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及调整思路

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以利益作为基础,其中以效率为追求目标的功利主义原则与公平原则是现代公共政策最基本的两种价值选择。改革开放以来,基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需要,功利主义在我国公共政策领域具有重要影响,这一价值取向在见证了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本文在对功利主义的利弊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对未来我国公共政策的调整思路提出了相关见解。     

再论立法的道德代价——关于立法与公共政策的犯罪学分析

人类的一般正义和人的良善情操,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法是社会道德的底线,其他所有的公共政策也都具有道德“指引器”的作用.立法以及所有的公共政策,是政府治理社会的主要工具.立法以及所有公共政策可能因失误而“自摆乌龙”,产生一些意外的后果,导致社会资本的严重损耗,付出沉重的道德代价.一部“良法”、一项好的公共政策,应当起到守护人类一般正义和社会基本道德的作用.如果公共决策或者立法破坏了正义原则或者触及了原有的社会道德底线,是不明智的和危险的,它最终可能成为对不义和违法犯罪的纵容.任何一部立法和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都必须充分考虑它在道德(包括社会治安)方面的机会成本.     

试论政教分离原则的宪法价值

政教分离是现代宪政的基本原则和理念,是实现宗教信仰自由的基础。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政教分离原则在各国的发展途径是不尽相同的。本文通过对政教分离原则的历史基础、政治道德与宪法判例的分析,说明了现代法治国家中政教分离原则应具有的基本价值。     

有限扩张:试论法院的公共政策形成功能

社会转型时期,新型纠纷、疑难案件纷至沓来,代表司法权的法院如果一味恪守司法被动的原则将难以获得社会的认同。放眼世界,法院不再局限于定纷止争的基础功能,而是逐步衍生出扩展功能,并且越来越多地参与公共政策的形成。本文正是从现代法院的功能定位出发,探寻法院形成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同时借鉴域外经验,期望有所裨益。     

我国公共政策及其执行力研究

国内外政策实践的经验表明,在日趋复杂的现代行政环境里,政策效能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政策执行的具体情况。公共政策执行力是公共管理领域的新概念。本文论述了我国执行公共政策的原则,并根据这些原则分析了我国目前公共政策执行的现状问题。最后结合问题,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宽容与平衡:中国刑法现代化的伦理思考

作为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人性不仅是人类道德的基础,也是刑法现代化所必须具备的伦理精神。以宽容的眼光看待人性,不仅要尊重人性中利他的欲望,而且要容忍人性中利己的要求,这是人类道德的基础,也是刑法现代化所必须具备的伦理精神。而正是中国刑法人性基础的薄弱乃至于人性宽容精神的缺位,引发了中国刑法的道德化危机,并导致了中国刑法在立法制度安排、司法实务适用和刑法理论研究中的一系列误区,因而需要以利益平衡为原则,培育中国刑法的现代伦理品格。     

构建现代社会道德体系应以职业道德为基础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出现了"道德滑坡"现象。在以家庭美德为基础的传统社会道德体系逐渐解体的背景下,需要构建现代社会道德体系,需要顺应中国社会的转型推动道德转型。相较于传统社会道德体系以家庭美德为基础而言,现代社会道德体系的基础则是职业道德。职业道德是提升全民道德水平的支点,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及公职人员应从态度、行动和形象上转变角色,积极构建现代社会道德体系。     

法律形式化: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时代课题

法律形式化之实质乃是法律权威的确证和法治原则的实现。中国法制现代化是价值理性优先而形式理性为先导的法制变革过程。确立法律形式化目标对于中国现代法制的制度架构、现代法律运作机制的形成、现代法治原则的牢固确立以及现代法律文化的培育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继承与变革:《大清民律草案》中的亲属制度论析

《大清民律草案》作为中国第一次对外来法制和固有法制进行整合的尝试,其亲属制度是在对传统法的继承和变革中实现的,这集中体现在其与传统服制的关系上。草案中亲属分类、亲属范围和亲等计算方式的选择都受到传统服制的影响。但作为一部新式法典,草案也做出了一些变革,现代亲属法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制度得到确立,如重视血缘、不论尊卑、相互主义等,奠定了近现代亲属法的基础。     

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承认和执行中的公共政策问题

在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中,公共政策是一个极不确定的因素,一国为保护本国当事人的利益,可能会以此为由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国际法协会国际商事仲裁委员会认为,在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方面,应采纳国际公共政策的概念,以避免因各国对公共政策的理解不同而影响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在世界范围内的承认和执行.该委员会还认为,一国的国际公共政策包括该国所希望保护的与道德和公正相关的基本原则、该国的强行法规范以及该国应承担的国际义务,并对其具体适用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堕胎行为的刑法规制研究——以强制堕胎为视角

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于1978年开始实行,此后,我国人口形势经历了转变,即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得堕胎已经成为一个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为了实现我国人权保护观念的提升,维护社会道德底线,立法部门应加快立法进程,遏制对胎儿的不法侵害。     

论公法在中国的演进

公、私法的划分肇始于西方,因其契合着人的公共性和个体性而得以延续和广泛应用。公法因社会生态的不同而演变出宗教、道德、法律等不同的表现形态。公法在中国是伴随着共同体的形成而生成的。近代以前,由于公共利益遮蔽了个体利益,道德始终占据着社会的主导地位,公法在中国一直以道德的形式存在着。近现代后,社会生态的变化使得利益多元化逐渐生成,公法在中国逐渐由道德向法律转变。当前公、私法之间愈来愈呈现出融合的趋势。宪法的彰显是公、私法划分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使公、私法的二元对立实现了在更高层次上的统一。公法在宪法整体性的协调下,已呈现出自足与互助的同构。     

