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强制的司法执行问题研究

行政强制的司法执行,是指由司法机关实施的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目前,我国行政强制的司法执行有很大不足,仍需要进行制度上的改革和完善。新的《行政强制法》确认了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即行政执行和司法执行双轨制,但这一模式仍有商榷的必要。本文简单阐述了行政强制司法执行的内涵以及存在依据,并对当前司法执行制度存在的不足与缺陷作出分析,提出了将行政执行权归还于行政机关并构建新型执行诉讼制度的设想,以期能够对我国行政强制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走出司法强拆征收困境的模式选择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实施以来,出现了法院采取不予立案、严格审查、向上请示以至错误适用法律的消极应对司法强拆的做法,有的地方政府焦急不满甚至无奈单干,还有的地方开发商铤而走险。法院执行、政府协助的强拆模式是走出目前司法强拆困境的模式选择。     

论狭义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

论狭义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单民，宋航司法协助是国际刑事合作的重要途径，在当前间接执行模式占主导地位的国际刑法现状中，国际上有关刑事方面的公约主要是靠国家间的刑事司法协助的方式来实施的，这种方式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在国际刑事合作中占主导地位。鉴于此，对国际...     

论行政强制执行的裁执分离模式

2011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正式通过,该法对"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行政强制执行方式作了规定,但是,在法院裁定执行之后,行政强制执行具体如何实施其并未阐明,而是为一种新型执行模式的建立留下空间,这种新模式即是司法裁判、行政执行的裁执分离模式。通过研究世界范围内行政强制执行的模式,以及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发展,对行政强制执行的裁执分离模式进行探讨。     

给付行政中政府诚信缺失问题及其应对机制

给付行政是与干预行政相对而言的,随着对服务行政这一政府职能需求的出现,给付行政成了树立政府形象、增进公共福祉的主要手段。具体而言,给付行政行为包括实施社会保障、兴建公共设施、兴办公共事业、实施行政指导等行为以及为此而担负的相应的行政合同、职工待遇等义务的履行行为。进行给付行政是政府必须履行的一项较高层次国家义务,而享受政府的行政给付也是公民或法人一项新的财产权利。在给付行政行为中,政府的诚信主要体现在客观诚信与主观诚信两个方面,且两者缺一不可,否则将出现政府诚信缺失的危机。     

行政强制立法涉及的几个基本问题

行政强制由于语词和语境的不同造成其下位概念的混乱。由于学术术语不统一,学者形成各说自话。行政强制权是行政权,我国行政强制执行不应采用混合执行模式,行政强制执行权应回归行政主体。行政强制应由行政即时强制和行政执行强制两个基本部分构成,但行政强制立法可以借鉴大陆法系行政本位和英美法系司法本位的模式,形成我国混合立法的模式,除了规定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也可以附带规定司法强制执行的内容。     

《行政强制法》（草案）执行模式之质疑——兼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体制重构之必要

司法主导型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在目前的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国情下,既不符合公正逻辑,也不符合强力诉求的最佳选择,更不能体现"无执行"的崇高境界追求,可能会造成司法和行政的两败俱伤,当改之。在价值定位方面,行政决定程序的价值在于公正与效率的并重,行政执行的价值当在于效率,司法审查的价值当在于公正。而不是不加区分的一概谈公正。我国在可预测的将来实行以下模式更为符合国情,以求"无执行"之效果:行政机关强制执行 行政、刑事处罚模式。     

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单轨制配置研究

行政强制执行权性质上属于行政权,而非司法权。现行行政强制执行权配置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掣肘行政机关行政效能之提高、有损人民法院的功能与形象、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执行主体存在争议。为了科学合理配置行政强制执行权,理论界和实务界提出裁执分离模式、扩大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的比例配置、行政强制执行权统一由行政机关行使等可能路径。通过对各种路径予以具体分析,以及综合考虑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性质、目的等因素,我国应当实行完全由行政机关行使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单轨制”,在具体执行方面,应当成立统一强制执行机构负责具体执行,人民法院通过行政诉讼对行政机关进行司法监督,并不直接参与行政强制执行。     

从法律与行政关系论政府职能法治化

政府行政与法律的关系,分为执行法律和非执行法律两种类型。在政府执行法律关系中,政府行政职能的范围是由立法决定的,没有立法授权,便没有政府的行政。在政府非执行法律关系中,政府行政职能的范围,不是由立法决定的而是由行政的政策、目标决定的,但行政仍然不得违背法律和侵犯私权利。     

论公民行政法上的协助义务

公民行政法上协助义务是指一般公民所承担的帮助或辅助行政机关行政任务完成或实现的一种义务。长期以来我国过于强调协助的义务性,而忽视所应该对应的权利,造成客观上公民不积极履行该协助义务。无论法律直接规定的协助义务,还是因行为造成协助义务,都必须以法律实定为前提,＂见义勇为＂只是一种道德提倡。公民履行行政法上协助义务应获得权利与奖励,公民违反行政法上协助义务的应承担继续履行、应受惩罚、承担赔偿等必要的法律后果。     

