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地票制度的价值及其对城乡一体化改革的启示

重庆地票制度在农村土地权利流转制度改革探索中极具特色。地票制度可为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供四方面启示: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强化农民财产权利,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打破城乡分割,增强农地流通性;利于农民离土离乡,进城定居。     

户籍制度改革的重庆模式探索

通过对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方案的剖析,本文认为,户籍制度改革的重庆模式是勇敢探索,是破冰之举,对于解决区域内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进程的问题,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进城,尤其是转换已在事实上进城的农民工的身份,保护进城农民的基本权益,提高现实的城市生产效率,稳定城乡社会秩序等,取得了重大突破.但辨证地看,重庆户改基于现有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框架,利用和固化市民相对于农民的福利优势,吸引农民退地进城落户,虽然能够有效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但却未能全面释放城乡生产要素的生产力,不利于进城农民持久分享农村土地权益,强化了政府行政力量的推力,与实现公民自由迁徙和城乡社会经济一体化的户籍制度改革基本方向差距较大,应当及时进行调整和改进.     

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不断增加农民收入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对于农民收入增加意义重大。但现存的农村土地制度严重制约了土地作为资本功能的有效发挥,极大地阻碍了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阻塞了农民通过有效利用土地来增加收入的渠道。因此,应通过土地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保障农民收入的不断增加。     

立足土地收益流转性贷款试点 破解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瓶颈——以乐山市井研县为例

土地流转收益保证贷款是一项顺应农村发展需要的新生事物,但要以此作为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破冰之举,现行配套政策还有许多需要改革和完善的地方。对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应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宣传动员;抓好农村产权的确权颁证,赋予农民完整的产权;激活"五权",唤醒农村沉睡的财富;完善农村土地流转收益保证贷款政策,让农民拥有更多金融工具;加快完善农村产权交易平台。     

影响农民增收的制度因素浅析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已成为当前农村发展的突出矛盾。农民能否增收与国家支持农业的政策和有关制度有着深层次的联系,政策和制度强烈地影响着农民的经济命运和社会地位。农民增收应改革户籍制度对农民社会地位的隐性限制;农民增收要消除乡村组织制度对农民利益的损益剥夺;农民增收应对的县乡组织制度创新要树立小政府大服务的理念。     

撤村并居政策执行效果分析

以增减挂钩为核心的撤村并居工作,是为遏制近年来城乡建设用地"双增加"的趋势,保护珍贵的土地资源而实施的一项土地整理政策试点工作。政策试点实施十年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受到各方质疑。文章以山东、天津、河北等地撤村并居项目执行情况调研为基础,通过对政策执行中的正负效应及其发生原因分析,提出在以"压增量倒逼存量挖潜"的用地指导方针下,应通过完善项目退出机制保护农民合法权益,通过新社区的建设提升项目吸引力,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和宅基地退出机制改革彻底解决宅基地高效利用问题,实现土地集约利用与农民福祉增加的双赢目标。     

乡村振兴进程中的有效治理机制研究——对C市H村利益博弈案例的分析

治理有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前提,而对于乡村利益博弈的研究则是关系到乡村治理的底线问题。通过对公共利益项目和商业开发项目等不同类型征地拆迁补偿利益博弈案例的分析,发现农民和政府并非一对截然对立的关系,农民也不是天然的权益受损者。博弈是农民争取更多利益补偿的工具性手段,而非目的性对抗。农民的合法利益诉求与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施政伦理相契合,进而保障了农民的争利行为得到了基层政府的有意保护,为农民和政府的利益整合创造了条件。     

推行“财产性收入”大众化 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坚持扩大内需的战略,核心问题是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这就要求推进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推进＂财产性收入＂大众化。就是拥有财产性收入不再只是少数有钱人能享用的专利,而是广大劳动者都可以参与分享。主要方式有：推行＂职工持股计划＂,让广大小额股份持有者有股权的红利收益和股份升值收益;鼓励企业发行小额股票;让社保基金积极稳妥地进入资本市场,让全国城乡居民都能共享社保基金提供的＂财产性收入＂。同时,应积极探索用＂土地使用权入股＂获取＂财产性收入＂的补偿办法,在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让农民、农民工、拆迁户也能享有一份＂财产性收入＂。     

我国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困难与出路

我国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困难的主要表现为,以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来增加农民收入没有可持续性,靠农业补贴等政府转移性收入使农民增收的空间有限,农民外出就业收入减少,财产性收入受限制导致农民收入不多。主要原因在于农民素质不高,农民人均占有耕地少,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难,对农业、农村的投入仍显不足。因此,应重点对农民进行职业培训,建立农民增收应急机制和长效机制,提供政策扶持,使政府成为农民的发展伙伴,进一步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发展和完善农民组织,实现自我保护,促使农民收入持续增长。     

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并实施法治保护的对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提高农民的收入;四中全会从依法治国的高度,运用法治手段保障农民财产性收入权利。这对于全面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助推农村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意义重大。     

