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边缘城市”到“城市边缘”:中国特色郊区化发展战略转型

在集中型城市化政策导向下，中国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快速集中，城市边界快速向郊区蔓延。但这种作为城市外部扩张结果的“郊区”更多是以一种过渡形态存在于城乡社会之间，与西方发达国家由中产阶层向“城市边缘”迁移形成的“生活化郊区”存在重要差异，其实质是城建思维主导的“边缘城市”发展模式。随着城市化步入成熟阶段，“边缘城市”型郊区化发展模式的弊端日趋凸显，人民追求低密度、高品质生活的需求还需进一步得到满足。及时调整集中型城市化发展战略，关注和重视作为“城”“乡”社会“边缘”与“衔接处”的郊区，逐步将郊区发展的战略定位由“边缘城市”转向“城市边缘”,建设满足人民高品质需求的生活郊区，是未来中国城—郊社会健康发展的可行之路。     

唐家岭的启示

城乡结合部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地域概念，泛指城市建成区与非建成区的接壤地带，被形象地称为“都市里的村庄”。它是反映中国社会转型、变迁的活标本，集中了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几乎所有难题。     

"城中村"改造要注重规划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不断扩张,原来处在市区边缘的村庄纷纷被城市所包围,出现了“城中有村”的现象。改造“城中村”,如何使城市和村民“双赢”,成了当前需要研究的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城中村”改造是农村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大事。“城中村”改造规划是一项全局性、综     

世界体系论对发展中国家过度城市化的解释

世界体系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乃是一个世界体系 ,其基本的结构特征是核心—边缘分工与不均衡发展。体系内各国之间由于一系列经济交换和政治关系而使得核心国家在对外剥削中获得发展 ,边缘国家则承受着各种不利条件。但世界体系的“动态”性质允许各国向上流动或向下流动。有些边缘国家可能上升为半边缘国家 ,获得自身发展。以此来解释全球的城市化过程 ,便会发现各国城市化规模与空间分布极不均衡 ,在发展中国家尤其以“过度城市化”的特征明显地体现出来。     

湖南农村进行村庄建设的思考

在湖南农村城市化的体系结构中，村庄建设（这里指中心村镇的村庄建设）是最基础的层次，它是否合理、健康地发展，影响着整个城市化水平和进程。目前国内外较多地研究如何通过小城镇建设解决农村城市化问题，村庄建设并不被十分重视。本文拟对湖南农村进行村庄建设的意义、条件及对策思路提出一些看法。 一 村庄建设是湖南农村城市化的基础层次 湖南农村城市化是一个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过程，不同功能。不同规模等级序列的居落形态在这个过程中共同存在、共同发展，形成结构合理的城镇体系。未来５～１０年，湖南城镇序列体系，应…     

“对立面协调、和谐”与矛盾的正确调处

在辩证法早期的发展史上,“对立面协调、和谐”的观念曾是辩证法的一项重要内容。由于这一观念准确地揭示了矛盾内部关系的一种状态,因而也就成了人们调处矛盾的方法指导。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一观念发生了误解。或是把“协调、和谐”当成“对立面合并”,或是把它等同于“平衡”、“折中”。这样,辩证法变成了形而     

经济发达地区城乡结合部中心村规划若干问题探讨

随着区域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辐射力的不断增强，城市建成区范围不断扩大，城市的发展即将影响到周边村庄，城乡结合部地域呈现出了城市化的雏形。本文结合广州市郊区中心村规划实践，探讨经济发达地区城乡结合部中心村规划若干理论问题，以期对我省村庄规划有所启示。一、中心村规划的必要性１城市统一规划建设的需要经济发达地区城乡结合部中心村是中心城市现状或规划建成区的一部分，其发展建设必须服从城市总体规划或分区规划。２实现城乡结合部可持续发展城乡结合部是一种特殊的地域类型，也是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     

乡村“混混”介入的基层治理生态

有利益的村庄就会有乡村“混混”的身影,乡村“混混”积极介入乡村治理事务,型塑着基层治理生态。在富有矿藏的资源型村庄,对资源垄断利益的维持往往需要暴力,乡村“混混”通过滋扰和压制来参与利益分配。在城郊村庄,征地拆迁涉及各种重要利益,“混混”以暴力和暴力威胁为基础,对“钉子户”形成压力,采取各种边缘或非法手段参与利益博弈。在一些传统农业型村庄,自上而下的各种项目投入落地,项目的争取、实施、推进过程,“混混”都可以参与其中,分享利益。“混混”介入乡村治理,形式上发生在市场和社会领域,政府处于超然位置,可以规避直接的责任。基层政府容忍或利用“混混”参与基层治理,源于行政体制内上下级之间责、权、利分配不对称背景下的“制度创新”需要。基层治理生态的改善,需要从多方面着力。     

认真解决“城中村”问题

“城中村”是伴随着快速城市化引发的城市人口急剧增长与面积大幅扩张而形成的。由于城市规划跟不上城市的快速扩张,在一些地区仍然保留和实行农村集体所有制,城市建设用地将其包围,形成了城市内城乡并存的二元结构,成为“城中有村,村中有城,村外现代化,村内脏乱差”的地区。“城中村”的长期存在,已经成为很多城市发展面临的一个难题。“城中村”具有六个基本特征:一是村落处于城乡结合部地区,已经完全没有农用地或只有少量农用地。二是流动人口聚集,人口密度大。三是基层管理组织不健全,缺乏有效的人口管理体制。四是市政基础薄弱,违法建…     

