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任务视角下的府际关系法治化：以对口支援为例

对口支援涉及中央政府、支援方政府、受援地政府三方主体，是我国大国治理中旨在缓解“规模问题”引发的“规模焦虑”的一项制度安排，也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种重要政府活动。在政治动员机制、行政发包机制、政治锦标赛机制、馈赠机制等内部管理机制的综合作用下，对口支援已经在实践中呈现出显著的成效。然而，支援方政府在承担多元行政任务的背景下，向受援地的援助中享有决策裁量权，在行使其塑造自由中可能出现瑕疵。有必要从府际关系法治化的角度，对支援方政府的裁量权加以导控，进而实现对口支援制度的良性发展。     

跨域生态环境治理的府际合作研究——基于京津冀地区海河治理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生态环境治理效益具有强外溢性,必然求地方政府打破"行政区行政"及"部门利益梗阻",达成政府间合作.对海河流域水污染治理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有助于研究跨域生态环境治理中府际合作的推进动因、运行机制与合作效果.研究发现,海河流域治理中的府际合作网络已基本形成;在体制内行政力量和体制外利益机制的推动下,合作行动目标明确,激励...     

边疆绿色治理：概念内涵、体系构建与运行机制

边疆绿色治理是国家绿色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边疆地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边疆绿色治理是指边疆绿色治理共同体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科学内涵中的绿色要求和绿色标准,秉持绿色价值理念,进行绿色话语表达并形成绿色共识,凝聚成共治边疆公共事务的绿色合力,推动边疆经济低碳发展、政治风清气正、文化包容多样、社会健康和谐、生态绿水青山的全方位绿色化的一系列活动或过程。边疆绿色治理体系由“目标—场域—主体—方式—客体—效果”等要素按照一定逻辑关系耦合而成。在把握边疆绿色治理体系各要素间逻辑关系的基础上,设计由“动力—过程—创新—保障”等一系列机制构成的机制谱系,确保边疆绿色治理良性运转,进而助力实现边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和不断满足边疆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区域冲突的法制化治理

传统的区域冲突治理主要有主体调整和利益调整两种方案,主体调整方案认为应当通过重构行政区划、设立跨区域协调组织、加强府际治理来消解区域冲突;利益调整方案认为治理区域冲突的重点是消除地方政府的利益意识。透过政治经济学"主、客观条件与因素"理论可以发现,产生区域冲突的根本原因是地方政府在横向联系中对权力的不规范运作。因此,有必要以地方政府的职能界定和权力规范为核心,围绕横向府际关系,加快区域法制建设,构建区域冲突的法制化治理机制。     

基于新区域主义视角的区域合作治理探析

区域公共问题的凸显,使区域内的单一主体无法单独应对各类公共性事务,因而区域合作治理成为一个普遍的选择。新区域主义倡导区域间的开放性、介入性、包容性、合作性,对区域合作治理的推进作用明显。我国在探索区域合作实践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矛盾与不足,因此需要在新区域主义指导下,建立新型的区域合作同盟,完善区域治理政策框架,构建区域利益平衡与协调机制。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模式与路径

城市风险的“超辖区化”特征导致我国属地管理为主的风险防控模式可能陷入失灵困境,建立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是回应这一挑战的必然选择。为此,需要完善关于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顶层设计,探索“综合协调、协同共治、属地管理”的治理体制,设立“综合性协调机构”为主导的组织体系,理顺各类机构的职能关系,构建“发生地为主、波及地为辅”的责任框架。在此基础上,还需要构建完善的协同机制、沟通机制、评估机制、利益机制和信任机制,以促进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更加规范、持久地运转。     

权威多层治理和区域合作 发展中的府际协调 ——以粤港澳大湾区规划过程为例

中国区域合作发展中的府际协调可以概括为"权威性多层治理"(AMLG)模式,中央权威在区域府际协调中发挥重要作用,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以及多层协调互动作用逐渐凸显。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决策过程中,府际协商机制运行的逻辑是:中央政府的支持和推动,地方政府间协调互动达成共识,多层渐进协调形成合作。区域合作发展中府际协调机制的优化,需要凸显顶层设计力度,发挥中央政府的权威引导性;降低区域合作交易成本,提升地方政府的合作意愿;推动区制法发展,提升府际协调机制的法治化程度。     

效率与公平:建立中国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石

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是处理公司内部利益相关者的一种机制,其演化动力根源于经济主体自身追求效率、公平及两者协调的固有趋势.我国应对英国—美国模式作适当的改进,使公司治理结构在基本目标、基本原则等方面满足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的要求.     

