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至明清时期的人才选拔制度研究

为了适应统治需要,中国历史上一共有三个影响深远的人才选拔制度,分别是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这三种制度是一种承上启下的关系,都是为了解决当时官吏选拔和社会治理。这种选拔制度的建立也对当时社会的文化、观念、法制的直接体现和影响。     

浅议我国的夫妻财产制

我国原有夫妻财产制由于客观条件变化已不适应现实需要。通过对夫妻财产制新增的重要环节———夫妻约定财产制 ,以及我国现阶段客观社会经济条件的分析 ,得出结论 :新婚姻法增加的夫妻财产约定制较之旧法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基本上能适应现阶段我国的实际情况。     

农地非农化管理的分权取向改革及其情景模拟

对现行农地非农化“转一征一供”三位一体的中央集权制管理模式的基本规定性及可能的内在矛盾进行了制度分析，揭示了中央集权制管理框架虽然具有阶段必要性，但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发展的不断进展，今后势必要引入基于地方利益独立性的分权取向改革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管住总量，放开市场”和“配额管理，市场调剂”两个可能的分权取向改革方案，对这两个方案与现行中央集权制管理框架进行社会福利差异比较分析和情景模拟，结果显示这两个改革方案都能实现高于现行中央集权制模式的社会总福利水平。“配额管理，市场调剂”方案能够更好地与现行中央集权制管理框架相衔接，可能成为今后中国农地非农化管理的分权取向改革的首选方案。在改革的逻辑路径设计上，提出应当紧紧抓住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的分配机制这个枢纽，并沿着可转让配额管理这一方向推进现行中央集权制管理模式的改革，以取得“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体制改革创新的连锁效果。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社会组织项目制运行机制研究——以S市G组织为例

社会资本具有资源整合、互惠规范与组织协调的重要功能,对社会组织项目制的有效运行以及项目制效能提升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通过S市G组织项目制运行的案例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主要通过基于社会认同的动员机制、基于社会信任的合作机制、基于互惠规范的约束机制与基于关系网络的协调机制影响着社会组织的项目制运作。优化社会组织的项目制运作,需要通过培育公共精神、重建社会信任、重构互惠规范和拓宽社会关系网络来完善社会组织公共利益表达和公共服务提供的组织功能塑造。     

从“嵌入吸纳制”到“服务引领制”:中国共产党基层社会治理的体制转型与路径选择

"嵌入吸纳制"解释模式能够揭示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及政党—社会关系形态,但却无法为"流动挑战凝滞"时代中国共产党继续领导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新的思路。作为对"嵌入吸纳制"的承认、超越和提升,"服务引领制"强调执政党更多地以服务为核心,以满足基层社会公共服务需求为出发点,在服务中引领基层社会健康发展,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绩效。推进"服务引领制"的大方向是坚持精英—大众整合、服务吸引和存量管理。具体到当代中国,应当沿着政党去官僚化和党员群体管理两大基本路径前进。对于谋求长期执政的执政党来说,"服务引领制"体现了长期执政空间的另一种建构形式,即以"服务引领制"建构长期执政空间,并昭示了一种新的研究议题的确立。     

婚姻礼制习俗纵横谈

古往今来,不同国家和民族有形形色色的婚姻礼制和习俗。男尊女卑,门当户对,买卖婚姻等等,都是伴随着阶级社会而俱来的被扭曲了的婚姻现象。 在原始共产社会,由于生产力的极端落后,人们劳动所得,除维持生存而外,别无长物。那时人与人、男与女之间是平等的,在婚姻制度上,是母系家庭的群婚制和对偶婚制。聚居我国云南省宁蒗县永宁一带的纳西族人,在一九五六年民主改革前夕,还保留着处于     

从"官僚制"的思考框架看公共行政的精神演变

从传统官僚制到现代官僚制,再到后官僚制,体现了公共行政的精神转变.权力分布从官僚主导到势力均衡再到社会主导,体现了行政体系公共性的增强;从倚重权术到尊重规则再到多种治理方式的并重,体现了政府乃至整个社会管理效率和治理能力的提高.从官僚制的思考框架引申出,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当是加强民主化与理性化并重;既要重视政府自身的改革,也要改善政府与社会的互动,提高公民社会的自我管理能力.     

