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条约在中国适用新论

条约是两个或多个国家之间缔结的国际协议,不是由国家的立法机关制定的;其本身不是法律.条约欲在缔约国内得到适用,必须要得到缔约国宪法的规定,确立为国内法,或者被赋予以国内法的效力.中国应采取纳入与转化相结合的方式赋予条约以国内法的效力,条约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地位的确立应反映并符合国家的基本政治与法律特征,以便适当地解决在条约与国内法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如何适用条约的问题.     

香港的缔约权以及条约在香港的法律地位

香港在回归祖国后,作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它不是独立的国际法主体,并不当然拥有国际法上的缔约权,其缔约权是中央人民政府赋予的。香港特区政府的缔约权有限制,这种限制由《基本法》以授权的方式解禁,既可以是一般性授权,也可以是特定授权。香港特区的条约与法律的位阶顺序是:基本法——适用于香港的中国外交、国防类的条约——香港特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包括转化的条约)——适用于香港特区的全国性法律和香港原有法律。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同等级次的法律与条约,应是条约优先。     

论条约在我国的适用

不同的条约具备不同的效力等级,因此,笼统地谈论条约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适用问题是不严谨的。只有当处于同一效力等级的条约与国内立法冲突时,条约才具有优先适用的效力。关于我国所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在国内的适用问题,我国采取的是逐一立法的方式,即只有当我国的一项立法明确规定某项或某类条约可在我国直接适用时,该项(类)条约才可以通过并入的方式直接在我国适用,否则,只有通过制订国内法的方式,将条约内容转化为国内法。     

论国际海事条约在中国的适用方式

国际海事条约的适用方式是指一国如何援引国际海事条约处理具体问题的方式,包括直接适用和间接适用.目前,中国采用直接适用还是间接适用的方式适用国际海事条约尚无定论,必须结合国际海事条约自身的特点,分析其在中国国内适用的局限性,深入剖析中国采用直接适用方式和间接适用方式的利弊,才能够减少司法中的矛盾和混乱,弥补中国海事立法的不足,促进海事立法的完善.     

直接适用条约问题研究

比较国内外的直接适用条约制度的理论与实践,可以看到,我国现行的国际条约在国内直接适用的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并符合我国国情的,但也存在表达过于简略,层次不够分明的问题。制定内容更为完备、层次更为清晰的直接适用条款是完善现有体制的有效方法。     

关于条约在中国适用问题的探讨

条约在中国的适用主要包括条约在国内的适用方式，条约在国内法上的效力以及条约在国内适用时的解释三方面的内容。本文指出针对条约在我国适用的立法与实践较为混乱的问题，我国应在《宪法》中对条约的适用作出原则性规定，采用纳入与转化相结合的条约适用方式，并区分“直接适用条约”与“非直接适用条约”，以便更好地确定在“直接适用条约”与国内法相冲突时如何适用及解释条约。     

条约在中国内地与港澳台适用之比较

香港、澳门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属下的地方行政区域 ,经中央人民政府授权后享有部分缔约权。国际条约在香港特区不能直接适用 ,其地位低于制定法。澳门特区适用国际条约的方式是直接适用与转化适用相结合 ,条约地位优于澳门本地法。台湾法院将条约视为特别法 ,可以直接适用。中国缺少宪法性规范来调整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 ,国际条约在中国内地的法律地位具有不确定性 ,中国亟需确立有关条约在中国法律体系中地位的宪法性规范。     

中国法院适用国际条约所涉若干基本概念辨析

国内法院适用国际条约是指法院以条约为依据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做出裁判。适用条约有别于援引条约和遵守条约。我国法院适用条约其实是法院适用私法条约,公法条约不宜在法院适用。法院适用条约应该有宪法或基本法的授权,条约可以规定其适用条件,但其自身不构成法院适用条约的依据。私法条约的解释既有条约解释,也有法律解释。由于法院适用的是私法规范,因此,法院对条约的解释实际上是法律解释,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条约解释。此外,法院在适用条约时应通盘考虑条约与法律的位阶,不应不加区分地适用“条约高于国内法”原则。     

论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及国际条约在中国的适用

我国加入WTO后,要求我国立法与司法必须与国际接轨,由此关于国际条约与我国法律的关系及国际条约在我国的适用问题得到各方关注.本文探讨了国际条约在我国的适用,并就我国适用条约提出了相关建议.     

