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一审审判状况研究——基于对40家法院2767份裁判文书的统计分析

透过收集与分析六省或者自治区32家基层法院,8家中级法院2009年、2010年一审2767份行政裁判文书,我们发现:我国行政诉讼中涉诉行为和被诉行政管理领域十分集中,且非对抗权力型诉讼多；诉讼中行政纠纷涉利益方多,当事人较为繁杂；从诉讼模式上看,辩论主义模式确立,但判决与诉讼请求不一致；行政审判中法院倾向于放弃裁判权,而淡化了诉讼监督行政之目的.     

论行政诉讼履行判决的完善

对行政诉讼履行判决的完善,应从三个方面进行:在判决的具体内容方面,应采情况判决说;在适用条件方面,应科学界定行政不作为的范围;在履行期限方面,合理期限的指定应以必要、适度为原则。     

行政诉讼的判决形式之比较研究

我国的行政诉讼判决形式与法治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种类单一、范围狭窄等问题。本文拟通过对国外行政诉讼判决形式的考察,以对我国行政判决形式的完善提出几点思考。     

论行政诉讼变更判决

行政诉讼变更判决虽被怠用,但独具价值,既体现对公权的态度,又体现对诉请的回应;既否定不当行政行为的效力,又解决悬而未决的权利状态;既最大限度救济受损利益,又使纠纷得以实质解决。"基本因素、比对因素及参考因素"等正相关因素运用不当将导致行政处罚显失公正,故在考量是否使用变更判决时,应结合诸因素的组合形式及作用的先后顺序加以判断,且应遵循"尊重起点罚——推算基准罚——得出结果罚——确定变更罚"的实现路径。     

行政裁判文书说理水平尚待提高——焦志刚诉和平公安分局治安管理处罚决定案判决评析

为实现行政审判工作的公正与高效,新世纪以来,人民法院逐步推行审判方式改革,并取得了积极效果.裁判文书改革即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提高裁判文书撰写质量、增强行政审判工作公正性和透明度的要求下,各级人民法院普遍提高了对裁判文书说理的重视程度,希望通过细致深入的说理,增强行政诉讼裁判的说服力,达到释法明理,使当事人服判息诉的目的.但是,在行政诉讼裁判文书改革进程中,人民法院的裁判说理水平尚未完全达到改革要求,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本文即通过对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公布的一则行政诉讼案例裁判文书的分析,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希望为推动这项工作的开展提出一点建议.     

行政诉讼维持判决适用中的若干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在新的司法解释中增加了新的判决形式——驳回诉讼请求判决后,有不少学者提出完全可以扩大该判决的适用情形用以取代维持判决。但笔者从立法目的和现代行政的效率要求出发,认为维持判决仍有其存在的空间。本文试图澄清对维持判决适用条件的误解,并尝试解决在现有的各判决形式及其各适用条件下如何更好地适用维持判决。     

行政诉讼重作判决具体适用之探析

作为保障行政纠纷在行政诉讼程序中得到实质性解决的判决形式之一,重作判决的适用必须以原告提出重作请求为前提,须附加在撤销判决之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针对的行政管理问题需要重新处理,且被告对需要重新处理的事项具有法定管辖权。法院在重作判决中,应确定重作的期限,对羁束性行政行为的判决,可附加必要的指示。同时,立法应明确重作判决的效力,明确重作判决的适用要求及对重作行为进行监督与救济的保障性措施。     

行政裁判文书制作的常见问题及破解之道

最高人民法院早在21世纪初就开始着手于裁判文书的公开工作。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实施了《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上网公布暂行办法》,标志着裁判文书公开进入全面开放阶段。裁判文书公开,一方面有利于推进司法公开的进程,另一方面也给裁判文书的制作提出更高的要求。裁判文书的受众越来越广,法官不能仅仅将裁判结果向当事人展示,也需要将整个审理过程及结果向社会公开,裁判文书的改革和提升迫在眉睫。     

行政诉讼应增加判决方式

在某些行政程序中,由于取得证据的对抗机制不充分,行政机关依法获取的证据在事实上并不真实或不完整,不能保证其认定事实的正确性。对于此类具体行政行为,为兼顾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和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应当确认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同时撤销错误的具体行政行为。现有判决方式不能满足行政审判的此类需要,应增加这种新的判决方式。     

