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说的衰微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创立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家学说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即与中国实际、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取代儒家学说,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思想,是五四运动以来思想进程的必然结果。近代中国西学东渐,儒家学说衰微,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创立的历史,清醒地告诉人们:中国需要继承和发扬儒家文化的优良传统,但不可能再以儒教治国,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道路,是中国哲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传统政治思想对毛泽东民主理论的双重影响

毛泽东的民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学说在中国实践中的具体运用 ,是马克思主义民主观与中国革命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同时 ,毛泽东的民主理论也受着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深刻影响 ,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精华与糟粕并存的状况 ,对毛泽东民主理论的形成造成了双重影响。一毛泽东在深刻把握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 ,汲取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精华 ,使得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学说具有了鲜明的中国特色。毛泽东的民主理论既是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学说中国化的结果 ,也是对传统政治思想进行现代转换的结果 ,这种现代转换主要…     

扬弃传统政治文化 构建中国现代政治文化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这一概念是80年代开始形成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从现代西方政治学说引入“政治文化”概念,发展形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这一概念。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却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人类历史上作为一种成熟的、有渗透力的传统文化,是从中国几千年来的社会发展中生长出来的政治心理和政治价值的总沉淀,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各种思想、理论、观念的集结。     

红军长征目的地考略与"西北学说"的历史性破产

"西北学说"是大革命后期由鲍罗廷等提出的挽救中国革命的一项策略思想,其核心观点是"中国革命只有到西北建立军事基地才能取得成功".通过对1934—1935年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长征过程中对战略转移目的地取舍的历史考略和选址原则的分析,可以得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长征伊始并没有事先计划把革命落脚地选在陕北,而是先后经过了北上湘西、初定川黔、再定川西、最后落脚陕甘四个阶段的动态调整,中共中央和工农红军最终确定在陕甘地区落脚是当时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而,中共中央和工农红军转移陕北并取得民主革命的不断胜利,并不是贯彻"西北学说"的体现,也不是"西北学说"关于中国革命只有在西北建立根据地才能取得胜利的历史印证.把红军在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进而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视为是"西北学说"于中国革命之必然,实际上是典型的意志裁剪论、外力决定论和历史宿命论,从而必将陷入是非颠倒的历史虚无主义、主客倒置的历史唯心主义和动静混淆的历史先验主义,从而得出关于中国革命的错误结论.     

当代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建设和发展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新中国之所以在民族自治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其思想理论源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民族理论,其社会历史条件主要是历史上国家长期统一、中华各民族相依并存,民族分布"大杂居、小聚居"的基本格局,特别是新中国的成立,人民当家作主,为实现民族平等团结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重要内容和制度保障。     

红军长征目的地考略与“西北学说”的历史性破产

"西北学说"是大革命后期由鲍罗廷等提出的挽救中国革命的一项策略思想,其核心观点是"中国革命只有到西北建立军事基地才能取得成功"。通过对1934—1935年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长征过程中对战略转移目的地取舍的历史考略和选址原则的分析,可以得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长征伊始并没有事先计划把革命落脚地选在陕北,而是先后经过了北上湘西、初定川黔、再定川西、最后落脚陕甘四个阶段的动态调整,中共中央和工农红军最终确定在陕甘地区落脚是当时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而,中共中央和工农红军转移陕北并取得民主革命的不断胜利,并不是贯彻"西北学说"的体现,也不是"西北学说"关于中国革命只有在西北建立根据地才能取得胜利的历史印证。把红军在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进而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视为是"西北学说"于中国革命之必然,实际上是典型的意志裁剪论、外力决定论和历史宿命论,从而必将陷入是非颠倒的历史虚无主义、主客倒置的历史唯心主义和动静混淆的历史先验主义,从而得出关于中国革命的错误结论。     

学习“以德治国”重要思想笔谈儒家“德”思想的历史启示

儒家德治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主流学说,规约着历代封建统治者治国安邦的政治走向,迤逦至宋代,形成了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其"合理内核"对我们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建党学说的影响

毛泽东建党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与中国党建实际相结合的结晶,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建党学说的直接理论来源.但是,毛泽东是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国土壤中成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他以后革命生涯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正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把握使他真正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科学、合理成分经过继承、改造和升华,已经成为毛泽东建党学说的有机组成部分,使他的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具有了"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一位哲人说过人不能超越历史来塑造自己.毛泽东正是批判地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琼浆玉液才丰富和完善了他的建党学说.     

