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型政府的服务特质及其实现机制

服务型政府是当代政府治理的基本模式,是我国政府转型的重要价值目标.它蕴含有限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阳光政府等四个向度的服务特质.构建服务型政府必须建立健全其实现机制,即转变政府管理理念,践行科学发展观;创新行政文化,改善政府管理软环境;实现公共服务的社会化与市场化;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制;提升公务员素质,建设服务型机关等.     

试论社会治理视域中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取向

“服务型社会治理”相对于以往的“统治型社会治理”、“管理型社会治理”而言,是一全新的治理模式。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中要求我国政府职能从侧重管制转换到侧重服务,推行服务行政,实现从管制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我们需要从提升服务理念、改革服务体制、优化服务流程、转变服务方式入手,打造有中国特色的服务型政府。     

加强监督 依法控权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经过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已作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伟大目标,第一次把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载入了宪法。这是我国治国方略向“法治”转变的里程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法治是与人治根本对立的两种治国方略。法治强调的是人民主权和法律的统     

论建立防止“公仆”变“主人”的法律机制

“依法治国”的关键是治理或制约国家权力 ,是依法治权、依法治吏 ,而不仅仅是“政府以法治民”。要真正实现依法治国 ,各级政府官员必须树立职权法定和依法行政观念 ,实现从“父母官”到“公仆”的转变 ;同时 ,必须建立对政府官员及其活动实施依法管理和有效监督的法律机制     

依法治国方略：中国的划时代选择

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是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由“人治”向“法治”方式的转变，是治国方式的一次划时代的选择．历史性地回顾和反思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对于我们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定不移地沿着依法治国道路前进，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德治的实质及其启示

传统的治国理念以等级制度为基础 ,德治的实质是“辅之于法的人治”。虽然在治理国家的实践中 ,儒家青睐德治 ,法家崇尚法治 ,但在中国历代统治者的政治实践中 ,往往是“阳儒阴法” ,儒法互补的。法治经过现代转换 ,与民主政治相伴而生。社会主义的“德治”以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民主关系为基础 ,具有不同于以往的全新含义。要从根本上杜绝“人治” ,就必须把“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结合起来     

创新社会管理理念 实现五个转变

当前，我国进入了社会矛盾多发期和社会风险活跃期，社会管理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必须树立五种理念，实现五个转变。即：树立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的理念，实现向服务型管理转变；树立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理念，实现向政府主导型的“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式社会共同治理结构转变；树立关口前移、源头治理的理念，实现向更加重视源头治理转变；树立统筹兼顾、协商合作的理念，实现向“平等沟通、协商协调”转变；树立依法管理、综合施策的理念，实现向多种手段综合运用转变。     

“国家治理”视野下领导思维的转变

国家治理作为新型的治国模式,是法治治国理政方式的体现,蕴含着崭新的思维方式。领导干部在处理国家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时,要逐步适应从以物为本思维向以人为本思维的转变;在处理国家治理与政府作用的关系时,要学会无为思维与有为思维的有效结合;在处理国家治理与治国理政模式关系时,要认识到从人治到法治转变的必然规律,培育现代法治思维。     

“国家治理”视野下领导思维的转变

国家治理作为新型的治国模式,是法治治国理政方式的体现,蕴含着崭新的思维方式。领导干部在处理国家治理与经济发展关系时,要逐步适应从以物为本思维向以人为本思维的转变;在处理国家治理与政府作用的关系时,要学会无为思维与有为思维的有效结合;在处理国家治理与治国理政模式关系时,要认识到从人治到法治转变的必然规律,培育现代法治思维。     

加入WTO背景下的我国政府管理模式创新探讨

加入WTO后,我国各行各业都面临着挑战和冲击。政府首当其冲,尤其是政府在管理模式上如何打破封闭,走向世界;如何由“人治”转向“法治”,遵循WTO规则和国际惯例以及与国际接轨的问题最为关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果政府管理不与时俱进,不彻底转变政府职能,树立新型管理理念,完善管理方式、方法,那必将造成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一轮危机。     

