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现代法治国家与转变哲学思维模式

建构依法治国为核心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摆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历史性任务,要完成这一任务无疑需要创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等。但一个民族如果缺乏基本的法治信仰和法治思维模式,就很难完成上述任务,这就需要对当代中国法治建设需要完成的诸多转变予以深入思考,笔者试图站在哲学伦理学的视角,就当代中国法治建设背后所蕴藏的哲学     

民生政治:国家治理体系建构的合法性向度与发展理路

民生政治是考量国家治理体系合法性的重要价值面向,在民生政治建设过程中,政府扮演着"主导者"和"协调者"的双重角色,政府围绕公共服务这一条主线,逐渐实现民生政治建设的整体性治理。民生政治是行政善治与国家治理合法性的价值诉求,善治回应是以民生政治为基础的国家治理程式。落实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现代政党的理性执政是国家治理体系合法性自身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民生政治发展理路,主要呈现为民主与民生的互动对公民理性的吸纳与塑造,在政治话语与法治论域中民生权利的调适与转换,民生建设与民权保障的价值寻绎与审视,民生改善与政治认同的治理导向和运行逻辑。     

哲学:还要不要"终极"?

古希腊哲学中的"本原"作为万物之"所出"和万物之"所归",表明哲学寻求"终极"的目的在于规约人类文明的走向.哲学的这一索求并非虚妄,事实上,至少在文明取向的意义上,终极不仅存在着,而且不可或缺.人类文明既是"人为"又是"为人"."为人"之于"人为"是无条件的,它由此构成人类文明的终极取向.终极既是经验的,又是超验的,哲学面向这样的终极,才使它有了不同于科学的独特的意义和价值.传统哲学以科学理性言说终极,而终极即使在超验的意义上也并非科学的抽象,因此科学理性无法达于终极.终极独特的存在方式,生成了哲学独特的理性方式.     

死:生存哲学有待展开的话题--兼评海德格尔生存论意义上的"死"及其哲学价值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性探索中,生存哲学无疑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而对于以个体人为出发点的生存哲学而言,死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话题。哲学研究死既不同于生物学,也不同于社会学,更不同于宗教。它是把死作为生的一个视角,在经验与超验两个层面上界说死,从而让死对生"有所作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格外关注死亡问题,并使其成为他的生存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将"死"作为"生"的"悬欠"而"先行到死",从而"向死生存",这是海德格尔生存论意义上的"死"昭示出的哲学意蕴。这种哲学意蕴之于中国当代生存哲学的完善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俄罗斯新自由主义思潮及其影响北大核心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陷入到意识形态真空与文化认同缺失的双重困境中,同时各种文化思潮跌宕起伏,共同在后苏联时代的"文化空间"中角力,俄罗斯新自由主义思潮正是诞生于这一文化背景中。以往研究者过于从经济层面与政治层面评析俄罗斯新自由主义,而对其文化层面的内涵发掘甚少。以文化哲学及历史哲学的理论视角为基点将俄罗斯新自由主义纳入到后苏联时代整个文化思潮交错变幻的背景下进行考察,着力厘清新自由主义的文化内涵以及对俄罗斯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影响,对今天的俄罗斯研究来说具有很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也为我国与俄罗斯进行更深层次的文化交流提供理论支点。     

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依法治国作为主题,把法治中国建设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第一,这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时间纵向上的合理展开。从1997年中共提出依法治国方略后,我国法律条文越来越完善,中共十五大,依法治国方略首次被提升到执政党和国家政治的层面,并在历次党代会上一再重申,中共十八大阐述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要思想,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又提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目标任务。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法律是治国之     

