了国家运行和发展的基本轨道,因此,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从本质上看就是国家治理的法治化。从整体主义视角出发,财税改革与财税法治密切衔接、相互配合,堪称国家治理的两大核心要素,共同铺就了建立法治化的现代财政制度的必由之路。将《三中全会决定》、《四中全会决定》以及其他中央文件结合起来看,便可管窥法治框架下的财税改革整体方案和行进路线,其需要从财税立法、财税法律实施等角度着力构建,并且以机构设置的改善、专业人员的充实为内部配套,以政治体制的优化、经济体制的升级为外部保障。通过明确和坚守财税改革的法治思维,能够有力推动我国财税法治体系的全面形成和顺畅运行,进而切实增进民生福祉、保障纳税人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我国开征物业税立法模式的选择

物业税是财税体制改革的产物,意图革新我国财税体系和整合现行税种。但是,目前物业税依然存在着一些不能忽视的问题,如相应配套制度的缺乏,税收征管水平的滞后等等。由此,综合思量我国现行财税体制的现状以及财税改革的未来预期,采取特别财产税的混合分离模式将是最优选择。     

域外财税法学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在市场经济和法治较为发达的国家,财税法往往相对完善,这不仅表现在财税立法、执法和司法上,也表现在财税法的教育和研究上。质言之,财税活动自国家产生之日就已存在,并在现代受到民主、法治等理念的深刻影响,在理财治国中发挥着系统性的作用。域外财税法学一直遵循独立的发展轨迹,尤其以税法为核心建构起了成熟的法律框架和教学体系。而财税法学在中国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新兴学科,亟需厘清自身的性质和定位,围绕公共财产的收入、支出、监管展开制度构建,才能有效地推动财税改革和法治建设。同时,与欧美、日本等国相比,中国财税法学人地提出了"财税一体"的广阔视野,从而为财税立法和财税法学的后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财税法治的破局与立势——一种以关系平衡为核心的治国之路

身处大国转型时期,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并非仅仅与经济层面上的公共财政相关,而是在于法律制度构建尚不完善、法治理念贯彻不够深入,在于系统性改革中财税法治的缺位和薄弱。财税法治可以称得上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核心环节,如果灵活、有序地运转起来,必然能够温和、稳妥地推动政治、社会等各项改革的整体进程。因此,在法治建设和改革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财税法治是富有活力、充满智慧的"大国之道",这就要求我们把握财税法作为公共财产法、纳税人权利保障法、收入分配正义之法的价值意涵,着重处理好国家与纳税人、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中央与地方等三重主干的权力(利)关系,将权力制衡、维护人权、公平平等、民主参与、财政自治等理念融贯思维之中,从而为财税法治的上下求索行"破局"和"立势"之功。     

后土地财政时期减支增收的财税法律规制

后土地财政时期出现的财税现实困境暴露出过往经济发展失衡的问题,究其根源,无疑是现存财税制度的供给无法有效应对后土地财政时期的预期。面对财税领域特别是地方财政增量减少的窘况,并不能一味以外延式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方式来解决。应以财税制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指导,转变“全能政府”的传统观念,运用财税衡平理念和理论,强化内涵式减支增收财税法制供给与实施保障。只有矫正过往稀缺财税资源粗放使用的痼疾,使财税资源集约化配置,才能产生有效率的高质量经济发展功效。应通过财税衡平法律机制的纠偏,优化财富分配的社会实质公平效能,最终实现新时代社会和谐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想目标。     

城乡多维互动改革与发展法制研究——以财税法制研究为视角

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化解二元结构的改革与发展的系统性试验工程,此举已然跨越了基层乡镇后农业税时代的财税桎梏,以期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创新、拼缝与叠加优势推动城乡统筹发展,使后农业税时代的乡镇财政困局在一个厚实而宏大的背景中实现城乡社会结构功能耦合的稳态社会目标。践行此目标无疑应是多维度透视城乡分隔渐行渐远的脉络与因果,进而"破门拆墙"拉近城乡距离,并依赖财税法制变革的管径,运用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的积极再干预理念和社会结构理论的内生动力,推动城乡多维统筹互动发展,而不是无视历史沉疴单向度地推行经济或财税或户籍等制度变革。     

“营改增”效用的税法评判:以税收正义为中心

税收正义是税收立法、执行和司法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追求,同时也是一种判定税制设计及运行是否合理与正当的价值基准抑或分析工具。营改增作为税制改革的重要一环,不仅具有避免重复征税、完善抵扣链条、实现企业税负降低的积极功效,其践行增值税税收中性的品格更是有助于匡税收之本原,正税收正义之名。截止目前,营改增既有显著成绩的取得,亦有诸如税负不公等有违税收正义之处。以税收正义审视和省思改革有利于保障改革的合理化与正当化。财税法治、国家治理与税收正义高度耦合,"营改增"改革应以财税法治进行制度保障,以国家治理思维改进社会管理方式,通过完善税率设计、税收比例和税收优惠措施来寻求税制改革的正义解,实现并保障税收的正义性。     

