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法制史研究对象的再思考

本文通过对法制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的分析,指出法制史的本质就是立法群体或个人意志的实现的历史,法制史研究的对象,实质上就是法律治理国家的历史。法律治理国家的含义是:制定法律、设立一定机制,通过执法、司法、法律宣传教育、公民的守法、法律监督等法律实践活动,实现立法者立法之目的的活动。法制史的研究应该以法律实践活动为基础,而不是以法律制度为基础。     

《中国法制史》学习指导

中国法制史是以中国历史上的各种类型的法律制度的产生、发展变化规律及法律制度的本质、特点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广大干部学员对中国法制史这门课程普遍感到难懂、难学、难记。为指导学员学好中国法制史,特提出以下几点意见,供大家参考。     

欧盟竞争法中的"必要设施原则"

"必要设施原则"是竞争法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概念.对其进行研究和探讨,可有助于从微观层面了解竞争法的基本原理、立法框架和在司法活动中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历史.由于我国即将颁布的反垄断法以欧盟②模式为主要的立法参照,因此,研究欧盟法的有关规定,并对其将在中国法律领域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价十分必要.     

《唐律疏议》--中国古代法律与历史融合的典范

<唐律疏议>是中国古代法典的楷模和中华法系的代表作,也是世界中世纪法典的杰作.它的一个成功之处在于把法律与历史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它的一些字、罪名、罪行、刑罚、制度和篇目都有自己的历史,都与历史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有其重要意义,主要是:有助于加深对<唐律疏议>内容的认识;有助于增长中国法制史知识;有助于提高法律意识等.<唐律疏议>的这一成功有其历史原因,主要是:唐朝前期的社会发展为其法律与历史的结合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中国法制已有二千多年经验的积累;唐朝前期的儒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制订者具备了较高的素养等.对后世立法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如<宋刑统>基本效仿了它的做法.     

中国传统法的忆与思——评林咏荣《中国法制史》

林咏荣先生所著《中国法制史》采用了广义法制说。他认为,中国法制史不仅在于记述中国过去的法律及由法律所形成的制度,而且要通过考察其沿革,分析其得失及其因果关系,以古为镜,以古明今。《中国法制史》包含了三方面内容,即法制史的分期、传统法的效力渊源、传统法的组成部分等。林咏荣先生倡导研究法制史要注意三种方法,一要关注史实以及史论的正确性,二是研究中国法制史要强调整体性,三要注重探讨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可能性功效。林咏荣先生的《中国法制史》是台湾法制史学者的重要论著,其结构、内容、立场及研究方法等方面都表现了我国台湾学者在中国法制史研究上的阶段性特征。     

论孔子“礼治”思想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影响

儒家以孔子为创始人,以他和孟轲、荀况为主要代表,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最早形成的学派,也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学派.儒家法律思想集中体现于"礼治"、"德治"、"人治"思想,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支配了中国古代法律几千年.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孔子的"礼治"思想,代表了儒家的"礼治"思想.孔子的"礼治"思想,影响、渗透于古代、近代乃至现代的立法、司法活动,内化在人们的行为习惯、生活方式和思维观念中,积淀成中国人特有的法律思想和法律意识,这必然对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产生影响.     

略论孔子的法律思想

孔子从维护"礼治"出发,要求人们严格遵守礼制,反对"铸刑鼎",主张"父子互相隐瞒",反对分裂割据,希望全中国统一;极力提倡"为政以德"的"德治",力求发挥道德感化作用来缓和各种社会矛盾,以挽救"礼治"和国家统一;宣扬"为政在人"的"人治".孔子的这些思想对封建立法和司法活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其法律思想,应取其精华,剔其糟粕,以有利于今天的法治建设.     

论全面依法治国思想在法学教育中的实现——基于法制史教学的分析

法制史课程作为高校法学本科教育十六门核心课程之一,是理论法学的基础课程,同时也是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和研究生入学考试重要的科目,在法学学科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但是由于法制史所特有的学科内容属性,大多数学生对法制史的学习难以提起兴趣,进而使得中国法制史的课程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为全面弘扬中国传统优秀法律文化,改变法制史课程现状,应从法制史教学方法领域进行改变创新,从而增加课堂的趣味性,激发同学们的学习兴趣,为培养应用型法学人才打好坚实的理论基础。     

定位与创新：中国法制史教学改革刍议

中国法制史的学科困境体现在法律专业办学资格的硬性要求下法制史教学实践的边缘化、教材的僵化和教学体例的单一化、教学方法上的技术化倾向等方面。谋求中国法制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必须以创新的姿态和思维对学科意义进行深入探讨，给予其理性定位，并从教学体例、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对法制史的教学改革提出可行性的建议。     

