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律师文化历史沿革探讨

古代中国社会没有律师职业,不能孕育律师文化,伴随着西方律师制度的引进和移植,近代中国社会出现了律师文化,党的十六大召开后,我国律师文化得到了整体上扬和提升。     

中国法制史研究中的“史实”与“史识”

中国传统伦理法思想是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基础理论,它准确描述了中国古代社会自身对法的认识、所处的法制环境、准确的行为标准,以及对中国传统法的理念追求。中国法制史研究如果缺乏伦理法的方法指导,它就没有活力,就会成为一具无灵魂的躯壳或僵尸,就会逐渐失去存在的价值。即使我们将中国古代的法律按照现代西方法律的分类标准分得再细,如民法、刑法、诉讼法、经济法等,对我们今天的法制技术来说也不过形同玩物而没有法学价值,并可能最终导致中国法制史学的衰微。当"史实"和"史识"被混淆时,面对那些用西方法学的结构与概念来对中国法制史的"雕刻"时,我们如果仍然无动于衷,那么我们就会被"史识"掩盖了"史实"。在"史实"和"史识"之间,我们需要的是用现代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传统的法律文化,而不是用现代的模式来改造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烙印下的现代检察制度

一个民族的文化是血脉相通的，如果没有中国古代的御史制文化．近代的检察官制则会缺乏适应性的制度依托。中国近代检察制度是西方检察制度的影响与中国古代文化官制的传承．     

中国镍白铜技术发明演变为“德国银”专利的历史考证

通过对欧洲现存专利文本、科学实验及调查研究,证明在19世纪初西方曾利用中国古代冶金技术史上一项重要发明——镍白铜技术发明申请专利并获得保护,随后出现了"德国银"生产的兴起。西方近代史是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确立的历史,也是专利制度建立的历史,在这一时期,中国科技、经济却从兴盛走向落后。西方曾经盗用中国技术并申请专利保护,故此应该让人们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保护自己民族的发明创造。     

论民国初期律师制度的建立及特点

<正> 律师制度是一项民主的政治法律制度,是现代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法律现象的律师制度是在一国法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最早的律师制度产生于西方古罗马奴隶制时期,近代意义的律师制度发展完善则是17、18世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积极产物。 我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我国古代的法律制度,经过数千年没有中断的发展过程,以历史悠久、沿革清晰、内容丰富、特点鲜明著称于世。然而,我国古代并没有产生律师制度,这是由于我国古代是一个农业社会,手工业、商业不发达,在政治上又是专制的集权统治,不存在产生职业律师的各种条件。律师制度传入中国,是自19世纪中后期西方帝国主义的侵入,伴随着我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一在西方已有悠久历史的法律现象才出现在中国社会。     

“道”与自然法思想的比较与研究

由于东西方之间人们对生活意义的理解不完全相同,因而造成中国古代和西方社会产生了未必完全相同的法律智慧。自然法反映了西方人对某种永恒正义的信仰,而在中国的文化土壤里产生了道家的法自然思想。但是历史发展结果截然不同,分别在东西方形成了人治和法治的传统。本文指出研究中西方古代＂自然法＂思想是中国法制进程的必然要求,现代中国在大量吸收西方自然法思想的同时应从中国古代道家法自然思想中汲取营养,为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浅议中国古代农民社会与宪政之绝缘

宪政是从西方首先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西方特殊的历史背景孕育出了完政文化，同时宪政也是现今世界各国普遍所追求的目标，我国当然也不例外。我国几千年的社会是以农业和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在我国这样的社会历史中为何不能像西方那样产生宪政文化，几千年的历史变迁、朝代的更替为何总无法实现宪政制度，为何古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总是与宪政绝缘，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论西方古代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要研究西方古代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就要从其历史起源谈起.然而,由于受史学规律的影响(即历史研究对象的古老程度和反映其面貌的史籍数量多少成反比),西方古代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起点"就淹没在人类初期历史的无文字记载"迷雾'中而无法查清了.虽然德国法学家哈坦豪尔曾说过,"法律史上的任何时代区分都是任意和主观的东西",[1]但为了使我们研究此课题有一个相对确定的历史线索和历史分期做背景,这项工作却又是不能避而不做的.好在学术界一般将西方古代文明"人为"分为四个阶段:古希腊时期、古罗马时期、蛮族入侵时期,基督教统治时期.因此,本文将推定古希腊为西方民事诉讼制度的"起点",从上述四个时期民事诉讼发展"前后相继"的角度,以同时期的法文化和法哲学为工具,勾画出西方古代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演变过程的基本轮廓.     