司法执行模式的价值再探

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基本制度是以司法执行为原则 ,以行政执行为例外。之所以这样构建执行制度 ,是因为采用司法执行模式可以加强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 ,防止行政权的滥用 ,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而目前我国司法执行模式特有的“申请”方式比西方国家司法执行模式的“诉讼”方式具有更高的效率。但由于我国缺乏规范该项制度的具体法律 ,导致该项制度在实践运作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尤其在司法执行模式的审查范围和执行主体方面 ,存在的问题最多。这些问题的直接结果 ,是使司法执行模式的价值在实践中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本文基于此提出了几点个人意见。     

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模式的选择

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权在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之间进行分配的折中主义模式存在明显的缺陷 ,应根据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性质和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兼顾公正与效率的立法初衷 ,对行政强制执行权重新进行分配 :一般情况下 ,将执行裁断权和决定权交由法院行使 ,执行实施权则回归行政机关 ,而特定领域的具体行政行为 ,由法律明确规定 ,执行裁断权、执行决定权和执行实施权都由行政机关承担。     

行政协助概念评析与重塑

我国大陆学术界从不同的视角对行政协助的概念进行了描述,其中不少阐释颇具启发意义,但有些观点值得商榷,需要在对行政协助概念的诸要素详加评析的基础上,重塑行政协助的概念．所谓“行政协助”,是指在公务启动之后、行政职权行使的过程中,由于法律因素或者事实因素的限制,行政主体无法自行执行职务或者自行执行职务会带来严重不经济,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向无隶属关系的行政主体提出协助请求,由被请求主体在自身职权范围内对请求主体的行政职务从旁帮助或者由请求主体与被请求主体共同针对行政相对人行使行政职权,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行为及其制度．     

美国公共信托理论的司法适用与启示

任何信托的基石,在于司法的执行。如果信托义务在法院中不可执行,受托人就可以在受益人的财产上享有不受限制的权力,它就可以利用这种权力来推进自己的独特的利益。法院必须有权执行受托义务,否则所谓的信托不过是一个"恳求的劝告"而已。我国应构建自然资源领域的公益诉讼制度,拓展原告资格,增强司法权威,加强法院在行政公益诉讼中对行政行为的审查。     

中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研究

我国现行的行政强制执行体制面临诸多问题,法学研究亟须回答。即时强制、强制措施、强制执行三个概念涉及强制和执行因素,其中即时强制、强制措施的执行是与决定同时实施的,行政强制执行只是行政行为的一个环节,而非独立行政行为。国外没有一个国家是单纯法院强制执行或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我国行政权力中能够相对集中行使的权力不是目前正在进行的行政处罚权的集中行使,而是行政强制执行权。我国应当在中央和地方行政系统内设立执行机构,执行遇到抵抗的行政决定的同时执行法院的有金钱给付义务的裁判,当行政执行需要限制人身自由时则必须由法院裁决后方可执行。     

路径依赖：强政府体制下的上海司法社工实践——以J区G社工点为例

由于上海市司法社工是由政府设计和推动的,它在实践过程中仍然按照以往行政化管理的路径,政府为社工提供体制内资源,社工在政府的制度安排下主要依赖行政资源开展活动。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手段不断涉入,影响着司法社工运作和管理。     

监外执行罪犯管理体制转变之探讨

社区矫正作为我国刑罚执行领域中监外执行的主要形式已试点展开,而试点背景下的公安机关与司法行政机关共同对监外执行罪犯进行监管的“二元监管体制”存在诸多问题,应逐步破解困境,实现向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和街道司法所为监外执行罪犯监管主体模式即社区矫正“一元主导体制”模式的转变。     

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审理的反思与突破

我国《行政诉讼法》及《〈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是法院审理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主要依据,但上述法律规定较为原则,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伴随国务院《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颁布施行,涉及房屋征收与补偿的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将大量涌入法院,使法院在审理非诉行政执行案件面临诸多新问题。规则之失下,应积极探索司法裁判、行政执行的裁执分离模式,细化合法性及合理性审查标准,妥善处理违法建筑强拆案件,积极应对新规挑战。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体制制约与制度创新

行政审批制度产生的诸多问题与我国传统行政执行体制延续下来的政府管理的一些理念、职能设置、行政方式和执行方法等有着必然的联系。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必须涉及到现行行政体制如何从传统的准动员型模式向民主法治型模式转变这一深层问题。文章首先提出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尚有待深入研究的一些理论问题 ;其次对审批制度改革面临的困难和体制性制约进行分析 ;然后就如何从根本上实现由传统行政执行体制模式向民主化、法治化行政执行体制模式转变的问题提出建议。     

《澳大利亚消费者法案》及其对我国“消法”修改的启示

2011年实施的《澳大利亚消费者法案》综合性较强,构建以司法为后盾、行政为主导的消费者保护执法监督机构,注重保护公众的知情权、强调信息披露,为受侵害消费者提供高效率、多元化的执行和救济途径。这些特点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修改具有诸多有益启示,包括增加保护消费者权利、完善侵权损害赔偿的立法,完善经营者义务、明确具体的责任承担方式,完善司法、行政措施的衔接制度,以及完善救济途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