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政府"模式的政治学分析

＂整体政府＂被认为是世界范围内公共管理改革的新趋势＂。整体政府＂的出现有其深刻的现实原因＂。整体政府＂因其在价值上的正当性、目标上的可接受性及其较好的绩效而具有了合法性。其以重新中央集权化、大部门治理和伙伴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权力关系的调整,达致了权力关系的平衡。另外,＂整体政府＂与既有政治文化的适应及其对新的公共管理文化的培育,使其具有了较为深厚的文化基础。     

现代“商人部落”的兴起与社会和谐治理——以福街草根民间商会与地方政府互动为例

福街现代"商人部落"生存发展以及最终合法化的田野经验展示,传统宗法社会中"群"之不张的的离散状态,在中国当下社会转型期中,开始了从"细胞化"个体向微观政治共同体集结的合"群"过程.福街草根民间商会虽然游离于相关法规之外,但获得了地方政府与民间社会广泛认同;它从最初的"血缘共同体观念"出发,开始了集体的政治共同体行动;并越过滞后的民间组织相关法规边界,在与地方政府良性互动的过程中积累了社会和谐治理的地方性知识.     

试论政府职责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社会更加和谐稳定＂是＂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而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规范政府职责,理清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本文阐述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环境五个方面论述了政府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职责。     

发展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

网络一方面促进政治文化传播的高效化与国际化,促进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网络对主流政治文化的传播造成了强大的冲击,并使社会主义政治文化面临＂西化＂的危险。因此,我们应权衡利弊,发挥网络对政治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     

关于“重黄轻炎”现象的几点思考

炎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之一。炎帝及炎帝文化,对于中国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中华民族自认为＂炎黄子孙＂,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炎帝与黄帝齐名,地位同等重要。由于受帝王功绩观、炎黄二帝历史功绩、文献记载及民间信仰等众多原因的影响,从政治层面到民间层面,一直存在＂重黄轻炎＂的现象。可通过创新邀请明星方式、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改进宣传内容、建立教育基地等方式改变＂重黄轻炎＂的现象。     

现代国家与自主治理：社会转型视野中的治理

西方近代历史的经验表明,转型社会对基层自治秩序最为重大的挑战是国家行政权力的扩张。行政权的扩张一方面成为＂政治现代性＂的重要标志,同时,如何控制行政权,避免与社会自治秩序冲突也是政治科学的关键性议题。人类文明中存在两种政治秩序类型：一种为＂单中心秩序＂,建立一元化管辖权,造成中央与地方精英之间的冲突,使自治的体制瓦解;另一种为＂多中心秩序＂,实现中央与地方管辖权的交叉与制衡,形成自治的制度基础。自治秩序的制度前提一定是＂多中心秩序＂的政府层级安排。因为,只有这种＂重叠管辖权＂的政体模式才会在政府之间形成围绕自治体的竞争关系,否则,各级政府的关系始终纠缠不清,社会自治也将成为一种乌托邦的想象。     

草根NGO登记制度改革探析

随着经济和社会领域权力的逐渐生长,草根NGO应运而生并蓬勃发展,草根NGO对社会的影响力日益提升,但相当一部分因未登记注册而成为＂不合法组织＂,这些组织反映社会需要却不符合法律要求。法律上合法地位的缺失,使众多草根NGO受身份资格的制约,普遍存在生存困境,发展倍加艰难。因此,降低登记门槛,变＂许可登记＂为＂自愿登记＂和＂分类登记＂是草根NGO登记管理制度改革的可行途径。     

荒政之行政伦理与传统国家（State）公共价值生成——基于“官僚制实践困境”命题中的行政伦理

就传统国家公共价值生成所必需的＂制度设计＂而论,社会公共事务治理——如荒政——之所以是传统国家公共价值生成之路径依赖,其根因即在于此类公共行政内在之行政伦理能够转换为公共价值。此行政伦理从官僚制生长的政治、社会、组织与管理背景揭示了传统国家能够生成公共价值及其官僚体制能依此价值实现演进之内在道德根据。在学理上,它关涉是否能在＂重塑政府与社会关系＂或＂在社会成长中再造政府＂的过程中重新定义政府（国家）,使政治和价值问题再度回到公共行政的核心位置。     

公共选择理论对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启示

政府与市场关系历经几次大的历史演变,仍未找到最佳契合点。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的职能范围就是市场失灵的地方,即提供公共物品。由于＂经济人＂假设在政治领域的存在,使实现政府职能的公共选择机制变成了利益与实力的较量,最终导致政府失灵。公共选择理论既承认政府的必要干预,又反对政府的过度干预。我国在实践中应该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大数据与网络草根民主

