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权确认与构造的法律依据

抽象的人格整体以及承载人格的若干具体要素,如生命、身体、健康、姓名、隐私、肖像等,因其伦理价值而应受法律保护,成为法秩序的组成部分,被称之为法益。对人格法益应以侵权责任法加以保护。作为主观权利的人格权,须满足权利客体确定、权能明确的要求。人格权作为支配权、绝对权,只能对身体、姓名、肖像、声音、个人信息资料等人格要素加以支配利用,或者可许可他人使用。由此,人格权便可能具有财产权的属性,也因而获得可继承性。在这一理念下,具体人格权仅有身体权、姓名权、肖像权、声音权和个人信息资料权。其他受保护的人格法益没有成为主观权利的素质。所谓一般人格权也仅是对无限多样的人格法益的概括性保护,并不是一项主观权利。很多新类型人格权均难以成立。既然具体人格权类型很少,且各类人格法益已经获得侵权责任法的保护,故在未来民法典中人格权法不宜独立成编。     

民事权利的法律技术与人格保护的民法法典化模式

民法典中的人格权,是一项实证法上的民事权利,民法典通过人格权对人格利益所施加的保护,是一种“人之权利保护”.在诸种人格之保护的法典化模式选择的学说中,只有“独立成编说”才会导向人格权在民法典中的确立.由我国民法上人的基础以及民法典的使命所决定,我国民法具备人格权独立成编所需要的人格权客体外在化条件.独立的“人格权编”应当按照支配权的法典化模式来构建,即立足于人格权宣示及人格支配,至于人格保护规范则应纳入未来民法典中的“侵权责任编”.独立的“人格权编”还需要明确界定人格权客体的边界,按照“权利侵权”的模式来构建人格权的救济方式.     

关于侵权责任形式的解读——兼论绝对权请求权的立法模式

请求权是请求他人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利。物权请求权、知识产权请求权、人格权请求权属于绝对权请求权。我国法上侵权责任的概念,涵盖了大陆法系中的侵权责任和绝对权请求权两个概念。在绝对权受到侵害的不同时期或不同状态都应有相应的、有效的救济措施,对其集中规定更有利于绝对权的保护。绝对权侵权责任应适用无损害的无过错责任原则。     

论一般人格权的功能与制度价值

一般人格权是指民事主体所享有的,概括人格独立、人格平等、人格自由、人格尊严全部内容的一般人格利益,并由此产生和规定具体人格权的个人基本权利。它是为弥补具体人格权封闭性缺陷而产生的概念,以人格独立、人格自由、人格平等和人格尊严为其内容,具有解释功能、补充功能与创造功能。在我国民法典中应明确予以规定。     

社会法对平等就业权私法救济困境的破解研究

在我国平等就业权受到侵害的救济遵循私法模式，从《民法典》规定的请求权基础上看包括人格权请求权、侵权责任请求权、缔约过失责任请求权和违约责任请求权四种具体路径。然而，从根本和长远来看，私法救济路径未能把握侵害平等就业权的实质是公益和私益侵害的竞合，忽视了平等就业权救济的社会法场域，造成了平等就业权救济的困境。具体表现为私权本位下平等就业权的认定难题，私法请求权路径的结构性问题与救济的法益缺失，过错责任、契约自由与证明责任的失衡，以及民事责任与私法自治的功能局限。平等就业权的社会法救济路径是破解困境的应有之意。理念上，社会法救济坚持社会本位下以注意义务规制用人单位权力，以无过错责任与关系性契约矫正私法救济原则。机制上，立足中国法治资源并吸收域外经验，构建社会法保护与私法救济的融合衔接机制，包括社会法治理机制、特殊侵权责任制度、歧视性雇佣的劳动合同法规制机制、就业歧视的社会法法律责任以及证明责任制度。     

西方人格权发展的历史线索及其启示

法律人格具有作为"主体资格"与"权利客体"这两个矛盾范畴方面同时使用的特征,这是人格权立法难点之所在。西方人格权发展的基本路径是:法律人格在初期具有浓厚的身份性,然后,立法对法律人格进行了伦理性确认和权利能力的抽象规定,继而以人格权的形式出现,并以日益扩张的工具性立法技术对其保护。西方社会深厚历史、社会渊源与哲学理论根基促使人格被纳入民法调整的视野和领域。这一人格权的历史发展线索对于我国当下的人格权立法无不具有启迪作用和借鉴意义。     