民事裁判文书改革之构想

因受制于1992年诉讼文书样式的既有规定,实践中,民事裁判文书陈旧的首部格式无法彰显程序公正。正文内容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违背"法官中立"的司法原则,语言的不规范损害了文书的严肃性,已成为司法改革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本文认为应以程序公正为原则修改民事裁判文书的格式、以实体公正为原则改革文书正文部分的内容、以法律术语和书面语体为标准规范文书用语。     

行政给付判决的适用范围——以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三条为中心

随着给付行政的勃兴,以往以命令、强制和处罚为手段的秩序行政模式逐渐让位于以服务、授益和给付为目的的服务行政模式,这一历史趋势不仅在德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日趋明显,在我国也不例外。我国在现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强调行政的目的是服务,具体到行政方式上,表现为行政指导、行政协议、行政允诺等柔性行政方式。①随着行政模式的变迁,行政给付这一关乎公民社会权利的行政行为,逐渐在行政行为谱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论行政程序重启的容许性——基于王建设诉兰考县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的分析

行政行为作出并生效后在法定期限内不诉请救济的,即不可再行诉讼。面对诉讼困局,王建设案中的原告采取了一种迂回策略:向原机关申请注销原发证行为,对此,域外普遍有行政程序重启制度予以应对,而我国因欠缺统一的《行政程序法》,程序重启应否容许成为难题,以致产生迥异的司法判决。理论上,行政高效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不足以成为申请程序重启的阻却理由,行政法治原则的高阶性为申请程序重启提供了根据。规范上,即便没有明确的赋权性规范,但借助解释技术,义务性规范也存在容纳程序重启申请权的空间。另外,应摒弃将不予答复处理和驳回申请决定界定为不可诉的重复处理行为的做法,容许其可诉,但应为之设定必要的限度。     

行政诉讼中的事实审查与法律审查——以司法审查强度为中心

行政诉讼具有不同于刑事诉讼、民事诉讼的构造,行政诉讼除了具有保障人权的基本价值外,还不得不重视权力分立的价值,即在行政诉讼注重司法权对行政权的控制和审查的同时,也要防止司法权对行政权的过度侵入,从而妨碍行政权的独立行使,这就是司法审查强度的问题。我国《行政诉讼法》应当重视区分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并进行不同强度的司法审查。     

行政权力运行与行政程序

从行政权力的运行特征、运行的态势看,必须有行政程序作为行政权力运行的安全装置。发挥行政程序的规范作用以及提高其权威性和约束力的重要途径,就是将其纳入法治轨道。目前,亟待加强我国行政程序立法     

英国行政法上的听证

文章在阅读教科书和判例的基础上,对英国行政法上的听证程序做了相对翔实的阐述。其中主要讨论四个问题：听证原则的产生及其发展历程,听证的适用对象,听证的方式,以及违反程序规则的救济。文章最后探讨了英国听证制度对中国行政程序建设可能的启示。     

行政判决·行政判例·行政判例法——一种比较的视角

行政判决有三种形态第一种表现为正式的法源,是一种正式的法律规范,称之为“行政判例法”;第二种虽非正式的法源,却具有实质意义上的约束力,在现实中发挥着和法律规范相同的作用,可称之为“行政判例”;第三种行政判决,既非正式的法源也不具备实质意义上的约束力,可称之为“行政案例”。中国需要建构具有自身特色的行政判例制度,这种建构应该借鉴大陆法系的经验,以行政判例模式为蓝本,走一条介于行政案例和行政判例法之间的中间路线。     

行政诉讼过程的经济分析

在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实践中,有着诸多并不能完全让人满意的问题,但这些问题的出现都并非偶然,相当程度上与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制度以及相关制度结构密切相关,运用一些经济学上的基本方法和理论分析,对这些问题可以有一定程度上的解释,这也正是实证理论研究的一个落脚所在。     

统一行政程序立法的破冰之举——解读《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

《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规定行政程序的立法。这部地方政府规章以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为根本立法目的,以公民的程序权利为主要内容,参与和公开构成其核心要素。湖南的尝试必将对中国统一行政程序法典的出台从路径到内容产生深远的影响。     

论变革观在《行政诉讼法》修改中的运用

从我国行政诉讼制度诞生、嬗变的历史进程和当下所面临的社会背景上看,需要在《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中明确贯彻变革观。就内容而言,新《行政诉讼法》在行政诉讼争议解决功能的修复、行政审判权运作空间的拓展及运作环境的优化上已经初现了变革观的内在要求。为了使新《行政诉讼法》的实施能够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人民法院还应充分利用修法所预留的空间,在行政审判体制的灵活塑造、行政诉讼类型的有限改造、行政公益诉讼的适度开放等方面迈开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