从现代官僚制到后官僚制人性预设转换的动因分析

现代官僚制是传统公共行政范式,以层级节制、非人格化为特征,是工业社会的产物.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以企业家精神改造公共部门的新公共管理即后官僚制范式出现了.两种范式管理理念的不同根源于人性预设不同,后官僚制以"理性经济人"取代了"人性恶"的假设.关于人性假设的不同源于行政生态环境不同.     

《礼记》中的婚姻制度、性别与权力

《礼记》作为对中国古礼之阐发,是儒家"政教合一"、化规矩为制度的哲学思想与精神的体现。"一夫一妻多妾制"的中国古代婚姻制度,是"阶层—性别"双重等级秩序的推行工具和制度化表现,是将婚姻中的两性关系和日常行为规范以制度的形式加以巩固,从而维护"父权制"社会主体阶层——"男性"的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是造成男女两性不同的社会性别角色和不平等的社会地位身份的主要原因。     

关于列宁苏维埃建设思想的几个问题——为纪念十月革命80周年而作

本文提出，１９１７年１０月武装起义胜利初期，列宁没有所谓“一党专政”的主张和思想。他论述了苏维埃的特点和优点，指出它是无产阶级的国家，主张区分苏维埃的职能和党的职能。他没有所谓“党专政”或“党治制”的主张和思想，不能片面地理解他的有关论述。列宁认为，苏维埃政权联合和团结了广大的人民群众，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使人民群众获得了罢免权和监督权，并且努力使国家公职人员成为社会公仆，这体现了苏维埃政权的人民性     

试述马克斯·韦伯官僚制组织的特点及发展

理性的官僚制组织出现在近代西方社会,官僚制明显区别于以往的以其高效率的优点成为现代社会普遍适用的组织形式.官僚制出现在西方工业化、现代化的宏观背景下,反过来,官僚制的运行有力地推动了西方文明向前发展.但是,在悲观的韦伯看来,官僚制的发展也意味着人类将被囚禁在"牢笼"中.     

大部门制改革的系统性思考

优化政府结构和推进大部门制改革,是新时期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对于提升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大部门制改革应强化系统设计,以更为广阔的"大政府"视角统筹协调党政群分工,统筹实施立法、行政和司法改革,在着力构建现代化的政府治理体系上下功夫。大部门制改革应增强政府的组织弹性和组织开放度,提升政府合法性、回应性和公共性水平。大部门制改革应注重统合社会资源,统筹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改革,鼓励社会企业的发展,鼓励公民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参与政府治理。伴随着大部门制改革的深入推进,还需要进一步激发改革的内源性动力,加快推进新一轮公务员制度改革,强化改革的制度化保障;在注重政府组织横向结构与功能调整的同时,还要在纵向上谋求实现各层级政府间和部门间的有机协作,发挥好整体政府功能。     

全过程人民民主：对马克思“真正的民主制”思想的守正创新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真正的民主制”思想中蕴含着清晰的致思理路，以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为逻辑起点，以人民整体掌握国家权力为逻辑主线，以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权为逻辑延展，最终以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为逻辑旨归。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马克思“真正的民主制”思想的当代表达，既与“真正的民主制”思想在哲学基础、价值理念、思维方式与目标追求上具有一脉相承的同质性，又从目标定位、关注视角、理论形态与实践路径四个方面发展了这一思想，体现出与时俱进的特质。     

官僚制精神与中国行政组织文化的重建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兴起了行政改革的浪潮,曾被证实为普遍有效的组织模式———官僚制,受到前所未有的激烈抨击。然而,建立在由理性精神支配的科学观念、法治观念和契约观念基础上的官僚制精神,并没有因行政改革中对官僚制的批判而被抛弃,甚至可以说官僚制精神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地渗透。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正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性转变,仍处于官僚制不足阶段,官僚制精神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最缺乏的,并且长期传统官僚制所造成的相应的行政组织文化,对现代官僚制精神形成巨大障碍。因此,中国行政组织文化的重建尤为关键,构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和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组织文化最为困难,这也决定了中国行政现代化的进程。     

