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必须“诚信”

所谓“诚信”的“法治”，就是在立法，执法和守法等各个“法治”环节，都要讲“诚信”。     

“入世”没有“观众席”

随着我国加入 ＷＴＯ的日益临近，如何迎接“入世”成了人们的热门话题。特别是企业界正在以积极的姿态，加紧准备，迎接“入世”的挑战。企业要做迎接“入世”的挑战，那么，政府有没有必要做好“入世”的准备呢？ 遗憾的是，目前有为数不少的政府机关干部对“入世”并不关心，多数政府机关干部以为，“入世”是企业的事，与政府没有多大关系。一些政府人员不是积极主动地更新观念，改变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而是把自己当成了“入世”的“观众”。 “入世”真的与政府部门没有关系吗？“入世”对我们国家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除了经济贸易等…     

群众“打分”别“打折”

当前，很多地方都在尝试让群众参与对政府部门和党政干部的考核评议。让群众当考核干部的“评委”，打破了以往干部们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既是“选手”又是给自己打分的“评委”的尴尬局面。但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在一些地方，让群众当“裁判”、当“评委”给“选手”打分，往往设置了很多条条框框，常常是“大众评委”的分数被打折了，占总成绩的比例很低，起不到决定性作用。     

“书场”与“官场”

“书场”为书法表演场所的简称，顾名思义，“官场”也就是官员表演的场所的简称。现在“书场”有句话，叫“流行书风”．也称“时风”。笔者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书场”与“官场”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书风”也就类同了“官风”。     

“人大代表”改称“人民代表”妥否

《人民网——中国人大新闻网》2009年6月4日刊登郑家林先生撰写的题为《“人大代表”改称“人民代表”为好》的文章，主张应将“人大代表”改称为“人民代表”。此文引发了广大读者和人大工作者对这一话题的热烈探讨，“人大代表”改称“人民代表”到底妥否？有人认为，称谓应靠相关法律的规定来判定；有人认为，“人大代表”不宜改称“人民代表”，还是沿用“人大代表”较妥。     

“魔”与“道”同行

在历史的长河中，“魔”与“道”是旅途的伴侣，更是拉力赛的对手。有时，“魔”在前面领跑，给“道”留下处处难关；有时，“道”在前面带路，给“魔”设下重重障碍。一路走来，“魔”吃了不少苦头，也长了不少本领；“道”费尽了苦心，也练就了一身功夫。到头来，“魔”力劝“道”早日退休，“道”催促“魔”尽快下岗。于是，双方互道一声“辛苦”，然而那声音听起来很有些言不由衷。     

“政绩”与“三把火”

新官上任伊始，要取得群众的拥戴，泽及后世，必须要干几件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时下，一股为“政绩”而“政绩”的浊流已冲淡了“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原始意味。有些“新官”奉行“自己栽树自己乘凉”的哲学，追求“吹糠见米”的短期行为；有的为官一任，只管一任，不管长远。“造福一方”成了只管自己的一方小天地，不管他方，甚至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牺牲地方和国家利益；有的为“政绩”而搞“竭泽而渔”、“杀鸡取卵”，斩断经济发展的后劲；有的盲目铺摊子、上项目、大投入，给国家集体造成严重损失；有的“新官”做表面文章，招商会…     

“最差”带来“最优”

“这次当了‘最差’，我服气。那么多群众投票选了我，真得好好反省，好好整改了。”山东省诸城市交通局一位执法人员在被群众评为“最差交通执法人员”后这样说。评选各种“最佳”，已是司空见惯了，但由服务对象投票评选“最差”还很少见。近日，诸城市纠风办、交通局和文明办等单位开了一个“最佳”、“最差”评选总结会，在揭晓了上年度“最佳客运出租车”、“最佳客运班车”、“最佳交通执法人员”名单的同时，也揭晓了这些项目的“最差”。评上了“最佳”，发荣誉牌、发奖金；评上了“最差”，限期整改；对整改达不到要求或连续两年被…     

漫谈“规模化”和“专业化”

“规模化”和“专业化”是近年来我们在探讨律师事业发展时常用的概念，二者有一定的联系，但又属不同的考评标准。“规模化”主要是量的标准，“专业化”完全是质的标准，当然“规模化”的量是指达到一定专业水平的量，不是简单的低水平的数量相加。一个能被业界认可的具有良好社会形象的“规模化”律师事务所，一定是由合理专业分工的多个子系统而构成。可以说“规模化”必须以“专业化”为基础，而“专业化”并不必须依赖“规模化”而存在。“专业化”的形成一般不受事务所规模大小的制约，每一个律师事务所都应追求在发展中逐渐形成自己…     

“三秦”、“三晋”和“三吴”

