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语境下行政案件司法权运行探究——以司法权运行场域为视角

于司法权运行场域之视角,行政案件协调和解是一种"会场司法"模式;"从‘剧场’到‘会场’"象征着我国行政案件司法权在两种不同空间场域先后运行之时空路径和"仪式与非仪式结合运行"之理想类型,反映着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权力与权利关系结构。"会场式司法"是自治本位和纠纷解决型而非传统的政府本位和科层型司法,展现着民主、合意、开放、和谐的司法权形象,是对基于传统行政诉讼理论所建构的"剧场式司法"程序及其价值的解构,但其制度性弊端和运作不当之风险决定应按正当程序标准进行重构:在价值构造上实现程序之内在价值、直接外在价值及衍生价值的统一;在规范形态上具备形式法治之外观与实质法治之内涵。     

On the Mot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Trial Power in the Context of A Harmonious Societ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judicial place

于司法权运行场域之视角,行政案件协调和解是一种“会场司法”模式；“从‘剧场’到‘会场'”象征着我国行政案件司法权在两种不同空间场域先后运行之时空路径和“仪式与非仪式结合运行”之理想类型,反映着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权力与权利关系结构.“会场式司法”是自治本位和纠纷解决型而非传统的政府本位和科层型司法,展现着民主、合意、开放、和谐的司法权形象,是对基于传统行政诉讼理论所建构的“剧场式司法”程序及其价值的解构,但其制度性弊端和运作不当之风险决定应按正当程序标准进行重构:在价值构造上实现程序之内在价值、直接外在价值及衍生价值的统一；在规范形态上具备形式法治之外观与实质法治之内涵.     

法治评估主体的模式探析

法治评估主体是指组织、发起、实施以及参与法治评估的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公众等,它是法治评估不可缺少的构成要素。法治评估主体模式一般划分为三类主体:一是组织与发起法治评估的主体;二是实施具体法治评估过程的主体;三是参与法治评估过程的主体。法治评估主体模式与法治评估相伴产生,但因其性质,不同类型的法治评估主体有着不同的价值倾向,对法治评估结果产生直接而重要的影响。在我国法治评估的主体模式存在组织与发起主体的内部性、实施主体的非独立性、参与主体的非周全性等不足,需要建立独立第三方作为评估的发起与组织主体、各种专业领域的专家组成的评估委员会或评估小组作为评估的实施主体,扩大公众参与的范围,引入独立民意机构参与评估等制度,完善我国的法治评估的主体模式,推动法治中国建设。     

中国量化法治实践中的指数设计——以法治政府指数与司法公正指数的比较为中心

量化法治有助干政府和法院对照既有的法治标准寻找差距,从而找到法治社会建设的着力点。法治政府指数和司法公正指数是量化法治的两项重要指数。中国在这两种指数体系的设计思维上体现出同构性的特点。但法治政府指数和司法公正指数所秉持的设计思维,并不具有逻辑结构的同构性,而应该是在法治精神的指引下,根据政府和法院工作的特殊性,采取不同的设计思维。具体而言,中国的法治政府指数设计,需要强化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划分、尊重公民权利、政府的行政效能以及国际规则的遵守等四方面内容;中国的司法公正指数设计,需要强化法院独立办案,改判率、发回重审率和服判息诉率,特定人群诉权保障等方面内容。     

挫折与修正:风险预防之下环境规制改革的进路选择

风险预防作为基础性原则正在主宰着法律体系的变革路向和精神维度,引导着环境规制从危险规制向风险规制转变。在环境规制实践中,风险预防存在纲领规定模式、规范裁量模式和制度规范模式三种适用类型。环境规制的格局正围绕着它们不断地调整、改进,但也在规制立法和规制实施层面呈现出阶段性挫折的一面。这种挫折的根源在于当前的环境风险规制采取了一种封闭式的技术规范进路。对此,应借助商谈式程序进路对其进行修正和补充,确立以"规制立法+规制决策+规制商谈"为主轴的环境风险规制新范式。在风险预防之下,这种双重复合进路对我国的环境规制改革实践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国际法治评估中的技术政治及中国立场