从法律视角看服务型政府

当前,对服务型政府的研究倍受关注,服务型政府的提出不仅是人们对中国现实矛盾的理性思考,也反映了我国政府改革的基本思路。服务型政府的实质是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变,它预示着政府管理思想和管理理念的转变,标志着政府从全能的管理型政府向有限的回应型政府的转变.构建服务型政府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又纷繁复杂的系统工程,现行行政组织中各职能部门权限交叉重叠、职责不清的现象严重制约着政府的服务能力,需要从法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全方位、多角度的视野进行研究.传统的行政管理学界对服务型政府的界定更多侧重于政府的职能、政府的运作等方面,它关切的是政府的成立与发展方面的问题.至于政府为什么应该是服务型政府、如何保证政府是一个服务型政府等问题,则应该更多地从法学的角度去研究。从行政法学的视角研究服务型政府,构建我国服务型政府必须具有法治基础,必须获得法治的支持。有必要基于服务型政府的基本理念,对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行政组织法、行政行为法、行政监督法和救济法等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提出以服务行政的理念改造我国行政法的基本思路。为此,我刊邀请相关专家学者撰文展开研讨。     

正确认识和理解我国民主法制建设中的三对范畴

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又将此写进了宪法。这一治国方略的确立，表明我国已实现了“人治”到“法治”、“法制”到“法治”、“以法治国”到“依法治国”等法制思想认识上的质的飞跃和民主法制建设的重大转折，虽...     

论服务型政府与第三部门的互动关系

良好的服务型政府与第三部门互动关系是经济社会和谐、有序发展的基础.二者的互动关系一方面表现为第三部门助推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促进服务型政府的执政理念由“官本位”向“民本位”转变,执政风格由“人治政府”向“法治政府”转变,执政界域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执政形象由“慵懒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另一方面表现为服务型政府为第三部门发展提供支持:服务型政府为第三部门提供“合法性”的法律支持,为第三部门参政议政提供“民主的”平台支持,为第三部门发展提供行政生态支持.     

论我党治国方式的发展

经过我党三代领导集体的不断探索 ,我党的治国方式成功实现了由“人治”向“法治” ,再由“法治”向“‘法治’与‘德治’并举”的飞跃。这两次飞跃标志着我国治国方式逐步摆脱了具有典型“人治”特征的“以党治国”模式的影响 ;同时也标志着我党治国方式逐步走出了片面强调“法治” ,片面强调法律制度建设 ,而忽视“德治” ,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特别是道德建设的误区。这两次飞跃的最终结果———“法治”与“德治”并举 ,是我党治国理论与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深化发展。     

浅析我国政府管理理念的创新和模式的重塑

在入世的背景下,适应WTO的规则进一步改革我国政府的管理体制势在必行。为此,一方面要创新政府管理理念,树立起规则、平等公正、谈判协商、互利互惠、自由贸易、人本、开放、创新和责任等理念,另一方面要重塑政府管理模式,实现其从暗箱管理向透明管理、从任意型管理向法治型管理、从命令型管理向服务型管理和从低效管理向高效管理的转变。只有这样,才有助于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政府管理新体制。     

“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辨析

“服务型政府”反映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强调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法治政府”是“中国政府施政的基本准则”。从“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提出的背景、基本内涵以及价值取向等方面采看，“服务型政府”不同于“法治政府”。     

论法治社会中政府服务形象的树立

政府传统的管制型治理模式在当下法治社会建设过程中的有效作用在不断下降,政府仅仅是社会治理的机械机关,几乎无服务形象可言。根据法治社会基本内涵的要求,由管制型政府向管制型和服务型相结合的政府转变是必然趋势,管制与服务相结合的社会治理模式也是公域之治的必然选择。要更加注重政府服务职能的发挥,从而树立其服务形象。     

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理念变迁与路径思考

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是党和国家在治国理念和思维上一次重大的转变，是治国方略总体思想的新提升。理念上的变迁就必然要求新的路径建构。文章通过对“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一字之差的内涵解析，指出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存在着一定的必然性。最后，对我国未来社会治理的路径发展进行了思考：加强现代化公民社会建设，为社会治理创造坚实的社会基础；转变政府职能，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加强社会治理机制建设，以提高社会治理的效能水平；推动社会治理的制度化和法治化，完善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     

回归政府定位：构建服务型政府

构建服务型政府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建设服务型政府,必须转变政府管理理念,创新政务模式,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效率,并坚持人民群众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主体、“非禁即入”和依法行政三大理念。     

依法治国理论的学习与思考

一、依法治国论。“法治”与“人治”，是两种对立的治国方略。我国封建社会实行“人治”。新中国建立初期，党和国家重视民主法制建设，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第一个最好时期。1957年下半年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问里，忽视“法治”，推崇“人治”，把“法治”当作资产阶级的东西加以批判，导致了无法无天的“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灾难和惨痛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