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不确定性对法律的基本建设作用

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与认识对象的无限性之间的巨大鸿沟,不确定性始终是人类社会生活必然面对的基本问题。法律,是人类为克服不确定性而拣选出来的应对手段之一。籍此,把义务,尤其是不能为的义务作为社会主体的行为边界,并通过发展法律的一般性特质来构建确定性的社会生活的作法一直左右着法律治理的理念和实践。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进步使法的确定性出现了问题并遭遇批判。在这个问题上持有一种相对的态度和立场将有利于我们在重建现代化的努力中深化对法的确定性的关切,重塑法的确定性权威,并在反思性认识基础上坚持一种融汇了经验和理性的法治之路。     

论我国国际私法法律适用的确定性与灵活性

客观认识并正确把握我国国际私法法律适用的确定性与灵活性目标是正确适用我国国际私法与有效发挥其效用的重要基础。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对我国国际私法法律适用确定性与灵活性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对晚近国际私法法律适用的确定性与灵活性的结合及其启示和对我国国际私法法律适用确定性与灵活性的价值选择问题的研究尚不够深入。深入研究上述问题将有益于我国在理论和实践中正确把握我国国际私法法律适用的确定性与灵活性问题,有益于促进我国国际民商事关系的健康发展。     

“寻人类”人肉搜索探析

＂寻人类＂人肉搜索＂的兴起与发展是现代新网络环境发展的产物,对我们的社会和生活已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同时也反映着国家相关法律的不健全、人们道德素质有待提高。     

现代西方国家法学理念的变迁与价值整合

健全的法律制度是现代社会文明的基石,这一论判不仅已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所证明,而且也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在人类历史上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体制依靠法治而促进社会发展,推动文明进步的例证可以说俯拾即是。     

刑法之确定性及其法治意义

在理论上，刑法之确定性意味着刑法制度本身能够为人们提供一个发现刑法问题之正确答案的机制；在实践上，刑法之确定性则表现为刑法制度所坚持的明确性、稳定性、可预见性等诸多具体标准。法律的确定性是法治对法律的基本要求，刑法之确定性则是包含在罪刑法定这一法治原则之中的一项当然要求，因此它具有重要的法治意义。     

法律的经济分析工具

法律市场假设是经济分析的前提 ,法律运行中的弊端通常就产生于法律市场的交易中。供给与需求、成本与收益分析是法律经济分析的重要工具。政府既供给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基础 ,也可能破坏和掠夺这一基础。法律需求是公共选择的过程 ,具有不确定性 ,可能被人为夸大 ,也可能被人为低估。政府对市场过于敏感 ,对干预市场的法律法规过于自信 ,会导致“非市场”需求的扭曲。法律成本不确定 ,使得人们难以选择、发现最符合效率原则的立法执法机制     

刑法之灵活性及其意义

与其他法律相比,刑法更加强调自身的确定性;然而,即便是最强调确定性的刑法,也不能总是以维护自身的确定性为由,全然无视变化的需要。从实质正义的要求出发,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同样也是实现刑法自身目的所不可或缺的方法原则。因此,在刑法的制度实践中,灵活性的机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始终都是存在的。灵活性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克服法律在寻求自身确定性过程中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使法律适用的结果更加符合正义要求。但是,基于对人权保障功能的重视,刑法的制度设计在总体上是以确定性来限制灵活性的,确定性虽然不是绝对的价值,但它一定是优先性的价值,因此,灵活性最终不能拆毁确定性。     

法律万能论刍议

众所周知,法律是调节社会秩序有效手段,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都具有自身的优点也不可避免的存着一定的缺陷.近些年来,中国在法治建设方面取得显著成果,人们法制观念逐步增强,很多人开始对法律盲目推崇,认为法律是万能的,它可以解决社会上的所有问题.本文持有不同观点,基于法律万能论的缺陷,从法理角度剖析法律万能论的不足之处,有助于人们避免在处理社会问题的过程中盲目地迷信法律,进而能够更有效地依法办事.     

对中国古代伦理化法律演进过程的回顾和思考

在人类漫长的黑暗与光明交织的社会理性化探索进程当中，法律制度的产生和演化可以说是一个最引人关注的创造历程和社会现象，因为法律制度最能反映出一个特定人类群体和社会模式的整体价值观念和人文关注点，突出体现着当时人们对自然、历史和人自身的看法和认识。历史上许多具有悠     

刑事辩护制度的文化视野

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刑事辩护制度的孕育和形成标志着一个社会对刑事司法的意义及其精神技术的思考进入了一个更新的层次。制度只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①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刑事辩护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我们可以或隐或显地看到过程或制度后面的文化蕴涵。法律是人们在群体生活中的产物,也是在群体生活中得以承续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法律是～种文化的现象,法律的运作反映了一定社会的文化。o众所周知,刑事辩护制度是西方法或西方法律传统的产物,它暗合的文化意义是在长期相对封闭状态下独立发展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所…     

欧盟非合同义务法律适用统一化——以《罗马条例II》为中心

《罗马条例II》的诞生,标志着欧盟国际私法统一化的最新发展——非合同义务领域法律适用的统一,从而使非合同义务的法律适用增加了一种"超国家"法律渊源。而且,统一的内容涉及侵权或不法行为、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等非合同之债的主要方面,统一的法律选择力求在法律适用的确定性与灵活性、管辖权选择与内容定向法律选择、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等方面达到平衡。欧盟非合同义务法律适用的统一化给中国国际私法立法以启示。     