法治评估是当前全球治理的重要工具。法治评估承袭了西方实证主义治理传统,代表了法学的数学化转向,被认为具有去政治化的技术中立特征。但在理论上,由于法治概念的本质可争议性、指标丢失社会信息细节、测量依赖感知性数据和结果解释的不确定性等问题,国际法治评估难以避免价值判断和政治偏见。在实践中,评估技术实质上嵌入了隐性政治权力结构,其形式包括软性权力支配、单向的政治意识形态输出和实质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使得国际法治评估有可能蜕变为一种技术政治,成为西方国家的政治规训工具。应当扭转当前我国在国际法治评估场域的不在场状态,提供国际法治评估的中国方案,表达我国鲜明的政治、理论和技术立场,以消解西方技术政治,提高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也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近些年,中国法学正依循着"知识—文化法学"的进路前行;法学研究越发成为疏离社会现实而自闭、自洽和价值自证的文化活动。受此影响,中国法学对法治实践的贡献度和影响力正不断减弱。形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法治实践并不完全符合法学人对法治的愿望和期待,从而导致一部分法学人放弃对法治实践的关注和参与。本文认为,中国实行法治的主要难点在于,传统法治理论以及西方法治模式中被认为具有普适性的某些原理、原则以及制度遭遇到中国具体国情的挑战。因此,中国法学应当立基于"法治的中国因素",直面中国的法治实践,对在中国这片土壤中如何实行法治做出自己的回答,为中国法治的创造性实践提供应有的智慧。     

法治的“魂”与“形”——兼谈法治与德治的区别与关联

法治的“魂”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通过价值理性、价值真理的视角发现法治作为固有 价值、构成性价值的本来涵义，即以规则之治为载体，以宪法和法律至上为基本原则，以严格实施法律 规范、程序与制度为存在形式并以公共政治的规范化为实质；二是指赋予法治以神圣性的价值基础，它 作为“道”，体现为法治捍卫公民的自由，保护共和国全体公民的人权和尊严。法治的“形”指法治的 形式性，它使法治具有生命。它的出现在我国具有历史基础，但它的实现需具有独立人格的公民达成 共识、需要人们有意识地进行制度建构及社会的健康发展。法治的“魂”与法治的“形”二者之间关系 密切，法治的“魂”赋予法治以“形”。法治与德治在规范方式、形成方式、内容、表现形式、实施方法等多 方面均存在不同，它们各有其特定的涵义和功能，在国家治理中发挥各自独特的重要作用并相互促进。     

中国法治的自主型进路

我国正处于法治进路转型之中，亦即从偏重于学习和借鉴西方法律制度和理论的追仿型进路转向以适应中国国情、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目标的自主型进路。在这种转型中，必须对法治理论和制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予以审慎的思考与辨识，在充分考虑我国基本国情及其对法治的影响基础上，形成深化法治的主导思路，高度重视可能出现的某些偏失，避免局部性、阶段性的始乱终弃。     

民事诉讼立法预期与运行效果的背离及修正——以《民事诉讼法》新制度实施状况为范例的分析

《民事诉讼法》在地方法院运行中存在着"软执行"现象。辩证地看待法定制度被搁置、规避、改装、误用等千姿百态的操作惯例,反映出立法预期的非实践性弊端。修法后新增制度的尴尬运作,表现为低频适用与运作偏差两种类型。程序非正常运行的外生因素,主要是程序规则建构的粗犷性与架构性、司法自由裁量权与绩效考核制度、基层司法官的智识与司法偏好以及建构论唯理主义的立法模式。运行效果不佳局面的修复,虽然最终还需期冀于制度的设计,但当下的修缮作业应当是在民事诉讼法学研究方法论上逐步重视实证研究、秉持民事诉讼的精细化立法理念、尝试民事诉讼的试验主义立法进路。     

“利益衡量”理论发展源流及其对中国法律适用的启示

"利益衡量"是在法律形式主义的对立面上被提出的,用以指称那种在具体案件的背景下,比较权衡系争利益并做出价值判断的过程或方法。利益衡量理论在以德国为代表的欧陆国家出现并发展起来,其他法系国家也在批判法律形式主义的基础上形成了相关的理论。各国的衡量理论大致呈现出事实论和规范论的两种倾向性。规范论的衡量进路体现了司法衡量需要同时关照规范和事实两个维度,更重要的是它强调了法规范及规范体系性的价值。鉴于中国法学研究和司法实务在形式理性、逻辑分析及精确思维方面的欠缺,所以采取以规范分析为进路、围绕规范而展开的司法衡量方法,对于中国法治的发展和司法公正而言尤为必要。     

论法律制度激励功能的分析模式

激励功能是法律制度的主要功能之一。对于该主题的探索有助于深入研究并建立激发活力和创造力的法律机制，实现科学立法。在探索法律制度激励功能的进程中，存在经济学与心理学两条不同的学科进路与基本模型，结合这两种进路和模型，产生了学术研究上不同的理论进路。立足于法学的学科特点，总结并借鉴现有的研究成果，一种跨学科的综合分析模式被提出来，用以全面展现法律制度激励功能的完整运作过程。     

新社会阶层协商性政治参与研究

新社会阶层由于其参政能力与参政意愿与原有社会阶层相比处于相对不利地位,同时,新社会阶层在政治参与制度的公平性上与传统社会阶层相比也存在着制度性失衡.协商性政治参与模式的提出,一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法治文明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对于建构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促进阶层和谐有着重要意义.     

