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后，面对国民党军准备新“围剿”之机，周恩来和朱德据理力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正确军事方针，但博古和李德却简单照搬苏联军事斗争经验，顽固坚持扩大苏区和夺取中心城市的战略方针，轻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在实践中总结的正确战略战术，致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节节失败，不得不离开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为准备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三人组成中央“三人团”,负责筹划和准备工作，尽管周恩来与博古、李德在战略战术上有分歧，却以极强的组织观念“相忍为党”,根据共产国际的战略转移指示，周恩来负责或参与了红七军团北上、红六军团西征、与粤军陈济棠谈判达成借道协议、组建第八军团和中央教导师、确定红军主力集结地等诸多秘密准备工作，参与指挥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集结于都、组织部队抢渡湘江渡口等军事行动，指挥红军西征通过四道封锁线。     

"南天王"陈济棠与中共的一度合作

民国时期统治广东8年的“南天王”陈济棠,在20世纪30年代中央红军长征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曾经与中共和红军建立了秘密的合作关系,对红军在长征初期顺利突破第一、二道封锁线起了一定作用。对此,许多不知内情的人感到疑惑,陈济棠这位曾经投靠蒋介石并积极镇压广东革命力量的“南天王”,怎么会有同中共合作的历史呢?     

一场决定中央红军长征方向的秘密谈判

1933 年 9 月,蒋介石纠集了近百万兵力,采取“步步为营”、“堡垒推进”、“四面合围”的战法,分东、西、南、北四路进攻中央苏区,妄图消灭中央红军,摧毁中央革命根据地。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加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瞎指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主力红军和中央党、政、军机关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 长征前夕,周恩来、朱德利用蒋介石统治势力的内部矛盾,适时地建立了我党与陈济棠的统一战线,为中央主力红军突围转移,创造了有利条件。在纪念中央红军长征 70周年之际,笔者就…     

评红军长征中利用国民党派系矛盾

红军长征胜利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内正确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胜利,长征获胜是克服多种艰难险阻的结果,也是调动多种克敌制胜因素的结果,其中就有积极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利用国民党派系矛盾方面的因素,本文就此列举长征中的史实作一阐述.(一)利用陈济棠与蒋介石的矛盾长征之前第五次反“围剿”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坚持党内正确路线的领导干部,以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的眼光,注意到国民党内派别斗争所形成的某些局部对革命有利的条件,重视利用国民党内的矛盾斗争,创造有利于革命的形势.     

周恩来和罗瑞卿

罗瑞卿应当说是在解放军高级将领中同周恩来关系比较密切的一位。他们的交往主要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但是他们相识则要追溯到红军时期。1931年底,周恩来化装成富豪,留着满脸大胡子,进入中央苏区。红军中的指战员们都亲切地称呼他“胡公”。罗瑞卿早就听说过周恩来的名字。他于1927年初进入的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是黄埔军校的分校。他知道周恩来正是黄埔军校的创始人     

朱德四次搭救张国焘诬害的红军将领

<正>反常之举:红军总政委攻击总司令沙窝会议后,红军总司令朱德和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告别了多年并肩战斗的毛泽东、周恩来等,开始与张国焘共事。张国焘爱摆架子,经常披着一件雨衣,走到哪里都     

红军长征时各部队领导人

红军长征开始的中央领导人:博古(秦邦宪)、李德、周恩来、朱德、张闻天。 指挥红军作战的“三人团”:李德、博古、周恩来(遵义会议后为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 中央红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叶剑英;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李维汉。     

长征中的周恩来

红军长征能够取得伟大胜利,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全体红军英勇奋斗的结果,但是,不能否认伟大人物所起的重要作用。周恩来就是这些伟大人物中的一个,而且,周恩来对长征的胜利,起到了别人所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下面所讲述的周恩来在长征中的故事,很能说明这一点。     

红一方面军的创建与中央苏区的形成和发展

正红一方面军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三大主力红军之一,是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自培育下成长壮大起来的。红一方面军的创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红军建设史的一件大事。它的建立,使红军的兵力更加集中,指挥更加统一,不仅建立和完善了红军的组织指挥系统,而且大大增强了红军的战斗力,为红军实现从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转变,     

长征中的周恩来

正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一度红火的中央苏区陷入困境。1934年6月,共产国际复电,同意红军主力突围转移。为此,时任中央总负责的博古主持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三人团":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指挥,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安排落实突围转移的重担落在了周恩来身上。红军这次战略转移,就是后来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是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一次重大转折。在推动这一转折的过程中,周恩来付出了巨大     

