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

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党建的引领。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现代化体现为一种互动关系,即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乡村治理有效激活基层党建发展活力。在实践过程中,一方面,要发挥乡村治理对基层党建活力的激活作用,即以乡村治理内容提升党员素养、以乡村治理实践促进党群关系建设、以乡村治理问题驱动组织建设;另一方面,还要以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不断提升引领力、组织力、凝聚力、影响力,努力实现乡村振兴。     

基层治理要力戒“差不多”思维

基层治理要实现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就要力戒差不多的思维模式,把为民导向贯穿始终。差不多表面看是为官不作为、为官假作为、为官乱作为,实则是权责不明、激励不足、形式主义、作风不正。为此,治理基层差不多现象需精确权责范畴、培养治理人才、精进治理技术、净化基层作风、细化治理流程、精准化治理结果,扎扎实实为民谋利、勤勤恳恳为民解难,维护好群众的切身利益。     

三治融合唱响乡村基层治理的协奏曲

在乡村转型发展的关键环节,乡村社会发展中所存在的各种矛盾正在逐渐凸显出来,大力推进“三治融合”,提升乡村基层治理效率也成为乡村发展的必由之路。现阶段,乡村基层治理要找准切入点,促进自治、法治、德治效能发挥,形成基层治理合力,促进乡村发展。     

基层党建破题乡村治理

近年来,在省委和徐州市委的坚强领导下,邳州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牢固树立抓基层打基础的鲜明导向,坚持经济发展靠党建保证、乡村治理从党建破题,持续深化村级＂四权＂建设,扎实开展＂三讲三重＂活动,聚焦村级治理,在管人、管事、管权上持续发力,基层党建工作得到全面加强。     

新时代“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探析

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意味着乡村治理在理念上从单向度思维向总体性思维转变,是基层治理理论走向成熟的标志。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发挥以自治为核心、法治为保障、德治为动力的整体治理效能,有利于提升乡村治理的制度化、法治化与规范化水平,从而开辟乡村治理实践创新的新境界。     

基层治理中机械式“按规定办”问题探析

当前,我国一些基层治理中还存在着某种机械式“按规定办”的现象,“不会办”“不敢办”“不愿办”和“不担当不作为”是其表现形式,它的出现既受到决策主体的能力素质、思想作风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更与基层治理政策供给、政府间事权划分等密切相关。机械式“按规定办”与当前崇尚担当作为的干事氛围背道而驰,会影响干部队伍作风,降低基层治理效能。为此,要全方位聚焦“人”“责”“制”,深入剖析问题根源,针对性系统施治,推动精准预防和纠治。     

加强乡村基层治理

突如其来的疫情像一只"黑天鹅"对我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次大考,也是对基层社会治理的一次检验。在千家万户欢度春节的美好时刻,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从武汉蔓延,波及全国。牵动海内外中华儿女和各界人士的心。生命重于泰山,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疫情防控工作高度重视。     

“土政策”：基层治理创新中的消极策略？——一项多案例的研究

目前学界对“土政策”的基本类型及生发情境未展开充分探讨,而且多将其解释为政策执行中的负面属性或消极行为。基于基层治理创新的语境范围,可以从“政策模糊性”和“创新绩效吸引力”这两个维度来建立“土政策”属性的分析框架;结合不同案例认识“土政策”,可将其归纳总结为因地制宜型、形式主义型、主动加码型及资源拼凑型四种基本类型。在基层治理创新情境下,探究其中蕴含的内在逻辑和作用机制,发现上级压力、同级竞争及社会环境共同构成了“土政策”的衍生情境。     

“放管服”改革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耦合性研究

基于主要政策文本的梳理发现,“放管服”改革先后经历了以简政放权为主题的早期实践阶段,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为主题的积极探索阶段,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为主题的协同推进阶段,每个阶段的结构和逻辑存在差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镶嵌在社会治理的总体演进历程中,社会治理先后经历了社会管控期、社会管理期和社会治理期三个阶段,每个阶段也呈现出相应的结构和逻辑。“放管服”改革和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统一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中,并且在理念价值、运行机制和目标功能等方面具有耦合性。     

《灰地：红镇“混混”研究》评介

＂混混＂群体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边缘人,而对边缘人的研究却是社会学需要关注的领域。近年来,学术界开始有学者对这类群体进行关注和思考,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黄海博士的新著《灰地：红镇＂混混＂研究（1981—2007）》（三联书店2010年11月版）就是其中一本,它是迄今为止国内学术界少有的以政治人类学和政治社会学视角分析乡村“混混”的研究著作,立意新颖,论证深刻,可读性强。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基层“微腐败”治理路径选择

基层“微腐败”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难题,也是实施乡村振兴过程中需要破解的重要问题,关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历史性战略目标的实现。当前,我国基层“微腐败”呈现多发易发,表现形式以谋取惠农资金为主、经济性和政治性相互交织等特点。基层“微腐败”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包括政务公开与村务公开运行失序、基层监督体系运行不规范、意识淡薄与不良风气的影响。为此,应通过优化基层治理结构、推动基层权力运行规范化以及健全基层权力多元监督机制和推进法治乡村建设等,进一步加强基层“微腐败”治理。     

