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视角下的湖泊水污染治理——以鄱阳湖水污染治理为例

近年来,我国湖泊水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在湖泊水污染治理中,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之间协同不力,表现为湖区地方政府行政分割、各自为政,过于依靠行政手段,社会公众参与不足。其原因为:治理模式陈旧,协同治理的动力不足,统一管理机构缺乏权威性,信息沟通与共享机制不完善。因此,应加强湖泊水污染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协作,强化政府考核与激励机制,建立符合湖泊水污染治理特性的管理机构和协调机制,加强湖泊水污染治理的信息平台建设。     

“河长制”：一个中国政府流域治理跨部门协同的样本研究

流域治理的跨域特征所带来的问题超过了涉水部门单个主体的能力,从而带来了流域治理的协同失灵和碎片化问题。对“河长制”的观察表明,“河长制”跨部门协同可以较好地解决协同机制中责任机制的“权威缺漏”问题,短期内成效明显。通过横向层面和纵向层面的协调机制,大大提高了协同效率。这是一种新型的混合型权威依托的等级制协同模式。但是,以权威为依托的等级制纵向协同的基本特征没有改变,将会面临着“能力困境”、“组织逻辑困境”和“责任困境”的挑战。最后采用菲利普斯分析框架分析了影响“河长制”跨部门协同效率的因素。     

协同治理视角下的民族社区管理问题及对策——以凉山州彝族自治州为例

城市社区管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的社区管理工作中,行政化倾向突出,政府习惯于直接"安排"社区管理工作。社区工作人员数量严重不足,整体素质不高。针对这种情况,政府应当转变职能,培养社区人才,加强协同治理,促进居民自治。     

非传统安全视角下的城市地铁系统脆弱性应急治理——以广州城市地铁系统突发事件为例

城市地铁是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安全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近年来,各类城市地铁突发事件多发、频发,并随着社会风险的变化出现了新的类型和特点,显现出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影响。非传统安全城市地铁突事件的特点表现为:与社会矛盾紧密相连,传统安全因素与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转化交融,危险源通常来源于系统的外部,救援难度及应急管理难度大。导致城市地铁系统脆弱性就在于孕灾环境、致灾因子和承灾载体等三个方面。而基于非传统安全视角下的应急治理建设是:加强地铁系统与外界环境的信息交互和管理,及时把握社会动态信息;做好系统内外部环境的隔离,减少孕灾环境对城币地铁的影响;建立致灾因子排查机制,及时排除风险隐患;提高城市地铁系统风险承载能力,减缓系统压力;针对非传统安全事件制订综合应急预案并加强演练。     

“凡人善举”主题道德实践活动长效机制建设研究——以微信传播正能量为例

凡人善举,作为现代公民的一种良好的行为习惯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既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全社会范围内倡导"凡人善举"道德实践活动,以道德领域作为突破口和切入点,以微信作为传播媒介和途径,将个人与社会、道德与行为、理想与现实的关系辩证统一起来,从而使传统的道德价值准则具体化为具有实践性的现实价值目标,并进一步升华为理想价值,最终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精神动力、道德支撑和重要保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搭建平台。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研究——以广东顺德为例

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环节之一,是通过整合地方政府部门和事项,以最大限度发挥政府职能,提高政府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而这与整体性治理的中心理念、组织结构、现实目标有着较高契合性。因此,选取广东顺德大部制这一地方典型改革为例,结合整体性治理理论深入分析大部制改革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并为地方政府未来改革提出以下建议:建立大部制下的整体性内部协同机制;职责整合机制;内外协调机制;监察约束机制。     

高职院校辅导员队伍建设长效机制探析——以职业生涯规划为视角

辅导员队伍建设一直是高职院校师资队伍建设的一个重点,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难点",而职业生涯规划的缺位或不到位已经成为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高职院校有必要深入探析职业生涯规划与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内在关系,并探索以职业生涯规划推动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可行路径,从而建立起高职院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长效机制。     

民族院校在城市多民族社区协同治理中的作用——以西南民族大学为例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市散居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不断增加,民族分布和交往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城市多民族社区应运而生。然而,由于我国正处社会转型期,形势和环境复杂多变,传统的社区治理格局已不适用,取而代之的是政府组织、企业组织、居民组织等多元主体都参与治理的协同治理模式。协同治理最终的目标是实现居民利益最大化,但目前我国城市多民族社区发展尚未成熟,居民很多利益诉求还得不到满足。同时,多民族社区的治理仍然面临着社区工作者人员不足、社区凝聚力不强等难题。作为城市多民族社区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院校,她可为社区开展工作提供一定的人员支撑、智力支持,从而使民族院校的主体作用得以更好的发挥。     

文化整体性视角下的校园文化建设——以南京邮电大学为例

南京邮电大学根据文化整体性规划校园文化,凝练学校精神,树立长效机制,夯实物质基础,初步构建了全方位育人的校园文化体系,实现了校园文化的转型升级,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校园。     

城市空间动力视角下环保NGO的公共危机协同治理

在全社会呼吁生态文明建设和多元治理的今天,政府、民众和非政府组织等社会主体不仅急需对自身角色进行清晰定位,更要实现符合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多元共治。在环保非政府组织(以下简称环保NGO)作为中国成立最早、最活跃,也是最有影响的NGO类型,甚至一度在生存环境、组织能力较不成熟的情况下,超长发挥对生态环境正向保护、支持、引导的作用,树立良好形象。而公共危机作为风险社会中最为紧张、各社会利益主体最易达成"公共理性"的境况,在强调时间、空间、社会共同逻辑作用的城市空间动力视角下,分析NGO与其他各主体间的互动行为,对政府、NGO等发展均有着良好的助力、借鉴作用。     