试论人格权的经济利益与保护

传统人格权制度强调的是其中精神利益的保护，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建立，民事主体的人格开始具有更多、更直接的财产利益，对此，法律应予以确认，允许权利人在上述两种意义上使用和维护其人格权利。应该承认具有经济利益的人格权的可转让性和继承性，以充分体现人格权中的经济价值，维护权利人的利益。在人格权经济利益的保护方面应强调财产损害赔偿这种救济方式，为权利人提供更全而、公平的保障。     

网络虚拟人格对民法典中民事主体制度的突破

互联网长久以来的存续,依靠的是多重文化背景下价值共识的分享,以及据此发生的行为矫正.虚拟人格是人格权在电控空间之延伸,是准人格的一种类型.法律确认虚拟人格有利于更好的保护虚拟人格,有利于对自然人人格权的终极保障,其目的是在新媒体环境下,保护变异的人格权中的稳定部分.虚拟人格在我国民法典中的构造难点在于其商业化部分的流转、继承规则及限制.虚拟人格的救济包括防卫性和进取性救济.     

信用权保护的私法进路

信用兼具人格属性和财产价值，以信用利益为基础生成的信用权本质是一种新兴人格权，系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的维护自身信用并排除他人侵害的权利。其权利主体具有普遍性、客体确定、内容完整，权利构成要素清晰，满足法权化的实质和形式要求。然因智能算法侵权冲击现行信用法制、信用评级引发数字身份歧视、失信联合惩戒机制的施行等正在给信用权保护带来新挑战，现行立法的附带性保护淡化信用权的独立性，司法的选择性救济难以有效护持信用主体的正当权益。立基于信用权的内在特质与特殊侵权样态，其保护理念与路径亟待更新。具体需在民法典体系下，确立以侵权法保护为中心的私法进路，通过规范信用权的法律构造、明确信用权作为具体的新兴人格权地位，确立其侵权责任构成、明晰其侵权责任承担方式、建立信用信息修复机制来实现对信用权的妥适保护。     

数字时代民法的发展与完善

数字时代，民法制度需要转型升级。数据权益是一种民事权益，但也具有特殊性，数据权益是一种综合性权益，应当引入权利束的理论加以分析。此外，还应当区分数据权益与数据产品。数据与有形财产不同，数据不具有排他性，应更注重利用。数字时代的合同法应注重许可协议，此外，用户协议常常与公民的切身利益相关，而且包含了很多不合理、不平等的条款，应注重对格式条款进行规范，从注重意思自治转向合同正义。数字时代人格权的客体、行使和保护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是数字化背景下人格权保护机制的重大完善。应积极协调财产权益与人格权益，从注重保护财产权益转向注重维护数字人格权益。数字时代的侵权法面临数据侵权、大规模微型侵权等挑战，应积极利用侵权责任法保护数据权益，从注重事后过错认定转变为注重事前风险预防，同时还要注重赔偿救济功能的多样化。     

论声音权的独立及其民法保护

声音权是一个独立的具体人格权,这有其独立的事实基础和逻辑基础,也是很多国家立法的新选择。从权利的构成来看,声音权也可以成为一种独立的具体人格权。声音权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在民法保护上与其他人格权不同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保护时间及侵权法保护上的不同。由于声音权在维护自然人的声音利益、自由与尊严方面的意义,民法应加以确认并予以保护。     

侵权责任承担方式的妥适性之我见

侵权责任法中侵权责任承担方式的争论焦点之一集中在物权请求权（或绝对权请求权）是否应当与侵权责任分离。一方面,物权请求权是物权的一项效力,从义务人的角度看,它并非仅是侵权责任承担方式,因而物权请求权具有独立的必要,另一方面,为了给侵权责任法保护的法益提供防御性保护及多元化救济,诸如排除妨害、停止侵害、消除危险等防御性责任应当规定在侵权责任法中。     

商事人格权──人格权的商业利用与保护

传统的人格权制度主要在于保障人格之完整性与不可侵犯性,着重于非财产性的人格利益之保护,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部分人格权已经逐渐成为商业活动上的重要客体。人格权的商业利用对传统的人格权制度与理论造成了冲击。一方面,于普通的人格利益之外,又分离、形成了一种包含经济利益在内的相对独立的人格利益——商事人格利益,人格权发展成为维护商事人格利益的、兼具财产权属性和具有财产价值的商事人格权;另一方面,为适应商业活动的需要,这些人格权必须具有一定的可转让性与继承性,而且,在权利的保护上能够适用相应的财产权救济方式,以维护人格权在商业利用中所产生的经济利益。     

