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的困境与对策——对恩施州村级主职干部队伍现状的调研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部分,而村级主职干部则是乡村治理中的主要力量,我们趁恩施州对村主职干部进行集中换届的时机,对恩施州村主职干部的现状作了一番调研。调研中发现村主职队伍的现状虽然整体比较稳定,但也涌现出了一些新的不稳定因素,村主职干部由于工资、养老、工作环境等问题,辞职、工作积极性不高、疲于应付的现象比较严重。我们认为这一现状是由现行的"乡政村治"模式本身的内在矛盾引起的,乡镇政府的"悬浮"及越来越严重的压力型体制都弱化了国家对乡村的治理能力。"乡政"没理顺,"村治"也就难以达到其实效。其解决的思路就是,一要加强乡村治理力量的建设,二要重新夯实国家对乡村治理的中间阶层即乡镇政权的力量,当然这一过程不是简单地注入资源,而是重塑"乡政"的结构。     

国家与乡村社会揉合下的宗族:一种历史的反思

本文从历史的维度对宗族的建构及现代变迁进行分析,指出中国宗族的生成、发展及现代的变迁,都受国家力量的影响,但同时宗族又是小土地所有制基础上农民对互助协济和村庄秩序需求自我满足的村落共同体。借助对宗族组织的反思,有助于我们从传统的组织形式中发育出适应现代化进程的新型农民组织。     

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创新:从“乡政村治”到“乡村民主自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逐渐形成了以乡政村治为主要标志的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村民自治的深入,乡政村治模式设计的局限性逐渐表现出来。乡村民主自治的领域应当适时扩大到乡一级,把乡政村治模式提升为乡村民主自治模式。为此,要构建乡村民主自治模式的制度框架,并为制度的良性运行提供经济、文化和社会基础。     

依法治国,实现“乡政”与“村治”的良性对接

中国农村基层“乡政”与“村治”的良性对接 ,是指两者在结构、机制和功能上的有机性、联通性和整体性。它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 ,蕴涵着制度创新。其理论基础是政治体系中国家与社会的辩证关系。 90年代以来“乡政”与“村治”之间存在的非良性对接的现象 ,具有复杂的背景和深层的原因。坚持党的领导 ,依法治国 ,全力推进村民自治和依法行政 ,发展农村经济 ,扩大基层民主 ,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保持农村社会的稳定 ,是实现“乡政村治”由非良性对接向良性对接转换的基本对策。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阈下的“治理社会”与“社会治理”——兼论国家治理的最终归宿

社会存在决定治理,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治理。中国社会治理的目的不在于对社会管理技术名词上的革新,即"统治""管理"向"治理"的飞跃,而在于努力实现中国社会稳健发展,维护人民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利益。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和全球化情境下,谋求做到国家、政府"治理社会"向国家、政府和社会共同治理、相互治理转变,将社会治理社会成为国家治理的最终归宿。     

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视域下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

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作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既肯定社会对国家的决定作用,又承认国家对社会的反作用,并认为维系国家与社会发展及二者关系的基础在于人民群众。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可以为构建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与方法指导,启示我们在构建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时必须坚持社会力量参与、县乡政府负责和以农民群众为本。     

“乡政村治”格局下的村民自治——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制约关系分析

本文从乡镇自身、村民自治与村委会关系两方面探讨了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冲突的主要表现及其成因 ,并就此提出了若干对策。     

社会转型与中国乡村权力结构研究--传统文化、乡镇企业和乡政村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的改革促进了乡村社会的转型,传统文化的复兴、乡镇企业的崛起、乡政村治的建立等等导致了乡村权力结构中包含的具有各自利益需求和交换关系的主体--国家、基层政府、社区组织、乡镇企业、村民等等--不同身份特征的获得,并决定了他们有可能占有的资源及其相互的利益关联.对11省14个村庄的调查和比较,再现了转型期乡村权力结构的调整和重构.     

“资源消解自治”——项目下乡背景下的村治困境及其逻辑

项目下乡背景下,一些村庄精英分子掌握村庄政治运作和公共利益分配,村庄权力格局失衡,普通村民在村庄公共生活中的话语空间缩小,村民自治流于形式,本文以资源消解自治指涉这种村治困境。在乡政村治的制度框架下,项目制自身的运作机制导致乡政对村治的过度干预,而村庄社会变迁和后税费时期既存的乡村治理样态,构成项目下乡背景下资源消解自治得以可能的内外两方面原因。资源消解自治的村治困境的出现,要求我们正视项目下乡带来的意外后果,以更为整体性的政策安排确保国家资源的政治、社会效益充分实现。     

乡村治理运作绩效的社会资本检视与建构

乡村社会资本与乡村治理呈正相关关联,传统与现代融合的乡村社会资本给乡村治理既带来了积极影响,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消极影响.改革开放后,处于转型期的乡村社会资本正处于恢复与新生、替代与转型和复生与异化的变化之中.当前要提升乡村治理运作绩效,应积极培育和建构乡村社会资本,以此实现乡村的善治.     

