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事案件调解保密规范解析

调解作为诉讼外争议解决方式的一种典型代表,非公开性是其最基本的程序利益,也是其广泛和成功地运用于商事争议解决的根本原因,而保密规范也因直接关涉调解的此种程序利益而为调解程序所必需。就目前调解立法以及调解机构制定的调解程序规则有关规定来看,调解保密规范主要在三个方面设置了具体规则,即:所有调解参加人都应为调解中披露的信息保守秘密;调解中披露的信息原则上不能在其他程序之中作为证据加以使用;调解不成功后的其他程序中调解员不能担任相同或相关争议的当事人的代表或律师以及仲裁员。当然,保密规范的上述要求并非绝对,原则上必须予以遵守,但允许根据公共利益的需要或者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披露有关调解信息的例外存在。     

司法调解的保密原则

调解保密原则的诠释，从形式上而言，调解程序保持封闭状态，即不公开进行；从实质上而言，调解程序中产生的信息将被禁止随意披露，即使是在诉讼程序中。这种诠释部分缺失于我国现有的司法调解中。司法调解保密原则的确立在于保障调解程序的安定性和诉讼的公正。但是，考虑到调解程序的安定性和诉讼程序的稳定性，司法调解的信息将被划分为“事实”信息和“行为”信息。前者被允许披露于诉讼程序中；只有后者，即调解程序中人们基于对调解的信任以自己的意愿追求某种法律效果产生的信息，将始终处于保密的范畴。     

法院调解的理念更新与原则重构

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历久而弥新,转变其职权主义的定位,将纠纷解决的主导权真正归还给当事人则是改革的根本出路。而要实现这种转变,就需要更新程序的理念,由职权主义转向协同主义。本文指出应重构法院调解的原则,增加不公开调解原则和调解信息保密原则。     

委托调解若干问题研究——对四个基层人民法院委托调解的初步考察

委托调解是我国法院为构建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而创设的一种新的调解方式。委托调解的性质应当依法院介入调解活动的程度而定;委托调解的范围一般宜限定为简单的民事案件;委托调解应当遵循尊重当事人程序选择权原则、及时原则和保密原则。为了规范委托调解的实施,实行委托调解的法院还需要制订有关委托调解的程序规则。法院附设的人民调解作为委托调解的常规方式应当积极推广。     

与ADR相关的保密制度探讨

与ADR相关的保密制度在结构上包括需保密的对象和保密义务的承担者两方面,其渊源包括要求保密的法律或规则以及当事人间的保密条款,要求ADR程序参与者或当事人彼此对包括意愿、建议、陈述或承认等在内的所有的在程序中透露的信息进行保密,但是,如果当事人同意、法律要求或者为实施或强制执行调解协议也可以或不得对部分信息保密,即存在保密例外     

民事审前调解程序的构建

法院调解历来是解决民事纠纷的重要途径,针对我国传统法院调解中＂调审合一＂、＂调解与审判功能混淆＂的弊端,民事审判制度的改革提出了＂调审分离＂的改革方案。审前调解就是实现调解程序和审判程序分离,是在立案后开庭审理之前,由法院专门调解人员主持下进行的调解。审前调解程序具有当事人处分权优先性、独立性、契约性、职业化和专业化的特征,具有不同于审判程序的调解原则和程序设置。     

论商业秘密的构成及司法认定

商业秘密由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构成.结合各国法律以及国际条约对商业秘密概念的描述,可以将商业秘密的特性归纳为秘密性、价值性、保密性和实用性.司法实践中,秘密性和保密性是判断有关信息是否构成商业秘密的难点.在判断秘密性时,原告仅需要进行适当的说明即可完成举证义务,重点应考察被告是否能够举证证明有关信息已被相关公众所知悉.在判断保密性时,只要原告能够证明其具有保密意图并采取了适当的保密措施即可,不应采取过于严格的标准.     

浅析行政调解制度

行政调解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秩序价值、公正价值、自由价值以及效益价值。现行行政调解缺乏规范性,范围狭窄,缺乏基本程序保障,缺乏法律效力;应该统一行政调解规范,适当扩大行政调解范围,完善行政调解程序,增强行政调解效力。     

分析香港促进式调解与内地法院调解及人民调解的异同

香港促进式调解与内地法院调解及人民调解是不同概念的调解制度,他们之间具有相类似的社会背景、目的和制度方面的特点,但在程序的启动,调解人对事实、责任和处理意见的态度,以及调解过程的保密性等等方面都有许多根本理念上不同而导致的制度差异。通过两地不同调解制度的比较,可以发现香港促进式调解在强化当事人合意原则,以及围绕此而建立的一系列制度,对于内地法院调解和人民调解具有较强的借鉴作用。     

