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治治理到治理法治--突发疫情“大考”下地方治理效能提升

地方是突发疫情防控的实施者,地方治理奉法,疫情防控治理效能就显著。疫情的突发应急性要求地方治理打破常规治理思维,甚至采取超常规治理措施,而这些措施一旦使用不当,公民人权保障和国家法治秩序就会面临威胁,鉴于此,有立法权限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须加强属地疫情防控的预防性立法;地方政府要以法治政府建设为抓手,强化疫情防控的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地方各级司法机关严惩涉疫情犯罪须坚持主客观统一原则,警惕个人极端暴力犯罪;强化疫情防控公众守法意识的培育,以两个区分提升公众知法能力,以良善社会政策促进公众守法自觉。     

从“强制治理”到“合作治理”——区域警务合作治理理念转型探析

当前,我国区域警务合作开展主要是依靠上级政府强制展开的。这种治理方式对于完成特定的警务任务有着显著的效果,却也存在着非制度化、形式化、短期化和唯上级化等弱点。合作治理是一种以合作博弈为理论基础,寻求以地方政府为主体,建立合理规则为主要合作机制的治理理念,具有更高的社会治理效果。为了进一步提高区域警务合作的治理效果,有必...     

竞争法视野中的“通道费”现象

在商品零售毛利外收取通道费已经被现代销售模式中的零售商们广泛采用。本文从竞争法的角度对通道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 ,指出它是零售商分配手中资源的一种方式 ,不符合传统竞争法中的商业贿赂和滥用优势地位的构成要件。同时 ,通道费的收取也不会威胁竞争法价值的实现。文章的最后提出了规制通道费收取的几点建议     

走向“地方的欧洲”:欧洲地方治理的发展及其启示

根植于欧洲浓厚的地方自治传统以及地方主义理念,欧洲的地方实体一直延续着其独特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功能,其作为欧盟治理结构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基本层级,直接面向公民个体、倡导政治参与,业已构成了欧盟治理的重要维度。特别是在当前一体化的背景下,欧洲的地方治理发展引领了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地方化"潮流,延续了新时代欧洲政治文明的精神内核,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借鉴性。     

前置式治理——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机关探索

“前置式治理”是地方党政机关对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新探索。地方党政机关通过党建引领、数字赋能、服务前置、资源前置、机制前置的方式(即“一引领、一赋能、三前置”),将党政机关的人财物力和权责利等下沉至基层社会,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这既激活了各类主体,推动党政社民协同互动,又推动基层治理向规范化、专业化和智慧化转变。     

“公平的”专利许可费的法律思考

公平的专利许可费应当与被使用专利对专利产品的贡献大致相当,若专利许可费远远超出专利对专利产品的贡献则不符合贡献原则。要求过高的专利许可费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利滥用行为,违背了契约正义和利益平衡的法律理念。可以预见,我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是技术进口大国,所以我国政府应当从国内法和国际法两个层面寻求对过高的专利许可费的法律规制。     

新形势下“小金库”治理能力提升探析

在当前反腐倡廉和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小金库"问题在中央多个部委的重视下再次成为社会焦点。在我国,"小金库"问题由来已久,不健全的法制环境、淡薄的法制观念、单位内外部的监管失位以及违规违纪处罚不力等原因突显当前我国"小金库"治理能力比较低下。作为标本兼治的对策,加强反腐教育、强化外部监督、完善法制环境、构建协调机制等措施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提升"小金库"治理能力。     

地方政府治理制度创新浅议

地方治理制度创新是近几年来学界、政府与公众议论最多的问题之一。为什么要进行地方治理制度创新？有两大原因：一是全球化带来规制变化,推动民族国家以及地区构建更具竞争性、适应性与应变能力的治理制度;二是公共治理理念变化推动各国政府改革陈旧的治理制度与方式,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任何公共治理转变与制度创新都是从基层开始的,地方政府在治理转变过程中居于一个基础性的制度安排的地位。     

支付“加速费”行为的刑法认定

在中国刑法语境下,行为人支付加速费是为了加速获取必得的合法利益,无论行为人支付何种数额的加速费,并没有使国家工作人员违背职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家工作人员勤勉尽责,故,其行为不应被认定为行贿罪。加速费的合法化与《禁止在国际商务交易活动中贿赂外国公职人员公约》以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并不冲突,美国《反海外贿赂法》中亦有出罪的规定。     