抽象人格权与人格权体系之构建杨立新

当今的人格权法中出现了一般人格权、人格商业利用权以及自我决定权等。这些非具体人格权的产生是对具体人格权的补充性发展,而非体系构建的产物,因而由其与具体人格权共同构成的人格权体系内部产生了矛盾。传统民法注重对外在人格和内在人格的保护,对此通过具体人格权制度予以实现,但对于处于人格核心地位的意志自由则欠缺保护。意志决定自由是人格的本质,决定了人的人格个性和人格发展,民法应当予以保护。抽象人格权就是对于意志自由的保护。它包括自我决定权、一般人格权和人格商业利用权。抽象人格权在人格权体系中的地位是具体人格权的权能,同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由抽象人格权与具体人格权构成完整的人格权体系,对意志自由、内在人格和外在人格提供全面的保护,并且可以解决具体人格权与各种非具体人格权之间的矛盾。     

人格权相关立法问题研究人格权独立成编是中国民法典的不二选择

人格权独立成编,既是民法典体例问题,更是一个关系中国民法典能否适应现代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德国人格权模式以人格和侵权来解决人格权问题,反映的是百年前的社会状况,完全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尤其是现代中国的需要.只有人格权独立成编,才能充分容纳现代中国的人格权问题,才能科学规定现代中国的具体人格权,才能合理保护现代中国的人格利益.人格权独立成编,不仅可以改变德国人格权模式的体例,解放人格权发展的空间,而且也可以改变德国人格权模式的逻辑,将权利确认和防止侵权并重.《人格权法学者建议稿》的问世显示人格权独立成编完全可行,当然也有不少缺点,期望国家立法机关勇于承担历史责任,自觉追求民法典现代化和中国化,尽快将人格权编纳入立法计划.     

论人格权法定、一般人格权与侵权责任构成

人格权设定上的意定主义模式与法定主义模式各有利弊,惟为兼顾个人的行为自由计,且实行法定主义仅仅斥拒当事人基于己意创设人格权,并不限制法官进行创造性司法,从而无害于人格权法的开放性,因此人格权法定主义模式更为可欲。在人格权法定主义下,即使为避免人格权法的封闭性,也不必采取一般人格权的制度设计,设立人格权一般规定或者采用保护其他人格法益的概念表述,足堪保持人格权法开放性的大任。在侵权法对侵权责任的构成采取非限定性模式的法制下,实行人格权法定主义,甚至在人格权法上不设立人格权一般规定,或者在列举了诸项具体人格权后,不设置保护其他人格利益的概括性规定,也不能阻止民事法官依据侵权责任的概括条款将社会生活中应受保护的与人格有关的利益吁求确认为人格权并加以保护。人格权意定主义与人格权的自然权利性相契合,惟此种定性存在不足;由人格权法定主义肇致的人格权法定权利的属性并不会降低人格权的尊崇性与神圣性。     

法人人格权请求权

法人人格权具有绝对权的属性,法人人格权请求权是一种绝对权请求权。由此,如同物权请求权,法人人格权请求权性质上为一种防御请求权,一种非独立请求权,目的在于当法人人格权受到非法妨害时,回复其圆满性。因之,它有别于当法人人格权受到损害时所享有的法人人格权侵权请求权。法人人格权请求权的类型包括排除妨害请求权与停止妨害请求权,但不以此为限。     

论我国绝对权救济模式的立法选择

目前绝对权救济模式主要有传统大陆法系民法中绝对权请求权与损害赔偿之债的“二元模式”以及《民法通则》确立的统一侵权责任的“一元模式”。基于民事权利、义务、责任的对立统一关系以及绝对权救济模式背后的法理不同，应当变革《民法通则》统一侵权责任模式为归责原则、时效适用、责任形态各异的预防侵权责任方式与赔偿侵权责任方式相结合的“新一元模式”。     

人权视野中的人格权

人权是宪法和民法确认和保护人格权的共同价值基础,人格权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法律体系中,宪法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根本法,民法的制定和发展自然会受到宪法的约束,但这种约束只能是间接的。宪法中有关人格尊严和人格自由的规定只能通过其体现的人权价值间接影响民法人格权制度的发展,它只能为民法上人格权的存在和发展提供合法性、合理性的依据,民法上人格权仍应由民法来确认。     

人格权的伦理分析

罗马法中的人与人格是一种关于身份的理论,在法国民法典中也没有人格权的规定。人格权是伦理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并随着民法在技术上的成熟而在德国民法典中最终确立的,康德的人格主义伦理学构成了德国民法典的精神基础。精神基础与制度基础的分离使得人格权进入法典面临诸多技术上的障碍。人格权的伦理内涵在于人的尊严,人格权的客体是“人的伦理价值”,人格权中的人只能是自然人,法人不具有伦理上的人格。人具有尊严,作为一个定言命令是相互的,人格权之侵权责任的实质也源于“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