“大调解”衔接机制的理论建构与实证探究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之建构是中国未来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当前,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衔接在探索中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也为进一步深入探索＂大调解＂提供了具体的实证参考。     

商事仲裁保密性探析

保密性是仲裁的显著优势,但是,由于当前立法规定的缺失及司法实践的冲突,仲裁保密性的法律地位并不明确。仲裁保密性与仲裁的不公开性不同,当事人不应认为仲裁庭审的不公开即意味着相关仲裁信息的保密。另外,保密性作为一项默示义务并非绝对,而是存在例外的。为确实实现仲裁的保密性,可以通过在仲裁立法、仲裁规则和仲裁协议中规定或约定保密义务来实现。     

The Need for Confidentiality in Evaluative Processes: Arbitration and Med/Arb in Family Law Cases

Arbitration, mediation/arbitration and arbitration/mediation allow parties to resolve their disputes usually more expeditiously, privately and with less cost than going to court. While confidentiality is seen as essential to the mediation process and often included in statutes, confidentiality seems less essential to a more adversarial process. Confidentiality provisions rest at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privacy and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protection of vulnerable parties in family law dispute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importance of confidentiality clauses in drafting arbitration and med/arb or arb/med agreements.     

人民调解制度的创新与发展

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人民调解无论在立法上,还是在实务中,都出现了比较大的创新,人民调解组织不再局限于村委会和居委会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员不再局限于村民委员会成员、居民委员会成员及群众选举产生的公民;人民调解协议具有合同效力;人民调解与诉讼（司法）实现了有效衔接与对接。在调解全球化的趋势下,要保持我国人民调解的活力,并发挥更大的作用,有必要进一步明确人民调解在我国纠纷解决体系中的地位,更好地处理好人民调解与诉讼的关系,深刻把握人民调解的正当性基础,严格规范人民调解员的行为。     

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博弈分析--再论调审分离

法院调解中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讨价还价过程可以被模型化为一个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运用博弈理论分别考察在调审分离与调审合一两种情况下双方当事人的和解情况,可以得出调审分离更有利于提高调解的成功率的结论.此外,要提高和解的成功率,不但相关事实的查明是必要的,而且法院也不应该按同一个标准收费.     

从美国法院附设ADR调解制度探索中国法院调解的改革之路

当今社会,社会矛盾呈现出复杂化、多样化的特点,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作为一种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应用的新型纠纷解决机制,不仅有效地缓解了司法机关的诉讼压力,也促进了各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合理构建及有效运行。而调解作为现代ADR的主要形式,它的广泛应用,尤其是美国法院附设ADR调解的成功应用经验,对我国调解制度特别是法院调解的改革具有深远的借鉴意义。     

“当判则判”与“调判结合”——基于实务和操作层面的分析

调解优先的司法政策并不意味着调解万能,其意义在于进一步促进调解在民事诉讼中的作用,并适应社会需求,在刑事、行政领域引进协商性因素。在民事诉讼中,调解优先符合私法自治原则,当事人处分权优先于公共利益考量,除法律明确禁止或限制的情形外,调解与协商和解是当事人的权利,也是法官的义务和责任,一般不能因公共利益而否定或限制调解。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制度制约、当事人处分权与法院职权的结合、相应的救济机制等,可以保证调解的正当性和效益。同时,诉讼调解必然以判决作为后盾,调判结合并非选择性安排,而是司法诉讼制度的必然。从实务角度出发,准确把握调判结合的原则和尺度、规避调解风险至关重要。从长远的发展而言,调判结合仍可进一步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多元功能和价值。     

民事诉讼调解结案率实证研究

实证研究发现,近年来无论一审、二审还是再审调解结案率都呈现曲折增长而非持续增长态势。无论一审、二审还是再审抑或婚姻家庭类案件、合同类案件还是权属侵权类案件,调解结案率一般都未超过60%。而且总体上看,一审调解结案率高于二审和再审,再审调解结案率高于二审,婚姻家庭类案件调解结案率高于合同类案件,合同类案件高于权属侵权类案件。当下中国法院调解结案率呈现如此面相,既是调解政策驱动、各法院领导重视程度不同所致,也有个案差异、案件性质不同等原因。这种"运动性"调解的负面效应在司法实践中越发凸显,未来中国应在深刻反思基础上理性对待和设计法院调解制度。     

EMPOWERING PARENTS IN CHILD PROTECTION MEDIATION: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ne of the greatest challenges that parents face in child protection mediation (CPM) is to voice their concerns and negotiate on a relatively equal basis with the other mediation participants. This article considers how imbalances of power, limited confidentiality protection, and the personal problems that bring parents into the child protection process can limit a parent's ability to exercise self-determination in mediation and offers guidance for mediators seeking to conduct CPM in a manner that effectively empowers parents to meaningfully and collaboratively participate in medi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