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打造全新“问责文化”

加拿大是国际公认廉洁程度较高的国家，这主要得益于政府建立和不断完善的一整套惩防腐败的体系，这个体系对公职人员的任何腐败行为实行“零容忍”。     

提高腐败成本 推进反腐倡廉

腐败是指运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腐败行为有其特定的成本和收益,当公职人员从事腐败或犯罪活动的收益比其成本或风险大得多时,其腐败的动机增加;当腐败潜在收益足够大时,他就可能"铤而走险"。而当公职人员廉洁的收益比其成本或风险大得多时,他就具有廉洁的动机;当廉洁潜在收益足够大时,他就可能"廉洁一生"。可见,腐败成本直接影响到腐败的动机和行为。如果能使腐败成本超过腐败收益,就能有效地抑制公职人员进     

腐败产生的经济伦理探源

从经济伦理角度看，资源的稀缺性使国家公职人员的权力增值，客观上为腐败的产生提供了滋生土壤；公平竞争规则与观念的异化是公职人员以权谋私的主观原因；作为他律的法律制度存在“空洞”也为腐败提供了机会。     

“边缘腐败”情理与法理悖反困境及解决路径

“边缘腐败”是指国家公职人员利用公共权力,在权力监管盲区或运行的灰色地带,为自己或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但却没有明显违法又无需为其后果承担法律责任的行为.“边缘腐败”的种种外在表现,看似“合乎情理”,实则是“法理难恕”,这种冲突直接导致了“边缘腐败”情理与法理的悖反.为此,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加强宣传教育,走出对“边缘腐败”行为“情理可恕”的逻辑误区,同时,又要健全体制机制,扎紧“法理难容”的制度藩篱,积极探索“边缘腐败”情理与法理悖反困境的解决路径.     

警惕“亚腐败”

随着我国惩治腐败力度的加大，领导干部“闯红灯”显著减少。但值得警惕的是，“亚腐败”却有蔓延之势。所谓亚腐败，是指在权力廉洁状态和腐败状态之间所形成的一种尚未达到触犯刑律的地步，但权力本身却又并不那么干净的空间。像党员干部、国家公职人员利用家中婚丧嫁娶大操大办之机敛财，就是一个“亚腐败”的表现。亚腐败的危害并不亚于腐败，可以发生质变直达腐败。     

腐败心理分析及应对之策

腐败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社会心理是造成腐败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因素。目前腐败心理呈现出补偿心理、失衡心理、侥幸心理等多样性特点。腐败心理的形成和行为的产生，往往是因为其个人需要极度膨胀，欲望动机发生扭曲所致，同时领导干部对权力认识的偏差也强化了腐败行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此，在选拔和任命干部时应进行心理测试，对干部要进行心理健康和心理代价方面的教育，适当满足干部对物质的需求，关心他们心理发展状况，从心理源头防止腐败。     

论防腐体系创立的基点

一、腐败、反腐败和防止腐败 　　我们所说的腐败是一个政治术语或者概念,只是用于政治方面的行为。广义的腐败行为意味着政治行为一般意义上的败坏,这里并不一定有人直接得到好处或利益,但整个社会的利益受到损害。狭义的腐败,是指个人运用公共权力来实现私人目标,这里涉及到权力、公职、职责、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 　　以往我国廉政建设的重心主要是置于“反腐败”上面,即对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腐败行为给予追究和严肃处理。笔者认为,反腐败固然是必要的而且是刻不容缓的,但俗话说“亡羊补牢”,如果“亡羊”后只去找羊,而…     

国外财产申报制度实施的特点及启示

财产申报制度作为一项反腐利器，是许多国家杜绝和惩治公职人员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的一种常用手段。目前，全世界有97个国家和地区将“官员财产申报制”入法。深入分析借鉴国外财产申报制度实施的特点和做法，对推动中国财产申报制度的实施具有较大的启示。     

用好“四镜”，让“隐性腐败”无处遁形

“隐性腐败”是相对于显性腐败而言的。近年来，随着反腐倡廉力度的逐年加大，一些贪官已从赤裸裸的权钱交易，逐渐转向隐蔽性较强的信息贿赂、期权贿赂等隐性腐败行为。随着官员腐败行为渐渐从“地上”转为“地下”、由直接转为间接、由“现货”转为“期权”，“隐性腐败”便成为时下腐败行为的新特征。     