府际关系视域下的边界治理——以苏鲁微山湖边界纠纷治理为例

边界治理是地方政府之间经常产生分歧与摩擦的重要领域,利益诉求是边界治理中的关键因素。纠葛于边界利益基础上的府际关系在发展之初往往是竞争关系,然而,市场经济的冲击与社会和谐治理的形势需要,使得存在边界纠纷的地方政府之间需要通过协商与沟通来实现优势互补、资源整合,经由合作与共治才能发挥区位优势,提升地区整体竞争力。以利益为主线,府际关系为视角,基于江苏省和山东省微山湖边界纠纷治理为例,探索当代中国地方府际关系治理的变化图景,理清府际关系发展博弈过程中的自然演化,明确由竞争到共治是府际关系和谐发展的理性之途。     

武汉都市圈府际协同治理:历程、障碍及对策

近年来,我国都市圈建设呈现较快发展态势。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承载,“都市圈”填补了我国城镇化的最后一块拼图,成为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但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探索武汉都市圈府际协同治理的实践历程,可归纳出影响圈内协同治理的主要问题:地区不平衡引发协同治理源动力不足;传统区划壁垒导致协同治理驱使力不强;横向协调机制不健全造成协同治理助推力不够等。对此本文提出相关对策:转变激励模式,实现有序竞合;完善规则规范,促进圈内互信;优化协调机制,构筑制度保障;引入多元主体,推动社会参与。     

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从贫困治理走向共同富裕

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是我国贫困治理的一项特有制度安排。东西部协作制度源自对口支援政治制度的建立,在财政体制和人才交流、技术转移机制的形成中不断演进,在不同发展阶段呈现不同的制度特征:从最初的政府主导演化为脱贫攻坚期的强政府、强市场和强社会治理结构,形成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责任制和激励约束机制、东西部地方政府间的援助协作机制、政府与市场主体间的政企协作机制、地方政府与社会间的社会动员机制。在实现共同富裕的新时代,在坚持东西部协作强政府、强市场和强社会治理结构的基础上,治理目标应由实现“两不愁三保障”转向缩小区域城乡差距和群体差距;考核评价应由消除绝对贫困转向实现共同富裕的东西部经济协调协同、要素有序流动、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生态环境治理;协作机制应强化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倡导“企业共同富裕价值投资”,同时加强三次分配,鼓励公益创投和数字化公益平台创新,动员企业、个人和社会组织参与东西部协作。     

论伙伴型城市府际关系的构建

城市府际关系指没有行政隶属关系的各地级城市政府之间的关系,目前我国地方城市政府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交流与合作、摩擦与竞争以及对口支援三种基本形式,它们分别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博弈论分析视角下城市政府间关系的实质就是一种复杂的博弈过程。从博弈的表现形式来看,可以分为直接博弈和间接博弈。正确对待城市政府间的博弈关系,改善城市府际关系的出路在于建立伙伴型城市府际关系。为此,我们应完善以下具体制度设计:充分发挥纵向的科层制组织的积极协调作用;加强城市之间正式协作组织建设;开发利用非官方非正式的协调机制资源,形成多层次的交流机制。     

府际关系与国家治理:功能、模型与改革思路北大核心CSSCI

府际关系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在最基本的意义上,府际关系对于国家治理的功能和重要性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宪政结构安排、区域功能分工以及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参考西方府际关系相关研究,本文构建和区分了四种府际关系的发展模式:控制模式、互动模式、合作模式和网络模式。顺应府际关系向府际治理的发展与转型,本文进一步提出了我国深化府际关系改革的思路与策略。     

府际学习:“河长制”政策创新的核心动力

府际学习是推动"河长制"政策创新的核心动力。要解决当前"河长制"强调属地管理的制度设计与流域整体性治理之间的矛盾,可从创新府际学习的制度和机制入手,从法律供给、组织结构优化、政策工具运用等层面推动"河长制"持续创新。     