官僚制政府和数字政府:竞争、替代还是融合?北大核心

诚然,对官僚制的批判具有现实合理性,但官僚制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总体优势更需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巩固;数字政府建立在对官僚制政府弊端克服基础上的技术优势并不意味着其在与官僚制的竞争中具备优势并实现对官僚制政府的替代。同时,更要在辩证的视角下对官僚制政府和数字政府的效果“异化”有清醒的认识,并防止两者“负功能”的固化和叠加。遵循官僚制政府和数字政府相互融合提升治理效能的总体要求,应在官僚制政府为“体”、数字政府为“用”的融合协同中实现对官僚制政府的改进和提升,并通过智慧政府的形式更好地对社会治理多元价值目标进行整合、包容和实现。     

扁平化网络化组织结构模式及其设计

在以信息技术支持的知识经济时代 ,传统的直线制组织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要求 ,组织结构变革和创新势在必行。市场化、网络化的组织结构模式成为现代信息社会组织结构变革的必然选择。本文从对传统直线制组织结构缺陷的批判入手 ,初步探讨了扁平化、网络化组织设计的条件、原则及其保障机制     

理性官僚制的局限与公共部门改革的后官僚制路径

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时代和后工业化社会的到来,理性官僚制逐渐暴露出许多问题。对官僚制的批判包括忽视了人的主体性、存在个人需要和组织目标之间的矛盾、缺乏应变力和灵活性等多个层面。这也导致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出现了以背离官僚制为取向的公共部门改革,其基本思路可以分别概括为新公共管理路径和新公共服务路径。对中国来说,面对行政管理中所存在的诸多非理性因素,需要在构建和完善理性官僚制的基础上逐步增强公共部门的能力。     

韦伯论中国社会与宗教

自秦统一以来，中国形成了家产官僚制的社会结构，这一结构使统辖理性化和形式正义的法律秩序因故未能形成。但韦伯对中国社会的分析却表明：在传统主义占优势的家产它像制社会中，并非不存在产生统辖理性化和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诸多社会条件，问题在于儒教熏陶出来的君子秉有一种适应现世的精神气质，从不会追问此世秩序的合法性。相反，清教的超越秩序总是与世俗秩序处于紧张对立之中，这种紧张提供了对世俗秩序进行理性化改革的持续的精神动力。对中国宗教精神气质与理性化改革精神动力之间关系的探究形成了韦伯独特的问题视角。     

浅谈官僚制不可彻底摒弃的问题

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在20世纪初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也扭转了现代社会的命运。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技术手段的时代性进步,人们对行政管理要快捷且精确地完成任务的要求也日益提高,官僚制的一些缺陷逐渐被显露出来。人们对官僚制开始进行反思,许多学者相继抨击了官僚制属于低绩效、僵化且非人格化的病态体制,他们列举了种种官僚制的弊端,提倡人们彻底地摒弃官僚制,但他们又没有提出可以超越官僚制的替代物。因而,相关官僚制的研究已形成一股主导性思潮,并且对于官僚制是否能够彻底摒弃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善治语境下中国政府再造的路径选择

20世纪90年代,治理和善治理论在西方国家兴起,成为中国行政改革的全球语境和有效的分析范式。中国社会的转型变迁与治理结构的深刻变革,特别是社会转型期中国公共行政的官僚制范式面临着两难的困境,为治理和善治理论提供了生长土壤,为行政改革的善治取向提供了基础和条件。根据中国的行政现状和善治条件以及全球行政改革的时代背景,新时期中国的政府再造要努力解决行政官僚制的构建和行政治理方式创新这一共时性的行政发展压力,将治理和善治理论及其理念融入到官僚体制的构建中去,建立一种善治官僚制的行政体制和范式。这不失为新时期中国政府再造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