整体治理背景下的法国地方财政制度改革

法国政府在整体治理的大背景下,进行了地方财政制度改革。通过开源节流、强化对地方公共开支的控制,动态评估地方直接税(主要是地产税)的税基、使之更为客观真实反映土地价值,完整补偿取消职业税的代价、保障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相一致,限制在同一税基之上的税收重叠、明确各级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法国地方财政制度改革从较为微观的地方税制调整入手,以宪法和法律为根本保障推动地方财政自治,同时进行地方政府组织结构和政府职能等综合配套改革。对法国地方财政制度改革的得失进行检讨和总结,对于完善我国地方财政制度,推进地方财政自主法制保障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日本课征金制度的变革及对我国立法的启示——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草案》相关规定

2005年日本禁止垄断法修改的主要内容之一是课征金制度,扩大了缴纳“课征金”的客体范围,在“课征金”的计算方法、征缴程序方面加入了主观因素,同时引入课征金减免制度,扩大了公正交易委员会裁量权,加强了其在执行禁止垄断法方面的职能。借鉴此立法经验,我国应完善反垄断法执行措施方面的立法。     

诉讼费用异议制度的实证研究

诉讼费用异议制度是当事人救济的重要途径,是完整的诉讼费用制度的必要组成部分。为了解异议制度的运转情况,对部分基层法院进行考察与调研,以揭示当前诉讼费用异议制度设计不合理、程序保障之不足,并考量诉讼价值、保护的紧迫性、讼费属性等因素,完善我国诉讼费用的异议路径。     

论设区的市地方立法空间的释放

目前,设区的市地方立法在事项范围及对行政行为设定权方面,都存在空间过于狭小的问题,已造成地方治理所需法律规范供给不足、立法特色难以体现、抄袭上位法现象严重、细化成为多余等现实困境。必须从解决地方治理对法治规范需要和充分发挥地方立法积极性等初衷出发,努力释放设区的市地方立法空间。对立法事项的范围要全面扩展;对行政行为设定的立法空间要采取分类设置,通过一事一授权和精准授权方式实现地方立法空间的释放。要通过修改《立法法》等相关法律释放地方立法空间。同时,对立法权空间释放后的各种担心,要从理论上作出分析和解释,以扫清赋权中的理论障碍。     

我国国家赔偿费用管理制度的完善

本文在介绍当前我国国家赔偿费用管理制度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国家赔偿费用管理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基于成本导向视角下的非营利组织管理费用探讨

文章根据捐赠方偏好与非营利组织使命的契合程度、监管方对非营利组织控制程度,为管理费计提提供一个新的情境分类即依据非营利组织能力、监管方控制（问责）程度、捐赠方偏好、慈善项目难易度四种情境,分别计提不同的管理费用。管理费计提比例,究其实质是一个成本权衡的问题,依据不同情境选择最优计提比例,并将其限定在合理范同内,对非营利组织构建其公信力,拓宽善款渠道,以及组织的良性发展皆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老挝两国外资立法具体制度比较

文章比较分析了两国改革开放后的产业结构状况,从立法价值与立法结构方面比较分析了两国外资立法的特点。从鼓励外商投资的措施及税收等方面的特点,比较了两国外资立法具体制度的不同。     

数罪并罚中的刑事立法政策问题探析

调高数罪并罚总和刑期,其主要立法价值就是要协调数罪并罚的总和刑期与最终确定的数罪并罚总和刑期两者间的合理关系,这首先应当遵循刑事立法政策的合理性原则。虽然不能完全排除数罪并罚刑期的调高与“死刑过重、生刑过轻”存在直接关系,但也不能由“死刑过重、生刑过轻”的缺陷直接得出数罪并罚刑期总和应当调高的必然结论。《刑法修正案（八）》修正数罪并罚总和刑期的结果,可谓是“重刑化”和“轻刑化”折衷的适中,是刑事立法政策在数罪并罚立法条款上的体现。     

对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立法的思考

重构我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立法，必须确立全新的立法原则，设计合理的立法层次和体倒，同时注意其他法律制度的协调与配合。     

大学生自杀立法防控体系

大学生自杀立法防控体系可从大学生自杀防控立法的理由与原则,大学生自杀防控教育引导的立法思路,大学生自杀防控管理机制的立法框架三个层次进行初步探讨,它的建立有利于保障大学生生命健康权益,推进大学生自杀预防工作,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维护和增进社会和谐稳定。     

社会和谐视角下社会保障“费改税”问题再思考

社会保障"费改税"一直以来就是学术界的热点问题。学术界"费"税"之争主要分歧在于社会保障费改税可操作性。现阶段全面开征社会保障税的时机尚不成熟,易引发不同区域、不同利益团体,以及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从而不利于社会和谐。社会保障"费改税"改革要取得成功,必须建立在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法律制度、税制与工资制度配套措施改革成功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