我国环境治理工具选择的困境及其克服——以协同治理为视角

环境治理涉及不同类型环境治理工具的选择,治理工具能否被合理、合法地选择关系到环境治理绩效的成败,而环境治理绩效又是环境治理能力的直接反映。因此,在推进环境领域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时代背景下,有必要检视我国环境治理工具选择所面临的困境,并通过良好的方案设计以实现工具之间的良性互动与有效整合。我国环境治理工具选择的理论、规范、实践共同表明,其存在协同不能和效果不佳之难题,面临科学性、正当性等方面困境,难以兼顾合法性与最佳性。对此,应以协同治理为视角进行分析,协同治理理论强调环境治理工具选择的系统性、动态性及开放性,能够为破解与克服以上难题和困境提供方法论层面的指引。在此基础之上,亦应通过确立环境治理工具选择的基本原则、优化环境治理工具选择的体制机制、改进环境治理工具选择的方法技术、完善环境治理工具选择的程序设置、细化环境治理工具选择的法律规范等,提高我国环境治理工具选择的协同治理水平。     

“三社协同”的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以“项目”为纽带的协同实践

提供更优质的社区服务是社区建设、发展与治理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开展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区工作者"三社协同"的核心旨要。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与公共服务合同外包视角,通过对成都市武侯区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三社联动"的实践考察,发现其不仅丰富多彩,而且成效显著。社会组织与社会工作者的活力得到很大程度的激发,"三社协同"参与社区服务与治理创新取得制度性的突破,特别是"以项目为纽带"激发社区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模式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武侯区乃至成都市的"三社"活力。但是,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它也存在着诸多新情况、新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长效机制有待观察,社会组织民间性弱化、草根性缺失等发育不足,社会工作者尚未步入正轨。这些问题都需要正视,并在以后的实践中加以克服。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以山西师范大学为例

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高校改革的发展,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已经成为各级管理部门日益重视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另一方面,随着女性主义的深入发展,女大学生所占比例越来越高,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在性别差异方面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因此,对女性主义的高校校园文化建设进行研究十分必要。从性别差异的角度,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从物质、精神、行为和制度四个方面着手,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关对策,以期能提升对于女大学生的关注。     

新型城镇化视角下地方政府治理工具创新研究——以南京江北新区为例

新型城镇化是以以人为本、城乡统筹、城乡一体等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以行政命令为代表的传统治理工具已经不能满足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地方政府需要对治理工具进行创新,政府、市场与社会等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分析地方政府治理工具创新的角度之一。从南京江北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来看,地方政府治理工具创新框架包括:一是以整体治理为主要理念、以联动治理模式为代表的政府与政府之间的治理工具创新;二是以合作治理为主要理念、以PPP模式为代表的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治理工具创新;三是以行动主义为主要理念、以法定机构为代表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治理工具创新。     

人口流动视域下的乡村协同治理模式建构——以广西两岸村“同心共建”工程为例

乡村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国家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而乡村治理又是乡村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自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二元结构体系逐渐被解构,大量的农民纷纷从乡村涌入城市。由于众多青壮年劳动力离开农村,抽离了乡村建设的核心力量,农村"空心化"现象日趋突出,乡村建设陷入了疲软乏力的治理困境。本文以广西两岸村"同心共建"工程为例,从人口流动的分析维度审视乡村治理的有关问题,探索乡村协同治理模式建构路径,以期在解决农村"空心化"问题上有所突破。     

“一网统管”加快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以上海市宝山区为例

网络技术是城市治理现代化的赋能者与催化剂。上海市宝山区在加快落实全市"一网统管"部署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其改革路径、实际效能和发展趋势对进一步做优做实"一网统管",加快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城中村”治理问题浅析——以山东临沂市为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区规模的扩张,临沂市的"城中村"治理问题日益凸显。临沂市在"城中村"治理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人民的居住环境有了较大的改善。然而,"城中村"不仅仅是一种房屋形态,更是一种社会形态。"城中村"的治理是一个涉及户籍制度、土地利用制度、集体资产处理、村民自建住宅政策、投融资体制等多方面的复杂系统工程。借鉴总结已有的经验,临沂市在"城中村"治理问题上,要更注重"城中村"社会形态的改造,把加强"城中村"改造与城市社区建设相结合,促进"村民"向市民的转变。在治理时要注重民意,关注民生,坚持依法处理土地权属和改造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另外,要坚持"城中村"改造与保留城市历史相结合,注重城市历史记忆的开发,建设具有自己独特历史发展轨迹的文化名市。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研究——以重庆市巴南区为例

在新时代背景下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过程中,农村仍是不可忽视的重点地区和难点、盲点地区。结合我国国情和重庆巴南区农村实际情况,通过深入分析我国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现状、存在问题,需要从不断提升农村基层干部依法行政水平、培育壮大维护农村社会法治公信队伍、多措并举营造农村社会法治环境、精心打造农村社会法律服务宣传阵地等方面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探索出一条适合农村社会治理法治化的道路,进一步促进和谐社会和"依法治村"建设。     

建国初期城市失业治理的经验——以北京市失业工人的治理为例

建国初期,我国各地采取了一系列失业治理措施,成功地解决了当时较为严重的失业问题。就北京市来说,其失业治理的经验启示主要有:政府主导是关键,完善的管理体制是必要前提,灵活多元的治理措施是重要手段,大力开展社会互助活动是重要补充,加快经济发展是根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