韩非子政治哲学刍议

当代中国政治实践深受"儒表法里"政治文化的影响。为此,需要从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内在灵魂四个方面重构韩非子法家政治哲学逻辑框架,并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反思对法家学说的传统看法,重新评估其理论价值;在此基础上,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主题,发掘其当代价值。     

新时代党的领导制度建设的依据、路径与意义

新时代党的领导制度建设是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耦合,是中国以制度优势增强制度自信、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的关键。基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理论依据、中国共产党探索领导制度建设的历史依据、国家建设的现实依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推进政治领导制度建设、以意识形态建设为切入点推进思想领导制度建设、以"党组织嵌入"为方式推进组织领导制度建设,将党的全面领导原则贯穿于国家治理中。这些实践举措有助于在发挥政治领导本领中增强党的全面领导能力,在优化党的领导机制中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在完善国家制度中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     

论董仲舒的政治改革思想 ——兼论其天道观的德治本质

本文结合具体的历史背景分析董仲舒的“天道”观和“王道”论的具体内容及其相互关系，揭示其政治思想的改革本质。董仲舒虽然是个唯心主义的哲学家，但却是中国早期封建社会中杰出的政治改革理论家。他的政治学说，尽管存在历史的、阶级的局限，并带有某些神秘甚至荒谬的成分，但其主流方面继承了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与道德人文精神，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代表了解放生产力的方向，顺应了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因而在本质上是进步的政治学说。     

传统政治文化对现代中国政治的影响

传统政治文化在中国传统政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其中,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主要内容的儒家学说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传统政治文化不仅在当时造成了震撼的影响,而且对现代中国政治经济的繁荣与稳定也起了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于是,研究传统政治文化的历史影响就成为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中国的成功要从“政道”二字找根源

<正>中国的国情和文化与西方国家迥然不同,也因此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思想和学术。如果套用西方概念和学说来讨论中国的事情,往往隔靴搔痒、说不清楚,甚至出现误读。在政治思想领域,中西方关注的视角也有很大差异。对此,有学者做过专门研究,提出西方学者比较关心"政体"问题,而中国很多学者则关心"政道"问题。西方不少学者认为政治生活中"政体"是最重要的,因而重点讨论权力怎样产生、分配和制约,喜欢用民主与专制对立的框架进行分析。与此不同的是,中国历史上讨     

儒家"德治"思想的历史启示

儒家德治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主流学说,规约着历代封建统治者治国安邦的政治走向,迤逦至宋代,形成了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其"合理内核"对我们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尊墨抑儒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从传统学术流变看中国人接受社会主义学说

伴随近代西学东渐而形成的墨学复兴思潮,是中国人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向先秦非儒学派寻求救国理论的一次探索,并直接与当时的正统儒学尖锐对立。五四新文化运动诸多健将借助西学的阐释,通过尊墨抑儒、以墨攻儒,利用墨学所具有的平等性、平民性,打破礼教的单向性、绝对性,以中国自有的群体本位主义的非正统思想去反对正统思想,作为思想解放的手段,促成了中国传统学术的重大转变,墨学压倒儒学,成为当时的时代潮流。由于墨学反映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阶级的利益,主张人人平等,勇于使用暴力反抗压迫,可谓"中国特色的空想社会主义",因此墨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能够与西方社会主义学说对接的传统学术流派,尊墨抑儒这种传统学术上的巨变为中国人接受社会主义学说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使得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立足与发展具备了文化上的可行性。     

历史的必然选择 现实的当然要求——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历史实践充分证明,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条件下,根本没有西方式的"两党制"、"多党制"存在的社会环境,也没有"一党制"发展的政治空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现行政党制度,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也是当代中国政治现实的当然要求。正是有了这一政党制度,才有力地保证了当今中国的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经济发展、文化兴旺。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进一步实现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要结合新的历史实践,进一步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论国家方案多样性选择与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在进入近代以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面临四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同的阶级和政治力量先后主张过九种国家方案。作为一类事物和事实,这些国家方案凝聚着不同的政治诉求,为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提供了政治选择的多样性,也演绎了中国政治发展多样性选择背后的方向性和历史必然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国家方案演进的必然结果和逻辑延伸,是中国政治发展道路历史必然性的集中表达。其强大的生命力、鲜明的特色性和寓于其中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某些重要共性,值得我们加倍珍视。破除"循环论"、"历史虚无主义"、"历史终结论"等思潮对历史必然性的误读与遮蔽,揭示复杂历史现象背后隐藏着的历史必然性,把科学理性、主动性、坚定性和创造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正确抉择、执着坚持和科学推进正确的政治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四个维度探析“看齐意识”的形成和实质

"看齐意识"是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提出的"四个意识"的重要内容之一,内涵十分丰富。从传统文化上看,"齐"是中国儒家推崇的理想政治秩序;从理论溯源上看,"看齐"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组织特征和原则要求;从革命历史上看,"看齐意识"是中国共产党对集中统一领导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从现实实践上看,增强"看齐意识"是当前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及其时代价值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源于马克思主义学说并产生于中国革命实践,不忘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价值追求。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实践中,催生了伟大的苏区精神,形成了内涵丰富的"初心",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卓越的政治品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初心具有新的时代价值,这成为巩固执政党地位、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实现民族复兴伟业不竭的动力和源泉。     

一种新的权力分类方法——《公共行政中的哲学与伦理》中的权力构成假设

长期以来,关于权力结构的认识停留在近代启蒙思想家的"三权学说"所作出的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规定上,张康之教授在其新著中提出了新的分类法,把权力分为抽象权力和具体权力.这个新分类法是基于中国语境和现实而思考作出的,不仅在理论上实现了对"三权学说"的超越,而且对于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改革中规划权力制约的路径来说,也意味着一种新的、科学的、具有可操作性方案的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