大数据打破了传统的制度约束,在激发了网络草根参与热情的同时,也改变了网络草根阶层的政治参与方式。大数据的开放赋予了网络草根全新的民主内涵,为网络草根阶层提供了新的民主范式,为网络草根阶层提供了新的民主范式。大数据促进了网络草根的民主参与进程,形成了新时代网络政治生态格局。探寻大数据与网络草根民主的关系,分析大数据带给草根民主的机遇和挑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城市社区协商民主实践创新:定位、特征与时代意义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概念的提出,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形式和制度安排,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在政府改革的逻辑中,城市社区协商民主是作为中国协商民主体系的多层次形态之一而被纳入改革视域的。伴随着国家对基层认识和管理方式的不断深化,推进城市社区协商民主已经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制度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深化对我国城市社区协商民主的定位、主要特征与时代意义等重要问题的认识,将有助于推进基层社区协商民主实践的进一步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     

村民自治与乡镇政府权威重塑

村民自治在给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带来机遇的同时,也给乡镇政府传统权威带来了挑战。重塑乡镇政府权威,应着力改善基层党组织的领导,转变乡镇政府的领导方式,加强乡镇人大制度建设,加大乡镇政府对村民自治的指导力度。     

农村基层政府的信用及其对执行力的影响

农村基层政府的信用直接影响着农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对于提高农村基层政府的执行力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农村基层政府的信用现状影响着执行力的发挥,必须加强农村基层政府的信用建设,以提高其执行力。     

基层治理的完善和农村冲突化解机制构建

农村冲突的发生源于基层治理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当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弱化,无力向农民提供公共服务,或者由于与资本相结合,出现＂逐利＂行为,直接侵害农民利益时,都有可能导致矛盾的发生和冲突的激化。要实现基层的＂良治＂,需要通过基层政府部门的职能转化、上下级之间财权、事权不对等现象的重新调整、基层干部的评价方式变化,以及乡村债务的化解等方式,促使基层政府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从而构建起真正有利社会稳定的农村冲突化解机制。     

浅论构建“强国家一强社会”模式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次较大的调整。我们应当构建一个“强国家—强社会”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并从塑造强势文化、转变政府职能与培育社会民间组织、建设法治社会等方面入手。     

论宪政民主与基层民主的良性互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中,昭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发展路径：即坚持基层民主与国家层面的完政民主相互协调,共同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宪政民主与基层民主是两种不同的民主形式,它们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但二者又都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成为并行不悖的两种基本的民主形式。     

村级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路径的调查与思考

村级组织与新农村建设的要求相比还存在很多障碍，表现为行政村行政的低效率、乡村体制在功能上的弱化和民主政治运作淡化。要克服这些障碍。必须遵循工业化带动农业现代化、商业化带动农业市场化、乡村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发展和信息化、产业化协同发展规律，构建党政企合一式乡村体制，推动三农转型，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冷战后缅甸对华政策刍议

1990年以来,出于维护和巩固政权的考虑,缅甸军政府亟须中国的支持和援助,特殊友华政策构成其对外政策的重心。随着上世纪90年代中期印度推行“东向政策”、缅甸加入东盟,军政府开始获得来自印度和东盟的支持,外部依赖多元化,特殊友华程度相对降低,但中国仍是军政府的主要外部支持力量。缅国内政局变化是中缅关系未来走向的决定性因素,印度对缅政策等外部因素、中缅经贸合作程度(利益捆绑程度)等是影响未来中缅关系的重要因素。在缅甸政局稳定的情况下,中缅关系仍将维持友好。但即使缅甸政局变化,中缅关系出现波折,也不可能恶化到敌对,常态将是普通甚或良好。这是由缅甸所处的地缘环境决定的。     

试论我国宪政文化的缺失及其构建

我国的宪政建设模式是政府推进型的,而不是源于自身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宪政意识发展的自然结果.这导致了中国宪政文化的缺失.我国的传统经济模式--小农经济、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性善论及义务本位法律观与宪政的核心价值是偏离的.要建设宪政国家,必须发展市场经济,构建宪政文化的经济基础;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构建宪政文化的政治基础;培养公民的宪政意识,构建宪政文化的思想基础.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特点与新途径

《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是党和人民政府在长期关注“三农”问题基础上所作出的振兴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决策,与以往“新农村建设”相比较,它具有“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时代背景,并凸显出诸多新特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途径主要是: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以王促农,以城带乡,实行全社会共建;突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切实提高农民自身素质;努力创建文明生态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