灰色收入求解

对普通老百姓来说，非市场因素的“灰色收入”问题扩大了收入差距；对政府公职人员而言，“灰色收入”更是腐败界限暧昧不明的“小夹祆”。     

腐败与体制：内在关联与应对之策

本文从公共权力运作失灵的角度研究行政职能与腐败的内在联系,探索造成公职人员腐败的现实体制因素,指出不合理的行政体制是公职人员腐败的主要根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的改革建议。     

『公共腐败』问题透视——以公共生活伦理为分析视角

腐败本意指生物有机体变质,＂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汉书·食货志上》,后来逐渐被应用到社会政治领域中,通常把它定义为公职人员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在公共生活中我们发现，虽然腐败主要是以政府官员为主体的，但政府官员腐败并不是腐败的全部，     

对腐败成因的公共选择理论分析

腐败是公共权力异化的结果.历史上对腐败成因的探索大致有三种类型,虽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有其局限性,都未能很好地揭示腐败行为是如何由可能变成现实的.本文试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角度对此进行分析,指出,政府公职人员选择腐败行为与公众选择反腐败行为都是一个成本-收益的分析、比较过程,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并就此提出一些反腐败的建议.     

观点搜索

建立“廉洁年金”需三大前提 舒圣祥10月21日的《新华每日电讯》上撰文指出：日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首次向社会公开了其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交的“383”改革方案总报告全文。其中很多提法“尺度很大”，受媒体和公众关注的是“公务员廉洁年金制度”——公职人员未犯重大错误或未发现腐败行为的，退休后可领取廉洁年金。     

隐性腐败的“病毒”特性、“变种”新考及“多联疗法”

当前，公职人员腐败就像侵入我党健康肌体的病毒，呈现不断“变异”和加剧发作的趋势，给党的事业和形象造成了很大的损害。根据其发作时的可识别程度，分为显性腐败和隐性腐败两种“病毒”类型。与“显性腐败”过于公开直接不同，“隐性腐败”避开了赤裸裸的“现金交易”，披上了一件“美丽的外衣”，其隐蔽性更强、覆盖面更广、新“变种”更多，也更难以查办。随着我国法制的健全、监督力量的增强、监督体系的完善，腐败将越来越趋于隐蔽化。加强对新形势下隐性腐败“病毒”特性的研究，努力掌握其演化新规律，变异新类型，坚持“教育先行、社会协同、完善制度、加强惩处”等“多联疗法”，就能不断夺取惩治腐败的新胜利。     

用乱罚之款砌成的“权力宫殿”

继韩国总理李海瓒在国内发生铁路工人罢工时打高尔夫球被迫引咎辞职,首尔市长、下届总统竞选人李明博独自占用首尔市南山网球场打“皇帝网球”被曝光之后,韩国国内加大对公职人员腐败的防治力度呼声不断高涨。3月23日,韩国清廉委制定了《关于公职人员打高尔夫球及个人娱乐行为标准的方针》,下令全国必须严格执行。发生在“邻居家”的事,本来由不得我们评头品足,但联想到国内一些党政官员日渐高烧的“高尔夫球热”,且在这个“优雅”运动背后隐藏着腐败“猫腻”,就值得“摆弄”和“玩味”了。高尔夫球在国外不过是大众化的健身运动,但从进入中…     

腐败之因与廉政之策

腐败之因与廉政之策□张锋通常所说的“腐败”，其实是“权力腐败”，即权力变质，公共权力蜕变为私有权力，使用于私利的目的。从法学的角度说，腐败应包含以下四个要素：（１）行为的主体是国家公职人员；（２）行为的主观方面具有谋私的动机；（３）行为的客观方面是滥...     

腐败在中国更难被发现？

地方官员可以轻易以“执行行政命令”作为其不严格遵守规定的借口，借此掩饰其腐败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腐败行为无疑更为隐蔽和难以证实，因此从整体上遏制腐败的难度自然更大。     

越腐越升？拿什么遏制“带病提拔”？

“发生初次腐败行为的平均年龄为47．48岁。带病提拔的省部级官员，其平均经济腐败时间在10年左右，绝大多数是5年到15年之间。”2012年12月中旬，一则题为《“带病提拔”官员初次腐败多在47岁》的新闻令舆论哗然。     

损害群众利益是最大腐败

《学习时报》目前刊登张铁的文章指出，腐败行为本身，大多直接损害到群众的利益。受贿一类的腐败行为，背后往往有“权钱交易”，而交易成本，必然不会是交易者埋单。于是，有了偷工减料的“楼倒倒”、“桥歪歪”，有了监管失察的“毒奶粉”、“地沟油”，有了屡禁不止的“择校费”、“赞助费”。而贪污渎职一类的腐败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