"左"和"右"说法到底出自何处

翻阅历史人物传记时,不时能看到有关"左"和"右"、"左"倾和"右派"的是是非非.不过,对于"左"和"右"是起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抑或引自西方这一问题,还是有点让人搞不明白."左"和"右"的说法到底出自何处? 可以肯定地说,"左"和"右"在我国古代只是方位词和姓氏,不具有政治含义.而在西方国家,"左"和"右"作为政治派别的称谓有两个来源.     

“大义灭亲”一定正当吗?——对当代容隐权制度的反思

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对"亲亲相隐"持否定态度,但"亲亲相隐"精神并不必然与现代法治相违背。现代许多西方国家的刑事立法仍存留有容隐权的相关条文,而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部分的容隐制,在中国现代社会究竟有没有存在的必要与可能?容隐制存在的根据到底是什么?我们如何来对待它的历史以及在西方的境遇?本着这些问题的思考,本文首先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我国古代和西方容隐制度,我们发现容隐制的存在不但反映了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社会关系与文化观念,在现代社会同样也有深厚的立法基础与现实需要。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容隐权制度,有益于观照传统,维护亲情,促进社会的和谐。     

多元法律文化研究与外国法律史学科的发展

自20世纪80年代起,学术界对多元文化的研究越来越热.文化(包括法律文化在内)可以被比作流动的液体,没有自己固定的形态,总是通过容器的形状来表现自己,不同的民族,乃至不同的个人都是文化的载体.一方面我们承认文化本质上有着相通之处,公正、正义往往是各个民族法律文化追求的终极理想;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无视"容器"、载体之间的差异,每个民族都会通过自己的方式来诠释哪怕是共同的理想.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西方的殖民扩张,西方文化模式席卷全球,"文化一元论"、"西方中心主义"成为主流观念,这当然是对文化个性的一种扭曲和抹杀.     

中国律师文化的形成——以中国古代讼师的角度研究

讼师虽然被称为中国古代的律师,但它与当今律师职业有着本质不同,但作为古代中国社会与律师最相类似的职业,中国人对其的看法一直延伸至当代,并转嫁到律师,这一西方法律制度的"舶来品"身上。本文主要通过对中国古代讼师及讼师文化的研究探寻当代中国律师现状和律师文化的历史根源,并试从中搜索有益于当代律师行业发展的启示。     

"大义灭集"一定正当吗?——对当代容隐权制度的反思

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对"亲亲相隐"持否定态度,但"亲亲相隐"精神并不必然与现代法治相违背.现代许多西方国家的刑事立法仍存留有容隐权的相关条文,而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部分的容隐制,在中国现代社会究竟有没有存在的必要与可能?容隐制存在的根据到底是什么?我们如何来对待它的历史以及在西方的境遇?本着这些问题的思考,本文首先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我国古代和西方容隐制度,我们发现容隐制的存在不但反映了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社会关系与文化观念,在现代社会同样也有深厚的立法基础与现实需要.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容隐权制度,有益于观照传统,维护亲情,促进社会的和谐.     