欧盟非合同义务法律适用统一化——以《罗马条例Ⅱ》为中心

《罗马条例Ⅱ》的诞生,标志着欧盟国际私法统一化的最新发展——非合同义务领域法律适用的统一,从而使非合同义务的法律适用增加了一种“超国家”法律渊源。而且,统一的内容涉及侵权或不法行为、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等非合同之债的主要方面,统一的法律选择力求在法律适用的确定性与灵活性、管辖权选择与内容定向法律选择、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等方面达到平衡。欧盟非合同义务法律适用的统一化给中国国际私法立法以启示。     

人本法律观的几点澄清

人本法律观是以人为本位去认识、体验法律,视法律为人所建构出来的人造物,主张法律是人追求美好生活的工具。法是死的,人是活的,有生命的人妥善操作法律,法律才能够发挥其促成人类共生乐活的功能。以人本的立场研究探讨法学,为避免不必要的误解与混淆,可从五个层面释明澄清之:首先是区辨人本与人文、人道的意义;其次从自然法的发展史考察人本自然法是自然法的最新型式,也是第五种自然法;再次强调法律之建构与变迁乃是应人之生活需求,人有如何的想法,就会产生如何的法律;复次说明法治并非人治,是秉人本精神依法治理,法治思维有工具性、社会性、过程性、抽象性、规范性和知识性等六个构成因素;最后,检视人本的法学方法论,循人性以论,一方面是理性与经验之融贯,另一方面则是视之为一种法律实用主义的方法论,采相对价值的伦理观,有其和谐致善的伦理向度,最终极的任务无他,运用法律使人类互惠共生,同享安乐。     

法律的公众认同、功能期许与道德承载对刑法修正案(八)的复眼式解读

刑法修正案(八)不但针对我国转型时期的社会情势和国情民意予以了很大程度的回应，而且也体现了官方和主流民意对刑法的功能期待，承载了当下社会基本的集体道德情感，但被一些刑法改革者认为立法理性不够或过多地迁就了庸俗的民粹主义，以致没有较好地摆脱传统工具主义和重刑主义的思维与窠臼。诚然，转型时期高度复杂的社会情势和大众心理基质难免使得实定刑法所蕴含的价值理念互有差别、充满悖反乃至相互抵牾。欲对这种吊诡的多重面向予以同情之理解与有效的解读，除了法学与逻辑的思维论证，更重要的可能还必须导入法律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法律经济学等多维度的复眼化视角。     

行政法上正当期待形成的法理基础

起源于英国行政法的正当期待原则,具有赋予相对人正当期待权利以抵御行政权恣意行事之功能。弄清行政法上正当期待的概念及产生途径,透视正当期待形成所需的信任关系和法律安定性原则这两个法理基础,就可以看出,信任关系是行政法上正当期待形成的深厚的精神基础和利益保障;而法律安定性原则则是行政法上正当期待形成的法律保障。     

国际私法法律选择的法理学思考——以"贝考克诉杰克逊案"为例

本文以美国纽约州上诉法院"贝考克诉杰克逊案"为例,就有关侵权损害法律选择进行讨论,对最密切联系原则替代侵权行为地法这一过程背后的基本原因和这一过程中法律精神与法律形式、法律的确定性与准确性、建构理性主义与进化理性主义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探讨,以此说明在立法中绝对的确定性和一致性并不一定是理性在法律建构中的必然和最佳的选择,相反,在许多规范中保持一定的弹性才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国际法上的大国问题

大国问题是国际法实践中的一个老问题。近年来,国际关系民主化与国际法治成为日益重要的国际议程,一批新兴大国也正在崛起,这些新发展既为处理大国问题提供了历史机遇,也使得处理这一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大国问题涉及大国拥有与作为国际法基础的主权平等原则相冲突的法律特权,但法律特权并非是导致大国问题的惟一原因;被赋予法律特权的大国应当承担特殊的法律义务,但获得法律特权并非是大国承担特殊义务,包括特殊法律义务的惟一依据。为了有效约束大国的行动,国际社会一方面应当限制大国可以获得的特权、强化大国应当承担的特殊义务尤其法律义务,另一方面应当寻求建立监督大国依法善意行使特权、履行义务的程序法机制。     

论法治评估的“伪精确”

法治的成效主要不取决于程序内的制度运作事实，而是取决于程序外的反事实性的期望，也即对于法律的信任。法治评估主要是对地域法治水平的一种有意识反思与理论化认知，借用了政府一贯所使用的数字化方式，并极力搜罗法律程序内各种可视化的数字信息。但法治的定量评估很难评价以定性判断为特征的法律信任。法治评估大多情况下只具有管理意义，不具有学术意义。民意调查在法治评估中可以被视为一种对于法治的有意识反思，但其无法传达非反思性的法律信任实践。各种法治评估的信息来源大多局限于地方性与法律相关性的信息，但某一地方的法治水平和公众对其他地方法律的期望与信任是相互关联的，法律信任的信息基础不仅仅来自法律系统，可能还包括其他社会领域。法治评估实际是用线性、同质的数字取代了非连续性的现实，将源于方法论的建构取代了行为的实践依据，这种取代抽空了生活的意义，将一种“伪精确”强加给了现实，从而也很难切入大多数人的法律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