论劳动法是保障人权之法

作者在提出了“劳动法是保障人权之法”这一命提后，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详尽论述：命题的提出与界定、命题的确立、命题的启示。不仅分析了世界上劳动立法的产生和发展及国际劳动立法的诞生和发展历史，而且更着重于这一命题对我国劳动法制建设的启迪和指导。     

“武汉抗战时期”的社会保障立法

武汉抗战时期是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时期,国共两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都十分重视社会保障立法工作,这一时期的社会保障立法不仅有丰富的内容,而且在立法形式、立法原则等方面都有新的发展,充分体现了抗战初期的时代特点.探讨这一问题有助于加深对抗战法制史、社会史的认识,并对当代的社会保障立法实践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科技法律与科技进步的相互影响与作用

科技进步是科技法产生与发展的基础.科技法律对科技进步的巨大影响,表现在科技法能为科技进步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形成激励科技创新的机制,制约政府的短期行为,确保国家和社会的科技投入力度.科技法的这种作用也为15至18世纪中国与西欧科技立法的反差导致科技优势的逆转、19世纪荷兰专利法"立、废、立"的经验教训、20世纪韩国与美国的科技立法对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显著作用等例所证明.     

物权法实施的重大意义和社会影响述略

物权法的通过，意味着中国有了完整的市场经济财产权体系。物杈法是竖立在公权力面前的私权利保护之墙，是一个约束公共权力的制度标志，是百姓的“安居乐业之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生活法则，必将对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     

吐蕃“见死不救制度”立法经验的借鉴与启示——从大学生因“见死不救”溺亡的事件说起

前一阶段在网络上热议的三名大学生在长江中奋勇营救落水者,却最终因为附近渔船的见死不救而殒命的话题,将对"见死不救入罪"和"见义勇为奖励法律化"问题的讨论再次推向新的高潮。事实上,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吐蕃王朝就对见死不救的法律问题做了明确而细致的规定。倘能在通过对吐蕃国相关立法的特点、渊源、制度基础等问题的详细分析,找出其中对于今天的见死不救和见义勇为立法可资借鉴的因素,就能够在民族法制史问题进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彰显其对于当前法学实践的重要指导价值。     

浅论中国法制史研究对象的范围

中国法制史的研究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研究对象的范围的确定问题。中国法制史的研究对象范围不应当仅仅局限在法律制度史领域内,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救灾制度等强制性规则体系的发展历史也应当纳入中国法制史的研究视野之内。此外,由于中国法制史和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法学史存在一定的交叉,所以在研究中国法制史时,还有必...     

媒介融合服务地方人大立法的实践与思考

<正>地方立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职责。近年来,一些享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常委会在编制立法规划、计划和制定地方性法规过程中,为了使立法决策与地方改革发展决策相适应,拓宽和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地方立法的广度和力度,通过各种形式向社会广泛征集立法项目建议。如何在立法活动中积极拥抱民众,倾听和汲取民意,这就需要打通"两个舆论场",形成传播合力,对受众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     

潘德克顿学派与德国民法典

《德国民法典》以其高超的立法技术、严谨的法学概念和科学的法律体系在外国法制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追根溯源,这些特点可以说归功于潘德克顿学派的理论研究.潘德克顿学派对《德国民法典》立法技术层面的影响主要集中于法典编纂体例、概念体系和法学语言三个方面.     

洗钱犯罪研究

本文从洗钱活动的由来、阶段、方式、危害等入手，对国际洗钱活动的发展趋势及中国面临的挑战进行了研究；介绍西方国际社会可资借鉴的反洗钱立法概况和我国洗钱犯罪立法进程，提出对完善我国反洗钱法律机制的基本建设与对策。     

孔子与山西

孔子虽然不是山西人,也没有在山西做过事情,但在其有生之年,他通过对晋国人物和事件的关注,影响了晋国的历史走向和后人对晋国历史的认识与评价。在孔子身后,他的弟子和他的思想,继续影响着三晋历史和思想史的发展。秦汉以降,儒家思想成为"独尊",山西地区不断涌现有成就的大儒,使孔子与山西的关系达到了新的境界。     

行政立法与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的思想如果经过适当的吸收和转换,完全可以作为现代行政管理和行政立法的精神营养。而现代治理中与“无为”精神相通的就是“有限政府”的理念。行政立法的“无为”精神要求行政立法不能越权立法,不能限制基本人权,对非基本人权的限制也必须有法律的授权并且程度适当,不能立自利之法、不公之法、无效益之法和违背自然生态规律之法。在行政立法中实现“无为”精神要求正确处理“无为”与“有为”的关系,要求有健全的监督机制和民主化的立法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