附会与求真：关于法律史研究中既存观念的突破问题——以“神权法”思想为中心的探讨

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发生了彻底转型,在此过程中使用的用西方观念"整理国故"的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其弊端也相当明显,用"神权法"一词描述中国古代早期法律思想即是明显一例。中国的国家与法律产生方式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异,如中国古代国家产生的地理环境和初始组织形态与西方国家迥异,因此国家的运作形式及与之伴随的政治管理方法皆有不同,这决定了用以维系中国国家统治和管理的法律思想也会与西方国家存在本质差别。厘清并突破这种概念上的"附会"之意,去伪存真,有利于我们认清民族传统文化,并以此为立足点,创造出适合本民族需要的新文明。     

中国古代的“权力”理念——兼论中国古代社会的政体与法律

中国传统社会的制度、价值观与西方确实有着诸多的不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将＂权力＂视为治国工具,而西方先人一开始就对权力充满戒心。本文分析了孟德斯鸠、魁奈等西方启蒙思想家和梁启超等对古代中国政体的认识,并引申出一个问题,即如何定义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中西不同的权力理念源于对人性认识的差异。先秦儒家认为＂人性善＂,对贤人始终寄予希望;先秦法家则认为＂人性恶＂,主张利用＂人性＂,加强君主的权力。西方先哲亚里士多德则坚持以法治限制人性,制约权力。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权是一个畏惧、荣誉、品德兼而有之的＂混合政体＂,中国的＂传统法＂是＂礼与法＂的共同体。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权思想元素探析

人权思想的起源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非常复杂,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究竟是否孕育着西方人权思想的基本元素呢?如果没有,中国传统文化是在哪些人权起源元素上有所缺失呢?本文大体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就人权的概念和来源进行研习,第二部分以对中西文化的差异比较这个视角来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权土壤问题,并试图对以上问题作出解答。     

古代诉讼文化对现代诉讼文化构建的影响

中国几千年历史所沉淀和积累的以追求和谐、反对争讼、维护特权为价值目标的法律及诉讼文化,是中国古代诉讼文化区别于西方世界诉讼法律文化的一大特征。对于社会纠纷呈现各种各样的今天来说,以历史的眼光品析古代诉讼文化的特征,来影响民事诉讼法的发展就具有重要的意义。     

精神性:中西方心理学体系结合的对象问题

近30年前出版的中国心理学史教材,舍人文主义而取科学主义的研究范式,使得中国古代心理学史的研究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悖论:一方面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源自完全与西方科学文化异质的伦理文化,另一方面却坚持科学主义心理学的研究模型.潘菽教授避开了科学主义心理学的研究困境,提出了判断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是否具有科学性的方法——“一致性原则”,即检验该思想是否合乎人的心理实际.西方心理学一向重视研究认知,而不重视情感的研究.现代西方心理学开始大力研究以情感为核心的精神心理活动,这个转向为解决中西方心理学体系结合的对象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中国传统法的"一统性"与"多层次"之分析--兼论中国传统法研究中应慎重使用"民间法"一词

中国传统法自秦玉朝后,与高度统一的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相辅相成,呈现出"一统"的特征,其主要表现在"律"的制定、执行和礼的价值观(法的精神)方面.在"一统"的前提下,传统法按其效力范围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其表现为古代社会中礼与法的多种形式.如礼所包含的朝廷的纲纪、社会等级、家法族规等;法所包含的朝廷各部门的规章、地方政府的宪规章程以至政府认可的乡规民约.鉴于中国传统法的产生背景及特征,本文认为在中国传统法的研究中使用"民间法"一词,即扭曲了西方社会学法学派有关"民间法"的定义,又不符合中国传统法的客观实际.     

泛讼与厌讼的历史考察——关于中西方法律传统的一点思考

近几年,在比较法律文化研究中,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西方的法律传统和价值取向之一是泛讼主义——通过法院来解决纠纷,追求法律上的公平与正义,东方的则是厌讼主义——将诉讼看作是不名誉、不光彩的事,凡遇到纠纷,尽可能在乡邻父老的调和之下私自了结,并认为这是西方和中国法律文化的重大差异之一。这一观点,在一般意义上是对的,但是太笼统,太抽象。因为,古代中国人并不是一下子就讨厌诉讼的,只是由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