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性治理视角下的湘江流域治理策略研究

为摆脱湘江流域边治理边污染的困境,湖南省委省政府加大了流域内同防同治的力度,也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就整体而言,湘江流域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治理在治理理念、权力分配、组织权威、激励机制等方面存在碎片化倾向,合作治理难以取得实质性效果。整体性治理理论在价值取向、治理结构、运行机制与治理方式等方面与湘江流域合作治理中地方政府关系的协调具有内在耦合性。破除湘江流域地方政府合作中的碎片化现状,需要积极借鉴整体性治理的核心思想,重塑整体协同的治理理念、搭建扁平网络的治理结构、建立垂直统一的治理体制、构建协调整合的治理机制,从而促进湘江流域合作治理从碎片化到走向整体性。     

基于绿色财税政策的湘江流域治理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湘江流域的生态环境问题日渐突显,影响到该流域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湘江流域生态问题是多方面的,湘江流域的治理也需要多种政策的支撑,其中绿色财税政策是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现行的财税政策存在着许多弊端,需要从生态环境财政政策、相关税费制度与政策、市场相关机制等角度加以完善。     

整体性治理模式的组织创新

创新政府治理模式,形成有效的管理与协调机制一直是政府和学界非常关注的问题,也是各国政府改革的共同方向。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必然导致组织的创新。在西方,随着信息化、数字化技术的普遍使用,已经兴起了与信息时代相适应的政府治理新模式,即整体性治理,它主要是针对新公共管理带来的碎片化、空心化政府等一系列问题而提出,强调整体与合作,不再围绕特定功能建立组织,而是以结果和目标进行组织设计与创新。整体性治理模式的组织创新主要体现在以协同为特征的组织形态、以结果为导向的组织目标和以整合为核心的运作机制,同时强调官僚制的组织结构基础。这对于中国的行政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社会风险治理的整体性——基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视角

马克思的全部学说构成了一个具有整体性特点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为社会风险治理提供了一定的理论遵循。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视角下,社会的发展是历史唯物主义下的渐整体性,社会在分工的形式下各领域逐渐连为一个整体。社会中的人也表现出一定的社会性,人与社会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在人与社会的整体性下表现出了社会风险的连锁性和全面影响性的特征,对于风险的治理要发挥人民的总体性对社会进行全域治理,并要进一步提高国家总体治理能力。     

基于整体性治理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探究

目前中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主要是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这种模式细化了监管领域和监管环节,有利于提高专业化行政能力,但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监管的碎片化。整体性治理着眼于政府内部机构的整体性运作,主张从分散走向集中,从破碎走向整合。以整体性治理的视角检视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构成、运作逻辑以及存在的问题,有利于重塑中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     

精英外流背景下乡村治理格局的重构——基于浙江乡村治理创新的整体性思考

城市化是现代社会发展不可阻挡的潮流,城市化进程中大部分乡村因精英外流导致的乡村传统文化资源衰微系列连锁反应、政府制度嵌入与现实乡村社会难以有效链接等方面的社会治理挑战,但与此同时,如何发挥兼具城市养分与美丽乡愁的乡村精英作用也成为了重构乡村治理格局的契机。浙江省在激活乡村治理的传统文化资源,基于权力清单的政社互动、乡贤回归与基层精英资源的整合等方面的多元创新,为乡村治理重构提供了可能。     

整体性治理的对比研究

整体性治理理论是治理时代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其产生源自于对新公共管理运动造成的碎片化问题的解决,作为公共管理学的前沿理论,在其使用过程中存在着与其他同时代前沿理论的混淆状况,将整体性治理与其他易混淆的同时代前沿理论进行对比,从而明晰整体性治理的理论内涵。     

以治理视角看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

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迫切需要对此加以改革。近年来在西方社会中兴起的“治理理论”为之提供了崭新的理论视角,民政部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基层社区建设实践是推动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现实基础。     

社区治理与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基于宁波市社区案例研究

当前我国的社区治理,不仅要求政府更有效地履行职能转型,而且要求公民社会积极成长并与政府合作共治。政府职能转型和公民社会成长是关系到社区得以有效治理和长足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是当今社会管理与社会体制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基于宁波市的社区案例,分别从以需求为导向、以项目为载体的服务供给模式,多元合作治理．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的介入等三个方面进行实证研究。宁波市的社区治理实践既表明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的可能性和可能方式,又反映出在合作治理中政府的定位和行为方式,以及社会（主要指社会组织、个体群众等）参与社会管理的途径与方法。社区治理从微观层面对于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具有积极意义,它体现出政府与社会的新型关系模式。社区治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应以转变政府职能和培育公民社会为前提,使政府与社会都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主体,并以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为核心。     

论整体性治理的本土化制度创新——一个基于行政生态的框架性考量

整体性治理是一种新型的行政观和行政方法论的统一,其实质是为应对外部行政生态的新发展,并基于对传统官僚制治理模式和新公共管理模武的深刻反思,对政府内部治理资源配置优化的制度性再调整.要实现整体性治理的本土化制度创新,必须对我国的现实行政生态有清晰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可以遵循外部行政生态--理念--权力--职能机构--手段的改革路径,逐步推进整体性治理的本土化制度创新.     