论建国初期中共对乡村社会国家意识的培养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将乡村社会纳入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之中，将乡村社会作为国家工业化的重要资金来源，对乡村社会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与重建。其中加强对乡村社会的国家意识培养，是这一改造的重要内容。它包括三个方面的意识培养：在经济上培养乡村社会自觉支援国家建设的意识；在政治上培养自觉参与国家事务的意识；在文化上培养对国家的认同与归属意识。     

论乡政与村治之间的冲突与调适——以实现乡政与村治之间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为视角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4条明确界定了乡政与村治之间的关系,在制度框架内,它们理应在农村社会和谐共存,共同促进农村社会的健康发展与和谐。然而,受诸多因素的制约,乡政与村治之间经常发生冲突,难以化解。为此,我们应对相关法律与制度进行全面的审视,进一步理顺乡村关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完善村民自治机制,实现乡镇政府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浅析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关系

乡政村治是降低国家对农村管理成本和调动农民自主性的农村基层治理模式。目前由于法律的不完善、行政体制关系未理顺及管理主体素质不高等原因,致使乡镇行政管理和村民自治之间难以实现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因此,必须从建立和完善法律制度、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观念、改进工作方法、培养村民的民主意识、加强村民自治组织建设等方面入手,促进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良性互动。     

治道的变革——也谈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权建设

中国乡村政治研究历来为学界重视,以"国家政权建设"为视角和框架来分析和梳理乡村政治研究是近年来比较受到重视的一种.但以此框架来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的政治建设,要注意词义与分析对象的贴切.当前的乡村政治发展,并非完全套用"国家政权建设"理论所能理解,以"以治理变革或转型"来替代"国家政权建设"的说法似乎更为妥贴.     

精准扶贫: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新型贫困村治理模式

贫困村治理是我国乡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治理现代化视野下探讨贫困村治理模式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传统的贫困村治理模式在乡村治理"乡政村治"模式下,具有单向被动、单元主导和粗放漫灌等三大缺陷,从而使贫困村治理陷入困境。治理现代化内涵具有四大基本特征:治理主体具有多元性、治理过程的上下互动、政府角色和地位的转换和公众参与治理过程。治理现代化为贫困村的治理提供了机遇和挑战。精准扶贫作为新型的贫困治理模式,能有效的解决贫困村治理困境。且其内涵参与式、多元合作式和精准式三大治理理念,不仅顺应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趋势,也能实现贫困村的有效治理,从而为我国基层农村治理提供有效的治理模式。针对完善精准扶贫模式,为实现贫困村的有效治理,提出干部下乡、政府主导,多方协同、参与治理,转变职能、规范管理等三条建议。     

我国村民决策参与的制度空间与行动逻辑--基于华北地区20个村的实证调查北大核心CSSCI

村民参与是村民自治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内在动力,而村民决策参与是村民参与的重要内容。本文从动议参与、会议参与和决定参与三个方面来衡量村民决策参与的程度,并发现"乡政村治"的政治格局对村民决策参与同时产生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而"两委关系"导致村党支部的行政化更加明显,从而降低村民决策参与的政治效能感、影响村民决策参与。集体经济在提供物质基础和组织资源、密切村民与集体及村内公共权力机构的利益联系、提高村民的决策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等三个方面对村民决策参与产生重要影响。农民在决定是否参与村内事务的决策时,通常会进行成本—收益比较,表现出鲜明的理性人的特征。     

从社政式治理到社团式治理——乡村公民社会成长的60年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乡村先后实行了社政式治理和社团式治理两种模式，形成了独具东方特色的中国式的乡村公民社会。社政式治理和社团式治理虽然存在于建国后的前后两个30年，但民间取向的这一脉络连续无间。社团式治理模式适合中国的乡村实际，而公民社会则是中国乡村社会发展形态的可能选择。     

国家安全议题下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实践优势与价值旨归

依据党的二十大精神,依托社会治理共同体抵御风险、维护国家安全应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主题。国家安全议题的提出,印证了全社会已透过外在现象认清风险本质、基于广泛共识规范大众讨论,以及党和国家驾驭复杂局面能力的日趋提升。社会治理共同体对维护国家安全的作用体现为以合力承担取代孤立思维、以明确责任克服混乱无序和以创新开放超越狭隘封闭。基于此,需坚持群众路线的价值航向,包括推动朝向基层的重心下移、以人民至上作为根本导向以及丰富群众工作的实践途径,真正确立一个以人民为基石的、从根本上维护国家安全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进而立足于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安全能力现代化。     

刍论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关系

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体制是治理中重要的概念和形式,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社会治理的主体、社会领域的问题以及社会治理的价值都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下,我们应以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作为突破口,通过理顺政社关系、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推进基层自治和底层参与、创新社会矛盾体制、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构建多中心的治理模式等途径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重要的社会基础。     

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路径研究——以德庆县三信融合为例

有效的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基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政策目标为乡村社会治理提供了科学的行动指南。以理念、管理和技术三个维度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分析框架,以广东省德庆县三信融合为案例,分析基层党组织推进乡村社会治理的实践举措,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德庆县以信仰建设为根本、以信用建设为关键、以信息建设为支撑,设计出一种基层党组织引领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制度化渠道,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探索出一条可能的路径。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必须筑牢利益生产和分配机制,让参与者具有切实获得感,从而实现共同体的巩固维持和拓展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