生态法治的整体主义自新进路

作为民族永续发展的目标模式,生态文明需要在理念与制度层面提供适配的法治保障.以自由资本主义启蒙运动价值传世的个体优位制度供给模式,已无法回应生态文明的秩序期待.以社会优位为价值导向的整体主义法治实践模式同生态利益的整体性保护需求之间具有科学上与法律上的适配性,应成为生态文明语境下生态法治自新的适切进路.     

公共卫生法治的自反性现代化境遇与因应

自反性现代化认知框架下，公共卫生法治的变革是由演进中的风险社会这一宏大话语或叙事主导的。中国式自反性现代化独具的多重自反性，造就了公共卫生风险的结构性悖反、时空远距化、主观建构性等特质。对公共卫生法治的解构与建构应秉持追求生存安全性和社会控制的价值理念，倡导通过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进行高效防控。具体的实现进路是：首先基于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考量，从公共卫生法治顶层设计上重新审视和评估现行相关法律法规的实施绩效，建立科学高效、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相统一的网格状公共卫生法律体系；其次要打造安全型政府，强化激励性规制机制的效用，并合理平衡应急状态下公权与私权的关系，坚决维护国家公共卫生安全和社会稳定；最后须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导向，熔铸公共卫生安全的复合治理机制，凸显公共卫生风险文化建设和国际合作一体化。     

“效率优先”立法进路的形成、表现及简评

"效率优先"的立法进路在改革开放后发挥了特定的历史功用,同时也留下了一些弊端。本文从法治缺失的教训、变法模式的需求、立法的紧迫需求、立法资源的短缺的角度探讨这一立法进路的形成原因,并考察其在立法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同时给予其简要评述。     

论表达自由与审判独立

本文针对自由与法治之间的矛盾关系 ,取司法独立审判权和表达自由作为考察视角。表达自由与司法独立审判权作为宪法价值体系中二个独具特色的价值层面 ,总体上具有一致性。然而 ,表达自由与司法独立审判权因其在宪法价值体系中的价值取向不同 ,二者仍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 ,反映出自由与法治存在的深层次紧张关系。如何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 ,保证其有着合理的张力 ,有利于二者价值的实现 ,遂提供一套制度性保障机制是必要的。本文拟从制度层面对其进行正当性与合法性设计 ,设定其基本制度、处理原则和组织形式。     

研究进路、理论资源与政治特性——基于市场社会与市民社会的比较分析

基于同一的市场研究进路,但因不同的理论取向与场域,导致两者与国家的关系呈现出亲缘性与对抗性的二元差异,使得两者表现出迥异政治特性。     

第三方法治评估场域及其实践逻辑

第三方法治评估作为对内部评估的优化而得以提出,且以倒逼政府工作为初衷,然而实践结果却是日渐形式化。运用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对第三方评估场域及其微观运行予以反思研究可以发现,第三方法治评估场域尚属新兴场域,且具有开放性、同构性、斗争性等特征,而在此生态环境下评估专家、行政主体、公众在行为策略的选择上均偏保守,彼此间形成制约模式。而要突破当下的实践困局,需正确认识第三方评估的性质与价值、科学界定评估受托方的权责、打破多元主体的传统惯习,并建立有效的接纳机制。     

内幕交易规制的立法体系进路：域外比较与中国选择

内幕交易监管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世界各国规制内幕交易的立法体系可以归纳为信义进路与市场进路。信义进路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拓宽信义义务人范围边界与判断其交易主观状态的历史;市场进路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限缩或废除内幕交易认定的主体与主观要件与完善内幕交易客观构成要素的历史。中国资本市场内幕交易难以禁止的现实困境,实则是内幕交易行为构成体系逻辑混乱的一个映射,并已对内幕交易行为认定与责任追究构成妨碍。就内幕交易规制立法体系变革方向而言,我国目前不宜引入信义进路,而市场进路或许更适合我国法制传统和资本市场实际。在市场进路指引下,任何不当使用内幕信息的行为皆应被认定为内幕交易,废除现行法中关于内幕交易行为构成的主体要件和主观要件,同时完善客体要件和客观要件,既能推助内幕交易规制立法的功能实现,又可彰显证券法的核心宗旨和基本原则,或为契合本土实际并体现世界最新立法趋势的内幕交易立法改革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