共建共享:十八大以来农村社区治理机制的优化路径北大核心CSSCI

十八大以来,在中央政策引领下农村社区治理实践取得显著成效:社区化的组织体系日益完善、社区群众自治不断延伸与拓展、社区服务功能进一步凸显等。与此同时,农村社区治理创新也积累了丰富经验,推进治理主体"融合发展"、治理手段"提档升级"、治理过程"规范提升"、治理规划"高位推进"等创新维度,不断体现着"共建共享"的治理理念。所谓"共建共享",就是遵循以人为本的要求,体现共同参与的治理理念,把"共建"的治理过程与"共享"的治理目标结合起来,是探索和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指导思想和实践路径。基于此,为了不断贯彻落实"共建共享"的指导思想与实践路径,以实现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推动和谐社会发展的整体进程,未来农村社区治理创新需要进一步从农村社区治理主体规范机制、治理运行机制及治理保障机制的角度进行优化和完善。     

府际关系研究须立足于国家治理——兼评《政府间网络治理》

李昌瑞教授的新作《政府间网络治理: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间关系研究》以"在中国政府管理体制中,垂直管理部门、地方政府、企业和地方民众是多个权力主体和行动者,在其所编织的政府网络结构中,其间的关系如何协调、合作?"为核心问题,为中国政府的未来治理提供可行思路。受制于特定知识和学科,也存在缺乏政治高度的问题。由此有必要在国家治理大背景下来思考府际关系,突出国家治理结构本身及其与府际关系研究的内在勾连问题。     

乡村治理中的情境博弈、策略选择与利益协调——基于鄂西L县政府贫困治理的案例分析

在乡村治理中,话语情境的政策逆变、关系情境的利益寻租和常人情境的权宜取向往往导致地方政府的行动困境。困境的化解有赖于地方政府的策略选择,包括向上回应与制度创新的政策变通策略、资源配优与治权引导的利益共谋策略和柔性运作与程序规范的行为约束策略等。这一治理方式揭示了乡村社会中地方政府与各利益主体间的复杂关系,地方政府需要以“合法化”的话语规则、“合理化”的道义关系和“合情化”的常人理性来协调各主体间的利益冲突,以此实现乡村治理中的“治理有效”和“善治”目的。     

社会协商对话：中国共产党沟通和回归社会的有效机制

沟通功能是现代政党的一项基本功能.中国共产党是当代中国的执政党,必然是最为重要的政治沟通主体.在当前社会冲突持续加剧的背景下,进一步健全社会协商对话机制是中国共产党沟通社会和回归社会的一种有效机制,它对于协调和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社会和谐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1978年以来的政治实践,对我国社会协商对话机制的兴起背景、发展历程和健全必要性等问题进行了论述,认为当前健全该机制是执政党在沟通和回归社会、实现国家治理结构调适上的积极探索和有效实践.     

统合型数字治理：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基于深圳市龙华区的案例研究

数字技术和党组织双向嵌入既有治理体系形成的统合型数字治理已成为我国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重要模式,但既有研究尚未系统回应统合型数字治理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基于策略关系国家理论构建了“知识+能力+行动”框架,结合深圳市龙华区“党建+科技+治理”的个案,对统合型数字治理推动有效治理的理论逻辑和实践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统合型数字治理兼容了统合型治理和数字政府的优势,实现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协调与平衡,通过理念思维再造、责任利益再造、激励约束再造三大机制,塑造了基层治理共同体的统一价值基础,并从结构力和能动力两方面重塑了治理行动者的知识、能力和行动关系,促成了治理行动者间的知识融通、能力集成和行动协同,有效解决了多元碎片化和集体行动困境的问题,提升了基层治理效能。     

社区公共治理与和谐社区的组织化构建

随着我国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传统意义上的社区利益整合机制失灵,社区伦理问题日益凸显。本文在对和谐社区作出理论探讨的基础上,认为社区公共治理结构的建构必须在行政资源的推动下,注重社区多元利益主体的共同参与,但也面临初始行动者的生成、社区治理主体间的信任和社区治理网络的协调与整合等三个方面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