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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有一个场景:主持人一遍又一遍地问“节目好不好看”。这问话出现了好几次,我突然想到了传销,在那样的大会上,所谓的鼓动专家也会大声地问“好不好”,然后是“再大点声”,还有“给点掌声”。又想起去年的平安夜,我也在“传销”中度过了一个晚上。我们并没有过平安夜的习惯,只是几个同学借这次机会聚一聚。吃过饭后,我们不经意地谈到了传销,就这个话题,我们6个人分成了三派:一派认为传销就是欺骗,根本不可能合理而正常地发展;一派认为传销有合理性,是一种正当的销售方式,可以使那些没有什么本钱的人在销售中获利,欺骗和造成危害的不是真正的传销,而是老鼠会;还有一派持观望态度,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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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让我们童年仰望的大雁——排成人字型队列的大雁——难得一见了。当今一辈富足的童年们,空对灰蒙蒙的天。 扛着人字的大雁消逝在哪里呢? 一个大人考问一群孩子:“树上有10只鸟,打下一只还有几只?”一个孩子说:“一只都没有了,全飞跑了。”另一个孩子的回答使大人心头一颤:“还有9只,打死的是妈妈,剩下的都不会飞。”而他更没想到的还是第三种回答:“叔叔,哪里的树上还有10只鸟?我怎么连一只也很难看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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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乐百氏和法国达能合资,不止是因为这件企业“家事”的生动有趣,而是这么一件“生动有趣”的事,当事者的讲述却十分隐约含糊。老实说,这不是爱露脸的中国企业的风格。 当快乐需要压抑,当胜利只能偷偷品尝,我们当然无法欣赏到像美国在线和时代华纳那样的“梦幻合并”,像香港盈动对香港电信那样的“完美收购”。我们能看到的,只是聚光灯下一张张表情凝重的脸——虽然在没人看到的幕后,他们彼此展现的是真心笑容。 当可口可乐宣布它不再是一个美国公司,而是一个全球企业的时候,这里可能有某种“做秀”的成分。但对它而言,显而易见的是:企业的“旗帜”要为“利益”服务,而不是相反。大而言之,对一个国家也是如此。 当然,“旗帜”是不容易彻底抛弃的,正像非公所有制企业仍喜欢戴各种各样的“帽子”一样,没有了“旗帜”,许多企业就好像失去了“名分”,也就失去了社会根基和安全。所以我们才能看到,一家外国企业控股的公司要强调它生产的是“中国人自己的”产品,一个业务繁忙的富豪说:“我一半的时间在研究政治。”一个私营企业老板要向当地的国企“带枪投靠”。以及看到乐百氏在小心翼翼地向社会公众解释它的“家事”。 多么希望我们能够对中国的企业说:尽情释放你全部的活力,释放你的快乐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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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故事,其实我真希望这只是一个故事,但不幸这却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真实到很多细节不是一个普通记者可以了解的。除了人名以外,时间、地点、过程,我们尽可能做到真实。对于普通的读者来说,不妨将它当作一个故事,就像我们这个时代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商界故事一样;而对于马上可以将其对号入座的圈里人,我们希望这不仅仅是一个故事,一个教训,毕竟,上海人的下“海”梦还没有圆,我们希望这篇文章的发表或许能为这个项目带来起死回生的机会。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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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股民,对股市几乎一窍不通,但读了《南风窗》10月(上)刊登的香港中文大学财务教授郎咸平的谈话,还是深受启发。郎咸平说,“目前我们的资本市场中只是某些人在圈钱而已,我们自己的股民都没有办法相信我们的股市,更不用说国外的投资者”,“目前(股市)这种状况,要改变已有的存量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多年形成,大家的存量都不是用合法的手段得来的,要把存量的质量完全改变难度非常大。因此应该从抓流量开始。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上市公司发行新股,要向股东承诺一个市盈率,承诺一个确定的红利回报,而达不到这个指标就要向股东赔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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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法国人将大力神杯高高举起激起一片欢腾,尽管欧文狂风扫落叶的进球令世人赞叹不已,他们依然明白:本届世界杯的主角不是他们,而是罗纳尔多。赛前罗纳尔多就是万众仰慕的“外星人”和“兔牙哥哥”,赛后他又因为“癫痫症”而为舆论所关注。同样,尽管卡洛斯说,“总有一天,队医托雷会告诉人们,到底罗纳尔多出了什么事”,我们还是不清楚罗纳尔多在巴黎决赛前发生的一切。剩下的只有无穷无尽的猜测和议论。 而罗纳尔多却告诉人们,身体不适的传言是编造的,他在决赛前根本没有发生痉挛,也没有接受医生检查。“我当时情况非常正常,我什么也没有做。在法国时全队进行过统一的医序检查,结果证明我的身体状况是令人满意的。总之,一切关于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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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辆公共汽车上。有一位年轻的大学生给站在身边的老人让座,没想到竞被老人拒绝了。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大学生再次请老人坐下,又被拒绝了。年轻人可能感到有些意外,有些尴尬,嘴里嘟哝了一句:“你摽我呀”(当地方言,即“你耍我”之意)谁知老人竞将“摽”听成了“嫖”,扬手便打了年轻人一耳光.还气愤的说:“我活了70多岁.一辈子清清白白。还从来没有人说我嫖过呢!”小伙子的嘴被打出了血。牙也有一颗被打松了,他很是伤心:“我只是说了句口头语.不是你说的这个嫖呀!我不是在骂你呀!”老人大概也觉得有点冒失,掏出了200元作为赔偿,但拒绝道歉。(据M《时代快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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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一月的一天,在越秀宾馆大厅的一侧,挂出了一块牌子:“《社会主义48年》座谈会在×厅举行”牌子是一位年青的服务员写的,会议组织者曾特意交代说:“是四百年,不是48年。”小伙子满有把握地说:“知道了。”可是,写出来的却是这么个样子。某新闻单位一位颇有资历的老编辑也曾有感而发:“社会主义怎么好说是四百年呢?我怎么算也不是这个数。”有一家报纸发表的一篇短文,竟两次把书名错写为《科学社会主义四百年》,而且未见更正。于是,不久前,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林洪同志在一次会上风趣地说: “《社会主义四百年》这个书名就考倒很多人哪,没有专业知识,是不好懂啊,单单这个书名的争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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