加快县域城乡规划改革步伐

截至2004年底,纳入我们江苏全省村镇建设统计的有988个建制镇,镇区平均人口为1.21万人,平均建成区面积为2.34平方公里;17157个村的平均人口为2248.67人,人均建设用地198平方米。近年来,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由于我省一些地方存在着“重城轻乡”、“重镇轻村”的现象,县(市)域城乡规划的编制和实施不到位,城乡建设用地在空间上仍难以达到集约利用,布局结构也难以得到优化。     

北京有个高井村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的近郊,城乡结合部,大量农村集体土地被征用,失地农民人数不断上升,甚至有的还失去了自己世代居住的村庄,成了另一种“移民”。同时,城乡结合部又往往是流动人口大量涌入、聚居的地方。两种“农民”共同面临着“种田无地、上班无岗、社保无份”的     

“相向运动”：中国城市化道路的一个独有特点

城市化是一种经济社会现象。各国由于国情的不同,其城市化道路也各有其特点。“相向运动”是我国城市化道路的一个独有特点。形成这种特点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而由于这种“相向运动”的发展也引发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在推进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中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边缘中的女性书写

由于受到男性中心主义的挤压,女性在社会机制和性别角色中都处于边缘状态,伴随着女性主义运动,女性开始了自己的书写活动,这种书写有两个特征,一是女性渴望在自己的“屋子”里书写,二是女性书写在“空白之页”。     

从福柯的权力观看绘画空间的规训作用

绘画是一种空间存在形式，无论是其呈现的空间或是自身存在的空间形态都与日常生活空间不同，是一种封闭性的异位空间。这种特殊的空间形态是各种微观权力关系下的产物，是权力运作的基础，也是权力本身，它对画者、观者、作品自身都形成了一种无形的规训力，不仅规导着“画什么”、“如何画”，还约束着观者的观看方式，塑造着主体的身份。     

城市化进程中保障失地农民权益的策略选择

“城市化”的英文是Urbanization最早出现于西班牙工程师A．Serda的著作《城市化基本原理》（1867年）中．20世纪70年代末引入我国。不同学科学者对城市化认识不同．地理学家把它看作是一种地域转化的空间过程，是城市扩张、占用农地吸收分化农民、使乡村人口和消费区位集聚的过程：     

“教育汉文体”的发生与消解：“同文”背景下日据台湾早期日语教育中的言/文关系考察

日据时期台湾的日语教育通常被认为是殖民统治者利用语言将台湾人“同化”为日本人的文化殖民过程。实际上,由于汉字文化圈的特殊性,在日据台湾早期的日语教育中,存在着以“同文”为前提的日语教学法。在充分考察这一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教育汉文体”的概念有助于从日据台湾的日语教育有关汉文的实践和争议中,探讨“同文”渗透“明治国体”、构成混合主义殖民策略,最终为日本在东亚区域的扩张提供认识论基础和话语权的过程。     

一个特殊的巨型亚文化社会群体的呼唤——当代中国城市文化“边缘人”的角色转换

城市农民工,作为转型期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新生社会群体,其发展和嬗变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国要真正成为工业化和现代化国家,就必须解决农民工边缘化的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治本之策是让农民工市民化,即穿越城乡之间有形和无形的“户籍墙”,打破城乡壁垒,拆掉农民进城就业和生活的门槛,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实现农民工由“边缘人”到“城市人”的角色转换。     

建出新品位 奔向城市化

近年来,我们按照“建出新品位,奔向城市化”的指导思想,坚持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开发并举、营运城市资本与社会多元化投入并举,掀起了城市化建设的新热潮。全市已基本形成“三线”(长江沿线、铁路沿线、公路沿线)相串、“三带”(南部沿江城镇带、中部铁路和高速公路城镇带、北部柳界公路城镇带)相联的城乡一体、共兴共荣格局。城区建成区面积由5.4平方公里扩大到25平方公里,城市化率由17％上升为35％。     

农村社区建设中“被城市化”问题及其防止

司林波在《理论探索》2011年第2期撰文指出，农村社区建设是指通过政府规划，将散落在农村地理空间的自然村庄集中规划到一起形成中心村落（社区），并按照城市社区的生活方式和管理模式来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种社区建设模式。但在我国目前的农村社区建设中。却出现了“被城市化”的问题。即农村社区建设进程中出现的超越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承载能力的、由政府强制推动的村庄撤并问题。     

尴尬的城——城中村：绕不过去的坎

城中村：现代新昆明建设中的一条煞风景线 伴随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从北京到武汉，从西安到昆明，一座座快速膨胀的都市正张开大口，一嘴一嘴地吞噬着城市周边农村的土地，一个一个的“城中村”也作为城市化的“产品”，一方面既供给着继续扩张的城市所需要的廉价劳动力，一方面又吸纳着靓丽都市所排泄的“脏、乱、差”以及各种刑事犯罪的污泥浊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