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治理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以达州为例

乡村要振兴,人才是关键。当前基层治理工作中,普遍存在着基层治理人才年龄结构差异大、专业能力不足、低学历化的现象,成为制约乡村振兴的瓶颈。2018年以来,四川达州依托乡村振兴学院开展基层治理人才培养,面向达州基层定制培养村级后备干部,逐步探索出了“四双三定”基层治理人才定制培养模式,该模式对各地区培养基层治理人才具有借鉴意义。     

矿权与乡村治理

中国是一个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矿产资源如何开发和利用对实现社会良好治理至关重要。但以往矿权改革重视经济效益、资源利用、安全生产和利益分配等问题,忽视矿区农村和农民,造成矿区农民负担加重和乡村治理危机加剧。本文从矿区农村和农民利益出发,系统研究矿权与乡村治理的相关性,找到合适的产权制度和乡村治理方式,提高对政治社会风险的预见性。     

“差序—协同”:基层治理主体间关系的意涵与逻辑

基层治理主体间良性互动是构建基层治理新格局,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然而当前治理主体的关系互动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困境。从认知层面归因,关系互动困境源于主体认知偏误和关系认知偏误,由此导致对治理主体间关系的界定偏差。这种偏差包括界定内容不全面和界定所涵摄主体类型不完整两种情况。对此,可整合元治理、协同治理、网络化治理以及整体性治理理论的核心理念,以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为依据,萃取"差序"这一本土社会文化概念,将基层治理主体间关系界定为"差序—协同"关系,阐述其特征,诠释其生成互动逻辑,并提出相应实现机制。     

找准基层“公因数” 巧解治理“方程式”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一环”。近年来,铜山区按照徐州市委的统一部署,着力构建以基层党建为统领,法治、德治、自治协同的乡村治理新格局,群众满意度逐步提升,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崭新风貌。2019年12月,全省加强乡村治理提升乡村文明水平现场推进会在铜山召开,汉王镇和柳泉镇北村分别荣获全国乡村治理示范镇、示范村称号。党建统领,提升乡村治理“凝聚力”。坚持把基层党建贯穿乡村治理全过程,真正把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乡村治理的工作优势。一是全领域建强组织体系。按照全面覆盖、全面加强、全面融合“三个全面”的要求,实施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四强四促”工程,实施一批贴近实际、反映民生的“书记项目”。     

四位一体:“乡贤+”下的基层社会治理——基于绍兴市永和镇的个案研究

乡贤有独特的政治导向、经济发展、文化重塑和社会建设价值。基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去发现乡贤、培养乡贤以及树立乡贤。绍兴市永和镇通过发挥乡贤文化优势、系好乡情亲情纽带、搭建各展其能平台以及营造共商共治氛围的举措,开辟出乡贤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新道路。此外,乡贤治理也要关注合法性、合理性、合情性问题,加以现代化改造,增强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乡贤贡献力。     

恩施州“三位一体”乡村治理模式的实效及意义

针对当前乡村社会"强发展弱治理"的现状,恩施州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围绕民族贫困地区的实际,以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为目的,探索形成了由优选"村医村教进村级两委"的基层组织建设、进行"农民办事不出村"的网络技术建设、推进建立"法律顾问"体系的制度建设所构成的"三位一体"乡村治理模式,既有效缓解了乡村治理的主体危机,构建乡村信息化平台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政府对农民的服务方式,还为解决基层矛盾提供了最有力的"法治"工具。这一创新模式既立足于当前农村居民的现实需求,也符合把中国建成"法治社会"的长远努力目标,对提高乡村治理能力与水平,具有借鉴价值和推广意义。     

“信息型”工具无序性变换的样态、成因及其消解——以乡村数字治理为情境

在乡村数字治理情境中,“信息型”工具是治理主体间信息传递与交互的手段。受主客观条件制约,乡村数字治理中“信息型”工具的运用存在类型无序、性能无定以及信息采集标准无章等无序性变换现象,阻滞了乡村数字治理效能的提升。研究发现,“信息型”工具无序性变换是制度、环境、人员、技术等诸多因素耦合的结果,其中政策执行力度弱、数字技术监管制度缺位、治理主体内外部信息孤岛、网络基础设施薄弱与部分治理主体能力不足是主因,可从观念、制度、供给及数据信息四个层面探求消解之策,以期为乡村数字治理提供更为安全、高效、便捷的“信息型”工具。     

构建“三位一体”乡村治理新格局

正建立健全基层治理中的乡村治理机制,既是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精神的实践探索,也是巩固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的重要内容,对于完善治理体系建设,实现农村长治久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当前重庆市乡村治理面临的三大障碍现阶段,重庆市乡村治理面临诸多障碍:一方面,群众有些不满;另一方面,干部颇有怨言。究其原     

不能用“基层治理”替代“基层自治”

《学习时报》2月22日刊登刘益飞的文章指出,党的十七大在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部署中,对基层的要求是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显然,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