公共财政与财税法律制度的构建

公共财政是构建财税法律制度的基石。公共财政的核心,是满足社会公共之需要,其本质是纳税人有权在国家经济活动中参与决策、参与管理、参与监督。推进和完善财税法律制度建设,应当重视财政民主、财政法定、财政平等、财政健全等原则,从而实现财税法律制度的和谐。     

整体观视野下社会主要矛盾的化解与财税法治的回应

中国传统的整体思想中蕴含的求同存异、相克相生、追求和谐之美的整体哲学与西方注重清晰差异、非此即彼,寻求原子之真的整体观念迥然不同。它对于解释和解决新时代中国的各种问题仍然有着现实意义和践行价值。在中国,财政概念的内涵已经扩大,财政的功能已经拓展,财政已经升级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税法治建设也将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紧密相联。越来多的学者不再囿于将财税法视为宏观调控法的组成部分,开始以更广袤的视野重新检视财税法。因此,在新时代,以整体观来解释和化解社会主要矛盾,财税法必然有担当。在整体观视野下完善财税法律制度,应从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和全面布局财税制度改革着手。此外,面对全球减税浪潮,财税法治改革也需要高度关注全球财税动态并适时调整和回应。     

产权转让8大问题将重点查处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说，针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和面临的突出问题，2004年要着重推进以下主要领域的改革：一是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二是加快推进农村税费制度改革，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加快土地征用制度改革，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立健全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的机制。三是深化金融、财税、投资、价格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四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公共财政与财税法律制度的构建研究

公共财政的根本目的是满足社会和国家公共发展的需要,因此财税法律在制定时需要纳税人和各纳税主体参与.在制定财税法律制度时应重视平等、民主、稳健等原则进而使财税法律制度能够得到有效的落实.     

宪法框架下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意义、重点与挑战

财税体制改革具有积极的宪法意义:预算改革有利于强化对国家权力的约束;税制改革能够促进公民权利保障和社会公正;事权及支出责任划分有助于央地关系的法治化和规范化。本轮财税体制改革的挑战一方面来自民主性缺失导致的改革动力不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改革的政策导向致使其不能完全满足法治原则的要求。未能从宪法的高度认识中国的财税体制,从而没有以宪法原则为指导,是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最大问题。     

房地产的财税法调控研究

对房地产调控的税收措施相对比较完善,但"土地财政"却消解了部分税收调控作用。要改革财政体制,在体制内增强地方财力,改变地方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取消对个人自住房产免纳房产税的规定,强化土地增税清算、完善并严格执行"二手房"交易相关税收政策,降低房产交易价格,抑制投机购房,发挥财税制度对房地产的调控作用。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视野下的制度创新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对制度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要求。当前,我国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存在着政府职能错位、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善、财税政策安排不利等一系列制度障碍。为适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需要,必须调整制度内容,完善制度体系,加快制度的改革和创新。     

宪法学视野中的中国财税体制改革

正国家财税制度乃分割国民财富之利器,亦为实现社会正义之天平。《决定》第五部分明确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并从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等三个方面,清晰地叙述了未来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内容,以及财政国家转型的基本路径。①一、"硬预算约束国家"理念的确立20世纪80年代,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曾经提出"软预算约束"的概念,他认为:"如果预算约束的软弱无力已经很普遍,它就会像癌症一样在经济中扩散,造成极大的破坏"。②尽管预算平衡是世界各国财政     

94“法制建设年”展望——写在八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之后

不能不说,1994年将是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一年:这一年,中国将相继出台并实施财税、金融、投资、计划、外贸体制以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多项重大改革;这次改革的成败,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财税改革的政策演进及其内含之财税法理论——基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重要政策文件的分析

本文以党的十八大以来有关财税改革与财税法治的八个重要政策文件为样本,展现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中央高层是如何高度重视财税改革和财税法治.通过梳理近10年我国财税法学界所提出的“理财治国观”“公共财产法理论”“财政控权理论”“分配正义理论”“税收法定理论”“领域法学理论”等理论主张与中央这些重要政策文件的契合点,进而分析我国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政策演进及其内含的这些财税法理论的关联性,强调坚持问题导向,理论联系实际,着力发挥财税法理论对财税改革实践的引领、推动和保障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