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标志与时限

《党史通讯》1987年第10期刊登了唐昌兴同志的《“文化大革命”结束标志与时限之我见》(下称《标志》)一文,读后受益匪浅。《标志》一文不同意传统上以粉碎“四人帮”为“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标志和“文化大革命”历时10年的说法,提出了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标志、“文化大革命”时限为12年的观点。这对于引起史学界、理论界对“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关注,推动研究的深入发展都有相当的意义。但对《标志》     

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研究综述

我国对“文革”史的研究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真正开始的,作为一个专门学科,目前尚处于开创阶段。据统计,十年来在各种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文章大约690多篇,主要研究专著有金春明著的《“文化大革命”论析》和谭宗级等编著《十年后的评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关于“文化大革命”     

不应该用"十年失误"来代替"十年浩劫"

在2002年9月出版的《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张荣生写的、题目很长的文章:《珍惜党领导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前进道路的历史——论更加公正客观地看待党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的失误》。该杂志的编辑在此文的“摘要”中,把作者对“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观点概括成这样一句话:“‘文化大革命’十年是党史、国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十年浩劫’这一寓意抹杀一切的不准确表述,不宜作为这一历史时期的代名词。”我认为.这篇文章所谈的内容,不仅是一个史学研究的重大课题,而且是涉及政治的重要问题,必须认真地讨论清楚。     

“文化大革命”的下限应是何时

“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的热门。学术界一般认为,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也有人主张“文化大革命”的下限应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尹俊忠、李兴革在1990年第7期《党史博采》上撰文认为,上述两种观点不尽合理。“文化大革命”的下限应是党的十一大。     

“大跃进”运动研究综述

一、研究概况 “大跃进”运动研究起步于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布后。20多年来，它一直是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在海外更是把它和“文化大革命”放到一起作为重点研究项目。对“大跃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文化大革命”研究的综述

近年来,党史工作者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精神指导下,对“文化大革命”十年历史进行了广泛而又认真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发表了大约600多篇文章,其中有学术价值的约200多篇,并开始出版了一批有关“文革”的专著,如《“文化大革命”论析》(金春明著)、《十年后的评说——“文化大革命”史论集》(谭宗级等著)和《“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高皋、     

编写“党史专题”的若干体会

1996年,组织上调我到市委党史研究室工作。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撰写当地“文化大革命”史专题。我感到责任重大。“文革”10年,我亲历那个年代,也深受其害。现在要来总结这段历史,还心有余悸。但是,我是一个党史工作者,责无旁贷。写好这段历史,不就是“活生生的教科书”吗?在写作过程中,我感到从事党史工作的同志对“史”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撰写“文革”史,首先,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     

“文革”起因 众说纷纭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特殊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惨重的一页,是中华民族在革命的名义下遭受到的一场空前的大劫难。这历史的一页虽然早已翻过去了,但遗留的创伤还没有完全愈合,其所造成的影响随处可见。对“文化大革命”史的研究,不但是中国当代史研究的重要课题,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不能不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和有识之士的认真思考和普遍关注。     

海外"中国学"的一得之见--关于麦克法夸尔"铁三角"理论的评介

麦克法夸尔教授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现任哈佛大学政府系主任。他是美国最具盛名的中国学家费正清教授的衣钵传人,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与费正清共同主编了《剑桥中国史》第15卷(《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麦克法夸尔治学严谨,注重史料,长于理论分析,尤以“文化大革命”史的研究蜚名世界学坛,在哈佛大学首开“文革”史课程,撰写有《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卷本)等多部中共党史专著,影响很大。     

关于中央文革建立下属机构的回忆

我从1966年6月至1967年8月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参与了中央文革办事机构的组建,并一度担任办事组负责人。本文是我对那段时期有关情况的回忆,希望能为研究“文化大革命”史提供一点原始资料。     

1979年：拨乱反正时期的陈独秀与李大钊研究

陈独秀与李大钊是中共历史中的重要人物．但在长期极左思潮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史编纂学的脉络里却被缺席或被贬低。而一个显见的事实是．离开陈独秀与李大钊，便无法合理地解释五四史及至整个党史。“文化大革命”结束伊始，学界即有限度地对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历史实施拨乱反正。1979年纪念五四60周年的学术活动则为进一步深化陈独秀与李大钊研究提供了重要平台与契机。     