征地拆迁过程中的政府—农民博弈机制分析

征迁矛盾的性质是利益博弈而非观念对抗。地方政府一方,有将土地资本化的冲动,村民一方,也有将土地货币化的意图,双方共享一套"发展"的话语。征迁矛盾难以化解的主要症结在于,地方政府与村民之间的博弈越来越往"无序化"逆向发展。如果只有村民和地方政府两个博弈主体,村民在双方"策略行为"的互动中将完全处于下风。中央政府和媒体作为第三方,预期角色为平衡者,平衡的结果应是抑制地方政府各种不合理的"策略行为",将双方纳入共同的规则之治中。但由于中央政府和媒体倾向于从绝对化的角度定义"出事",第三方的加入反而强化了民众的"策略行为"。地方政府和村民相继升级"策略行为",到最后难免有村民使用"边缘政策",从而引发双输的悲剧。     

行政审判视野下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分家行为研究——兼论法院参与地方政府核心公共政策制度变迁

分家行为作为世代相传的民间习惯在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成为被征地农民,尤其是"外嫁女"^(1)博弈抬价的诉讼策略。撇开对征地冲突的刻板影响,全景式观察行政诉讼中各方利益诉求及行为逻辑,可以发现:被征地农民的诉求是凭借非正常分家行为增加征地补偿,地方政府的目的是利用行政规范性文件推进土地征收,法院的定位则是通过行政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机制实现制度变迁。通过探究我国二元土地法律制度,可知"外嫁女"分家分户结果难获认定存在深层制度根源,分家行为实质是户内成员对宅基地使用权的二次分配。我国现行法律限制宅基地使用权流转但也未完全禁止,宅基地使用权在户内成员间流转理应得到认可。法院通过标杆性案件的审判可以实现地方政府"一户一基"认定标准的突破,推进地方公共政策制度变迁。     

和谐社会建设中农村公共经济治理的博弈分析

本文对我国农村公共经济发展非政治均衡问题进行了博弈分析,提出我国农村公共经济的有效治理不仅有赖于政府间横向和纵向关系以及政府与其他部门关系的调适,更需要有以充分表达农民利益为核心的坚实的博弈平台和完善的博弈机制。     

房地产市场博弈中银行行为对宏观调控的影响及对策

近年来,房价持续上涨,房地产市场参与主体的利益博弈格局和博弈程度日趋激烈,市场发展趋势扑朔迷离,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机构既是国家通过货币政策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执行者和政策传导者,作为市场中的经济利益主体,又是参与市场利益分配的经济人,银行在与政府、开发商和购房者的博弈中,其经济行为关系着自己作为独立经济利益市场主体的可持续发展也影响着宏观政策的调控实施效果预期。本文运用博弈论和理性预期理论对银行与房地产市场参与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和银行业务模式行为对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财产性利益侵权救济于责任构成要件中的利益衡量

现代社会财产性利益无处不在,但侵权责任法并不可能为所有的财产性利益提供保护,因为责任的成立关系受害人财产性利益保护与不确定行为人行动自由维护间的博弈与平衡。为此,我们必须在立法与司法环节进行必要的利益衡量,以划定侵权法对财产性利益的保护边界,而利益衡量又可通过"损害"、"过错"、"因果关系"等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规范与司法适用来达致,从而实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投资驱动、土地依赖与地方治理——基于中国地级市的实证研究(2003—2010)

寻找影响地方治理水平的因素从而提高地方治理绩效向来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从财政社会学理论出发,本文认为地方政府的"土地依赖症"加剧了政府与社会紧张关系,从而恶化了地方治理;而地方政府对土地收入的依赖则是源于官员政绩考核与上世纪经济分权改革的制度设计。运用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相关数据,本文检验了上述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支持本文的理论假设:在晋升激励与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下,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房地产投资则是影响地方政府依赖土地收入的重要因素,而地方政府的"土地依赖症"则恶化了地方治理,金融危机之后的大规模投资则进一步"锁定"上述逻辑链条。此外,上述影响机制在地区之间表现出显著的差异。上述发现对于中国的发展与转型有着重要启示。     

论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公平分配

我国城乡居民财产在经济增长中迅速累积分化。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不仅取决于财产占有的差别,而且与政策取向关联。我国现阶段的政策失灵和缺陷,产生了收入逆向再分配,放大了财产性收入差距。因此,必须完善政策,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从而实现公平分配。     

行政组织变革中的博弈分析

行政组织是一个社会良好运作的前提和保证。当组织形式不再适应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时,它的改革就在所难免,但并非所有改革都能获得成功。大部分改革之所以会流于形式而失败,是因为改革政策的出台即缺乏一个政府与利益相关方的相互对话、协商的博弈过程,而只是政策制定者单方面的意图显示,很容易地就陷入了政策制定与政策实施脱节的恶性循环中。而了解官僚组织中具体的博弈各方分别代表了什么立场是改革一以贯之的关键。     

地方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多元利益主体相互竞争和博弈的情形下,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实际上就是各个利益主体的博弈过程。将地方政府置于核心地位,通过建立上级政府、其他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机构、受益群体、目标群体这五方利益群体的“钻石”模型,全面分析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各主体的利益博弈,有助于深入探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利益取向偏差现象,最大程度地实现合作博弈,维护社会利益均衡,推动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     

农民入住新型农村社区意愿实证分析

对河南省50县市1000户农民的调查和分析表明,相对多数的农民对新型农村社区持肯定态度并愿意入住新型农村社区,家庭住房条件、家庭对政策了解程度及政策利好程度等因素显著影响农民入住新型农村社区意愿。为了促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顺利开展,建议调整政府主导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惯性思路,构建"政府规划与奖补引导、农民主导与市场参与"的新型建设机制,并在具体的政策设计上聚焦农民利益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