条约在国内适用的若干问题探讨

本文认为凡涉及到私人权利义务等事项的条约,都将会产生国内适用的问题。转化和纳入各有优劣,应视条约的不同而相应采用。至于在国内法中解决条约与国内法的冲突,则完全取决于各国法律的具体规定,条约在国内法上并非处于绝对优先的地位。就中国而言,转化已经成为我国适用条约的主要方式,而在处理条约与国内法冲突时,所采取的是条约优先的原则。     

论双边引渡条约在我国的优先及直接适用

我国缔结的双边引渡条约与引渡法之间的冲突普遍存在,当双边引渡条约与引渡法发生冲突时,应当且必须优先适用双边引渡条约。当双边引渡条约与引渡法规定相同时,实际上也应当且只能优先适用双边引渡条约。在我国,双边引渡条约能够直接适用。     

国际条约在中国内地与港澳适用的比较

我国“一国两制”特殊政治体制,赋予了香港、澳门经中央政府授权后的部分缔约权,如何协调平衡国际条约在中国内地及香港、澳门的适用成为一大难题。通过国际条约适用理论、国际条约效力等级、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等问题,对国际条约在内地、香港、澳门地区的适用进行比较分析,有现实意义。     

也论国际条约在我国的适用

国际条约在内国的适用是一个由国家承担保证义务的国民之间权利和义务的法律实现的过程。本文认为国际条约和国内立法是两个不同的法律领域 ,国内法院直接适用国际条约不仅将导致国家主权对内职能的削弱 ,而且实际上也不利于国家履行国际条约的国际义务。因此 ,修改原有的国内立法或者制定新的法律法规 ,使其符合我国所缔结的国际条约的义务 ,才是我国履行条约义务的唯一方法。     

浅议国际经济法的渊源——国际经济条约

国际经济条约,是国际经济法的渊源之一,是指有关国家或国际经济组织为规范相互间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行为和权利义务关系而签订的对缔约方具有约束力的书面协议。国际经济条约作为条约的一种,受《条约法》的约束,但是国际经济条约自身特征决定了它不同于一般条约。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推动下,国际经济条约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受到了更广泛的关注。     

从ECT投资仲裁案例看条约的暂时适用

《能源宪章条约》中规定了其暂时适用的制度,而条约的暂时适用问题却是国际条约法上较少探讨的一个问题,因此在《能源宪章条约》的实践过程中,该制度的使用已经多次发生纠纷,而好几个投资仲裁案例均与此问题相关。仲裁庭对于条约暂时适用制度的解释与裁决,无疑将会对国际条约法中这一问题发展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外BITs对香港的适用问题初探

2007年香港居民蔡叶深向ICSID申请投资仲裁这一案件引发了中外BITs能否适用于香港特区这一问题。尽管从BITs中关于“投资者”的定义中似乎可以得出肯定的结论，但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解释规则、中国法律的规定以及中国政府的惯常做法，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外BITs中的“投资者”并不包括“在香港有永久性居留权的中国公民”，即中外BITs不适用于香港特区。     

我国法院在非涉外案件中适用条约的困境和出路

我国法院在非涉外案件中适用条约问题,学界尚未达成共识,对此问题有三种理论学说。肯定说支持我国法院在非涉外案件中适用条约;否定说则反对条约在我国非涉外案件中的适用;而折衷说虽然肯定条约在我国的法律效力,但是,当条约与我国国内法规定一致时,则否定条约的适用。条约在非涉外案件中的适用具有现实的法理基础,我们应该持肯定的态度。但是,并非所有的条约都能够在非涉外案件中适用,在非涉外案件中适用条约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目前,我国法院在非涉外案件中适用条约的实践仍处于起步阶段,法律依据尚不完善,主要体现在国内法指引条约适用的规定不统一、同一条约适用的法律依据前后矛盾等方面。因此,我国应该尽快完善非涉外案件中适用条约的法律依据,积极探索法院在非涉外案件中适用条约的可行路径;同时应当明确非涉外案件中适用条约的判断标准,逐步增加适用于非涉外案件的条约数量;采取解释性适用条约的过渡方式,寻求非涉外案件适用条约的突破。     

论条约在国内的适用

条约缔结生效后,即可以由有关国际机关予以适用,如国际法院可以适用条约解决有关当事国之间的争端,但是,国际上适用条约的机关是很有限的,条约主要是在各缔约国国内适用。要在条约缔约国内适用条约,需要缔约国国内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机关履行各自的适用条约的职能。其中,缔约国国内立法机关通过一定的立法行为使条约成为国内法的一部分是司法和行政机关在审判和处理行政事务中得以适用条约的前提。条约缔约国国内立法机关在适用条约时需要解决两个基本问题：首先,以何种方式使条约成为国内法的一部分;其次,当条约和国内法的规定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