社会治理背景下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创新研究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和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是新时期党和政府的重要政策主张。现行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存在登记注册、监管不力、政社不分等困境,阻碍了社会组织的发展和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入,在社会治理背景下,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创新不仅必要而且紧迫。借鉴英国"COMPACT"模式,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创新有三条路径:逐步建立社会组织监管委员会,转行政控制为分类监管与资源引导,构建以合作主义为原则的政治整合模式。     

基于整体性治理的京津冀府际关系协调模式研究

近年来,京津冀协同发展越来越受到国家的广泛关注,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同志在主持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时发表了《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扎实推进,努力实现京津冀一体化》的重要讲话,标志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整体性治理理论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是对传统科层制和新公共管理带来的政府治理碎片化的回应,也是公共管理新的范式。整体性治理理论主张协调、整合和网络化的治理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从组织架构、制度建设、技术支撑三个角度构建京津冀整体性府际关系协调模式也是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效机制的必由之路。     

流域水环境治理体系整合机制创新及其限度——从“碎片化权威”到“整体性治理”北大核心CSSCISSCI

流域水环境保护深受“部门本位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制约。中央着力破除“条块分割”体制藩篱,将国土、水利、农业、海洋等部门的涉水相关职责划转给生态环境部门以重塑流域水环境治理体系。流域水环境治理体系整合改革实质是组织正式权威相对集中与交易成本降低的过程。不过,由于专业知识积累欠缺、信息不对称和资源依赖、水环境和水生态职责仍有整合空间等,生态环境部门的正式权威和实质权威存在一定程度的分离。这意味着流域水环境治理体系的职能整合确实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但并非“灵丹妙药”。因此,深化水生态和水环境职责整合,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并面对资源依赖的现实约束,明确环境部门和行业管理部门之间的职责定位和精细化部门权责清单,并探索权威性、多样性和灵活性的协调机制将是优先的改革选项。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历史变迁及创新设计

通过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历史演变的分析,着眼经济改革的现实与发展,对国有资产规范化管理进行重新认定,按“国家统一所有、中省分级管理、事权人权协同、企业法人经营”的管理模式,对其组织机构与运营机制进行可操作性的设计。     

湘江流域生态文明经常性教育的功用探讨

人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和制约者,生态文明经常性教育实践可以促进湘江流域和谐发展,以教育为抓手,以示范基地为辐射,以丰富的生态文明教育资源为依托,开展经常性的生态文明教育,可助推湘江流域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提升居民的生态文明意识和能力。     

基于完善科层制的县级政府管理体制创新

科层制是工业社会中有效的组织体制，形式合理性是其理论精髓，并由此表现出等级制、非人格化、规则化等特征。当前我国县级政府管理体制是一种发展并不充分的科层制，不仅未发挥出科层制的优势，而且在我国社会工业化、信息化进程中还暴露出诸多弊端。现时条件下，消除弊端、创新我国县级政府管理体制的合理路径不是盲目摒弃科层制，而是完善科层制，充分挖掘其合理性因素。     

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地质灾害治理研究——以四川省汶川县实践为例

在现代政府管理模式下,"整体政府"理念正深刻的影响着我国的灾害管理实践。以整体性治理理论框架为视角,结合四川汶川县地质灾害治理的实践,总结提炼汶川县地质灾害防治的成功经验,以期实现灾害治理体系和机制的优化探索,推动我国灾害治理模式的不断完善。     

整体性治理与分散性治理:公共治理的两种范式

以"部门的合并还是拆分"为参照系可以将公共治理分为整体性治理和分散性治理两种范式。整体性治理主张建立较少数量的大部门以强化合作,以此解决政府改革所引发的空心化和碎片化问题。分散性治理则认为只有建立更多较小的部门以强化专业性和针对性,才能在日益多样化的政府组织形式下实现公共利益。整体性治理与分散性治理有共同的目标追求,但在具体路径选择上分道扬镳。良好的治理需要超越非此即彼的逻辑,实现不同治理模式的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