点燃"文化大革命"的三把火

“文化大革命”骇人听闻,不堪回首。然而,“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搞起来的?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林彪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也指出:“这个运动(指“文化大革命”)从头到尾是主席发动的,主席领导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问题解答》 9、“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十年并不是一回事

“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十年,粗看很相似,细想并非一回事。“文化大革命”是我党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并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内乱。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即所谓“继续革命理论”,既不符合马列主义,也不符合我国实际,是完全错了。“文化大革命”     

“古为今用”的荒唐一幕——“批林批孔”运动

1974年初,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是在“文化大革命”客观上已经破产的情况下,再度强制推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的一场政治运动。运动的直接目标,是对1972年以来周恩来纠‘左’工作的否定。江青集团利用毛泽东继续从整体上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力图把运动发展成为反对周恩来、叶剑英等党政军一大批领导干部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使全国再     

日本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与日本的“文化大革命”

编译者按：本文编译自日本法律文化社于1996年4月出版的《世界中的日中关系）一书。作者古厩忠夫系日本新写大学教授。文章概述了日本学者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与评价，同时扼要记述了日本受中国影响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作者认为，日本是受“文化大革命”影响最深的国家之一。。本之所以也开展了“文化大革命。，是因为在。本当时的社会状况下有与中国“文化大革命”产生共鸣的基础。文中标题为编译者所加。一、日本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1966年在中国爆发的“文化大革命”给日本带来了深刻影响。如作者所说，“在近现代的日…     

“文化大革命”中的社会性矛盾

“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讲是一场政治运动，其核心问题是政治性的矛盾——党内斗争，但是一些复杂激烈的冲突也反映了社会性的矛盾。以往党史学界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多集中于党内思想和政治斗争问题，而对于运动中的社会性矛盾很少涉及。本文试就“文化大革命”中的社会性矛盾作一些初步的观察和探讨。鉴于“文化大革命”中社会性矛盾的充分表现集中于前3年，本文主要考察1966年至1969年的历史事实。一、知识分子问题与社会矛盾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文化教育界和知识分子状况的强烈不满。“文化大革命”的重点…     

二十年后对“文化大革命”的再思考──从《“文化大革命”简史》谈起

“文化大革命”过去20多个年头了。在这场运动结束20年时，国内不少人在反思、谈论这段历史。席宣、金春明撰写的《“文化大革命”简史》（以下简称《简史》），可以说是这种反思比较集中的体现。在海外、国内，也有一些关干“文化大革命”的文章发表。从国内外对“文化大革命”各种各样的议论中，可以看出，由当前社会的现实问题出发反思“文化大革命”，是近几年人们观察这段历史的基本特点。由于人们所处的地域、生活经历和文化传统不同，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也调然有别。20多年后，“文化大革命”研究的多元性，从一个角度反映了这段…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小报”文献及其研究价值

"文化大革命"时期,全国各个地区都出现过大量的由群众组织创办的各色小报,简称"文革小报"。"文革小报"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历史的重要文献之一,尤其是在研究地方"文革史"上,"文革小报"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通过"文革小报"的分析与研究,可以触摸到"文革史"中的"地方感觉",既可探究"文革史"中下层历史叙事与上层历史叙事的互动性,也可探究"文革"地方史的分层结构,从而在以地方史的基础上把握"文革"的总体史样态,使人们在认知历史的基础上,达到最终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目的。     

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误区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文化大革命”的动因,是“文化大革命”历史研究的一个热点,也是一个难点。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持续十年之久的原因,曾有过如下论断,即:在1957年至1966年期间,一是毛泽东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二是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三是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四是林彪、江青、康生等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仅就发动“文化     

1996年北京现代史研究回顾

１９９６年北京现代史研究回顾谢荫明１９９６年，北京史学界虽然没有举办大的纪念活动，但在平静在气氛中，更显现出了史学界的日趋成熟。尤其在加强经济和社会状况的研究；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重视北京地方特色；注意历史理论的分析；研究人物思想的发展等多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