平时读史书，时常看到“三秦”、“三晋”和“三吴”等的称谓，那么，何谓“三秦”、“三晋”和“三吴”呢？他们的来历又是如何呢？又都是指的哪些地方呢？现根据有关史籍的记载，解释如下：     

“识围”“突围”

领导干部由于自身所处的地位，常常会陷入“包围”之中。许多领导干部因“围”而疲、因“围”而怨，也有一些领导干部身在“围”中不知“围”，甚至乐于被“围”，最终被“围”所误，因“围”而败。从某种意义上说，“识围”、“突围”已经成为领导干部的必修课之一。首先，要善“识围”。概现时之“围”，大致可分为三类：一为“谀围”。“谀”者，视领导圣明而阿谀奉承者也。世人多爱听好话，自有恭维者送上门。某些领导干部正是不识此“围”，坐惯了别人抬的轿子，被捧得晕头转向，失去了自知之明。二是“顺”围。“顺”者，视领导干部好…     

莫让“接访”变“截访”

当前，各种矛盾凸显，群体上访不断，有些部门和单位不是采取诸如“便衣”全程“陪同”回家、将“刁民”关进“学习班”，就是采取“铁腕”打压使其不敢再“找事”等手段，虽然把上访群众给拦截回来了，但他们反映的问题却没有得到解决。这种“接访”变“截访”的做法值得警惕。     

“左”和“右”说法到底出自何处

翻阅历史人物传记时，不时能看到有关“左”和“右”、“左”倾和“右派”的是是非非。不过，对于“左”和“右”是起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抑或引自西方这一问题，还是有点让人搞不明白。“左”和“右”的说法到底出自何处？     

“利益驱动”

蒋介石很爱开办军校和训练班，又经常亲自讲课，他的一句名言是“打仗就是打将”。毛泽东同样也注重开办学校讲课，但他强调“军队的基础在于士兵”、“兵民是胜利之本”。一个是注重“将”。一个是注重“兵”。结果“兵”赢了“将”。蒋介石一直非常注意笼络军官。可是，他没有那么多钱收买兵，抗战前募兵时便常常欠饷，到抗战期间和随后的内战中主要用绳子捆绑的方式“抓壮丁”。     

对“红头文件”勤念“紧箍咒”

众所周知，“红头文件”是行政机关实施法律法规、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一种重要载体和方式，传达着党和政府的声音，彰显法制政府所具有的公开、公平与公正特性。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老百姓对“红头文件”可说是情有独钟，将之视为政府送给民众的“定心丸”和“方向盘”，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保护神”。比如，中央下发的“一号文件”连续6年锁定“三农”问题，就给老百姓带来了诸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姓”“氏”不是一码事

“姓”的本义是“生”，本来是代表有共同血缘、血统、血族关系的族号，“氏”可以说是“姓”的分支，“氏”冠在男人的名前，表露着一个男人的封地、爵位、官职以及追谥，代表了男人的荣耀、功业和尊严。譬如武王的四弟叔旦。由于其采邑为周，被称为周公。其实。周公为姬姓，周只是他的氏。     

让干部知道“风险”、不敢“冒险”、力求“保险”

“治已病”不如“治未病”。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预防和制度建设，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是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重要原则和根本举措。落实这一原则和举措，就要高度重视廉政风险排查和防控工作。真正让党员干部知道“风险”、不敢“冒险”、力求“保险”，防止权力失控、行为失范、干部失足，确保权力行使安全和干部成长安全。     

“帽子公司”兼营“合影公司”

前不久，我写过一篇文章，讲当下的一些学会、协会、社团，热哀于编织各种各样的荣誉帽子出售，变成了“帽子公司”。只要你愿意出钱，什么“英才”“名人”“脊梁”等等的“帽子”，可以任你挑选。尽管一些“帽子”与“头寸”明显不合，比如将“百强县”的“帽子”戴在贫困县的头上，但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买方愿买，卖方是照卖不误的。出售假的荣誉“帽子”，玷污了真正的荣誉，是精神领域的一种严重的假冒伪劣，应严加查处。     

“二重性”与“三不变”

在公证制度高度发达的大陆法系国家，公证人的身份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国家公务员；另一方面又是自由职业者。这种“公”“私”兼具的“二重性”，肇端于拿破仓1803年颁布的“风月法令”。1845年法国政府颁布《公证机关条例》进一步规定，“公证人是从事辅助性司法活动的公务员，不领国家薪金．实行个人或合伙开业”。之后，     

“刑事处分”应改成“刑事处罚”

“刑事处分”应改成“刑事处罚”余嘉泽在刑法条文中，有“刑事处分”和“免予刑事处分”之类的用语，笔者认为这个准确，应将其修改成“刑事处罚”和“免予刑事处罚”从字面上来分析，处分和处罚者是对人的处理，只不过是处理的方式方法和轻重程度不同而已，处罚比处分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