陈济棠为红军“让道”之谜

在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史上，存在这样一个谜：红军为什么会几乎“兵不血刃”地顺利突破蒋介石的粤北第一、二、三道封锁线？陈济棠为何会心甘情愿地为在战场上你死我活的“敌人”“让道”，并悄悄送给“敌人”大量军火？     

略述抗战前夕国共和谈中的红军改编问题

1937年2月中旬至3月中旬,我党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与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等在西安进行谈判。谈判中,红军改编问题,双方争论得最为激烈。谈判前夕,周恩来向中央提出我党关于红军改编的最初方案:红军改编后的人数可让步为六、七万,编制为四个师,每师三旅六团,约一万五干人,其余的人员编为某路军直属队。关于红军改编后的性质,周恩来提出,军队中党的组织依然存在,拒绝国民党的组织、政训人员来我军,我军自行训练,可实施统一的政训纲领,但不能辱骂和反对共产     

周恩来延安遇刺记

周恩来的一生历险无数,在中国革命圣地延安的劳山遇刺,是最意想不到的,也是最惊险的。周恩来说:“我一生遇过很多次危险,但最危险的就是那一次,那次是陈友才同志代替我牺牲了。”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中国共产党发出了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1937年,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周恩来,率代表团往返于延安与西安、杭州等地,与国民党政府代表谈判。担任警卫任务的是延安卫戊司令部参谋长兼周恩来随从副官陈友才。 4月25日,周恩来再次由延安启程前往南京,同国民党代表谈判关于红军改编     

突破四道封锁线

正在中央红军突围的前进道路中,蒋介石指挥广东的陈济棠、湖南的何键和广西的白崇禧等先后布置了四道封锁线,妄图阻止以至消灭红军。但红军英勇奋战,突破一道道险阻,使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全部落空。处处是险境1934年10月21日,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红一军团2师在江西信丰、安远间的版石圩打响了第一仗,击溃广东守敌。1师又占了新田,渡过信丰河,进入广东     

厉史巨变中的范长江与周恩来

在战云密布的西安两人相见恨晚 1937年2月4日,周恩来在战云密布的西安,会见了冲破重重阻力,从绥远前线赶来采访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 “你在红军长征路上写的文章,我们沿途都看到了。我们红军里面的人,对于你的名字都很熟悉。你跟我们党和红军都没有关系,我们很惊异你对于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周恩来握着     

童小鹏:真情永系周恩来

童小鹏于1930年参加红军。自1936年西安事变起,一直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伴随着周恩来的足迹,走过风雨40年的历程。 多年来,童小鹏将学习周恩来、研究周恩来、宣传周恩来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孜孜不倦,执着坚定,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对红军的接济（下）

中共中央酝酿红军西征和出兵陕南计划，周恩来请张学良为红军提供必要的现金和军火帮助1936年5月中旬，中共中央酝酿红军西征。同时，决定派红二十八军出陕南．与陈先瑞部第七十四师会合，转进河南，争取在鄂豫皖三省间取得新的发展条件。5月12日，周恩来与张学良秘晤于肤施。会谈中，周恩来向张学良通报了正在酝酿中的西征和出兵陕南计划．着重地请张学良提供红军必要的现金和军火帮助，提出了七九子弹10万发的单子．要求将其中6万发运送至肤施城，另4万发送给将出陕南之部队。     

周恩来与党内早期政治生活——“中央九月来信”起草的前前后后

“九月来信”是我党早期在周恩来主持下起草的一份重要文件．它对红军和党的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被周恩来称作“难友”的开国中将孔石泉

正红军总部参谋孔石泉曾长期在周恩来、朱德等红军首长身边工作。1937年4月的劳山事件中,陪伴在周恩来、张云逸身边的孔石泉幸免于难,成为周恩来的"难友"。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孔石泉从总部参谋走上一线战场,陆续担任新四军第6支队第1总队政委、第5旅政委、11旅政委,东北民主联军第10纵队第30师政委、10纵政治部主任和副政委等职,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军队政工干部,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建国以后,孔石泉一直在     

张学良与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爱国将领张学良对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在思想和行动上都采取了积极的态度。但因当时他对红军北上抗日的支持是秘密进行的，所以知道此事的人不多。在纪念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胜利会师60周年和西安事变60周年之际，深入探讨张学良与红军长征胜利会师的关系问题，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张学良当时联共抗日的思想轨迹和红军长征三大主力在西北胜利会师的艰苦历程。张学良以特殊的方式支持红二、四方一面军北上抗日，是从他与周恩来举行延安会谈时开始的。在会谈时，他当面对周恩来表示了自己的这种态度。1936年4月9日至10日，周恩来和张学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