宅基地管理与物权法的适用限度

对土地管理制度的既有讨论,通常是从宪法第10条出发,没有考虑宪法第6条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规定,将"国家所有"与"集体所有"片面理解为民法所有权而忽视其所有制内涵。物权制度是所有制关系的法律反映,"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超越新中国历部宪法和其它具体法律的基本宪法原则,运用物权规则完善宅基地管理制度,需以公有制为大前提。忽视公有制前提的物权化改革建议,陷入"私法‘宪法中立",的认识误区,加上对宅基地经济社会属性的误会,所提出的改革方案缺乏法理与现实依据。现有制度在实现社会财富公平分配、公共资源有效管理和农民权利保护等方面基本有效,下一步改革只需做局部调整而无需全盘重建。     

What’s Wrong with Penal Populism? Politics,the Public,and Criminological Expertis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penal populism” and its conflict with criminological expertise. It considers the proper balance between professional expertise and community sentiment in the formulation of crime control and penal policy—especially in respect of policy measures where moral rather than instrumental considerations are involved. It raises theoretical questions about the nature of “public opinion”—does it exist other than as an artifact of survey instruments?—and its proper role in a democratic polity. And it considers the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of criminological experts in relation to policy formation and political debate. The performance of public health experts during the COVID pandemic is presented as an instructive case in point. Can criminology establish itself as a credible form of social scientific knowledge worthy of public trust? And how should criminologists comport themselves when engaging with questions of public policy and political controversy?

     

破产优先权的公共政策基础

本文试图借用“公共政策”一词来探讨哪些债权可以在破产清算程序中获得优先的地位及其政策依据。学理上 ,破产程序除了将债权的个别实现程序转化为总括执行程序之外 ,原则上不应改变破产程序开始前后各种实体权利既定的优劣地位。然而 ,破产法之外的其他实体法并没有也不可能穷尽对各种实体权利的优劣 ,有些实体权利的特殊救济也只有在破产事件发生之时方才凸现出来 ,需要破产法规范在一般实体法之外创设一些法定的优先权。本文结合我国破产法实施的社会情势和环境 ,就我国破产分配程序中工资债权、社会保险费、国家税收、侵权行为债权取得优先权地位的政策基础 (政策诉求 )进行了初步的分析。     

民营化、规制改革与新行政法的兴起——从公交民营化的受挫切入

我国当下公交民营化改革普遍受挫的背后隐藏着异常复杂的政府规制课题。作为公私部门合作治理的有益尝试,特许经营是我国公交民营化改革的基本路径。面对公交领域特许经营的诸多困境,地方政府应当尽快实现由"冲锋陷阵"的执行者向"身居幕后"的保障者的角色变迁,在坚守法治精神和契约规则的基础上切实担负起后民营化阶段的规制责任,努力促进公共福祉的提升。在公私合作的崭新背景下,通过对具体行政领域规制过程的观察和政策面的关怀,以回应真实世界为己任的新行政法已然兴起。     

诚实信用原则与法治的契合--作为宪法原则的诚实信用

原本作为人类的基本道德规范的诚实信用,早已不再仅仅局限于是一种道德,而且是一种法律,是一种具有明显道德基础和特征的法律规范。在法治社会,这一具有道德基础和特征的法律规范其适用范围在不断地扩张,不仅适用于具体而平等的个体之间,是私法上的规范和原则,而且被适用于国家和公民之间,成为了公法上的一项规范和原则。宪法,作为一国调整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关系的根本法,作为典型的控制国家权力、保护公民权利的公法,理应规定或体现诚实信用原则,促进和保证国家权力的诚实信用,最终更好地保护公民的权利;从宪法是公民与国家之间的一种契约角度讲,由于契约的本质及对诚实信用的依赖,也说明了诚实信用原则应该成为宪法层面上的一个原则。     

确立社会主义荣辱观重在道德践行

社会主义荣辱观必须在道德践行中学习。要区分“知识学习”与“道德学习”,后者是以践行为重的知情行整合性学习。帮助未成年人确立荣辱观,重点应是组织、引导、帮助他们自己道德践行。为了社会的发展,为了下一代人的健康成长,成年人在道德方面应当做出一个好的样子。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下的刑事政策模式

坚持道德理性而否认规范理性,或者主张规范理性而排斥道德理性,都是有失偏颇的。规范目的与整体法秩序目的是两种不同层次的目的,两者互补互济、相辅相成,能有效衡平社会伦理道德与刑法规范的关系,并使刑法适用保持活性与弹力,充分迎合司法实践需要。信守规范目的而忽视整体法秩序的刑事政策,有时不利于维护社会共同体利益。信奉整体法秩序目的而忽视规范的刑事政策,可能不利于保护共同体成员的个人权益。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下,传统刑事政策面临诸多困境,应贯彻刑事政策发展模式。刑事政策发展模式要求正当事由得到现实化延伸,合理调适定罪量刑标准,扩展刑法解释体系范畴。刑事政策发展模式下,需要严控适用范畴,合法约束模糊管理,有效限制道德理性和规制辩证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