科学与人文:马克思哲学的双重维度及其统一

马克思哲学具有在实践基础上的科学性和价值性，这是理论界所公认的。但是，着眼于围绕马克思哲学的学科性质和理论形态所展开的论争，我们分明可以看出，有些同志坚持认为马克思哲学是关于世界一般规律的科学，它与其他经验科学的区别，不在于它的“形上”性或超验性，而在于它的抽象程度更高。另一些同志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马克思哲学是关于人的解放和自由的学说，它寄托着人的理想并为人生赋义，所以当属人文；何况“文史哲”从来属于人文而不属于科学。这两种认识各有片面的真理，但都走向一个极端。马克思哲学包含着人文和科学双重视角、双重思维向度，而又正是这双重视角和双重维度的互动与融合的结果，所以马克思哲学才既是世界观，又是人学；既能正确地认识人类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又能革命地改造人类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深入地揭示马克思哲学的学科性质，不仅有利于我们在新的形势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可以为我们解决哲学中“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对立找到钥匙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困境及其现代转换——兼论现代政治哲学的构成

中国传统儒家政治哲学是奠基在"内圣外王"这一思想观念之上的,其核心思想是德治以及由内圣开出外王。近现代以来,在西方思想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发生了断裂。本文通过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在近现代转型的考察提出,政治哲学其实由两组基本原理构成:范导性原理与构成性原理。"内圣外王"之学内在地蕴含着这两组基本原理,但是,它的方法论前提必须加以置换,即从"内圣外王"转向"外圣内王"。     

廉洁政治:内涵、结构与运行逻辑

十八大报告在党的重要文献中第一次提出"廉洁政治"这个概念,要求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从政治发展角度来看,廉洁政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必然要求。廉洁政治内涵具有三个理论维度:政治设计、价值取向和实践状态。政治设计为廉洁政治建设提供合法性,价值取向为廉洁政治建设提供发展方向,实践状态让政治设计和价值取向实现统一,从而为廉洁政治建设开辟道路。廉洁政治的内在结构包括廉洁政治观念、廉洁政治关系和廉洁政治行为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具有一定的逻辑关系,从廉洁政治观念到廉洁政治关系再到廉洁政治行为,一个比一个更接近于政治生活现实。建设廉洁政治应遵循并实现法治逻辑、制度逻辑和治理逻辑的统一:法治逻辑要求依法治腐,把所有廉政建设事务纳入法制框架;制度逻辑要求制度反腐,推进宏观层面的行政体制改革、中观层面的廉政制度建设以及微观层面的分权机制探索;治理层面要求实现廉政组织重构、廉政资源配置、廉政信息公开、廉政主体合作等。     

政治学的双重分野——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的概念辨析

政治科学和政治哲学是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双重分野,是同一对象不同的研究视角.政治科学和政治哲学的使用都是有条件的,因此把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进行错位思考是危险的.处于"多重转型"期的中国政治学研究需要处理好政治学、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等问题,从而科学地确立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体系.     

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保障。"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重大任务,这表明我们党已经找到了让民主在中国更加有效运转的新路。这条民主新路就是从作风民主走向制度民主,从实质民主走向程序民主,从不受宪法和法律约束的所谓"大民主"走向法治民主,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化。制度民主、程序民主和法治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的最终目标。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需要从我国民主政治现实出发,循序渐进,区分长期目标和中近期目标。长期目标是建设高度民主的国家政体和健全成熟的法治民主,中近期目标是积极推进国家治理层面的民主和法治。具体路径是将政策过程中的民主作风上升为民主决策的制度和程序,积极发挥已有的民主机构在立法和行政决策中的作用,大力发展党内民主和党内法治,健全完善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强化法治对民主的保障和约束作用。     

自由与善——康德与孟子人性思想及其实现路径的比较

康德以人为出发点,以人的主观选择与道德法则之关联来展开人性的探讨,但这一关联仅揭示了人性的形式层面,要想求得人性之整体还需要把质料层面纳入进来,这就从人学走向了神学。这是外在超出的思路。孟子也以人为出发点,但人内在地包含天道,人只需"反身而诚",求其本心即可,因为反观本心即可达至吾心即是宇宙、万物与我一体的境地。与康德不同,这一逻辑的展开是内在超越的思路。探讨康德与孟子的人性思想,以此揭示两种不同的哲学实现路径,有助于在比较哲学的视野下对中西哲学进行合理的定位。     

试论邓小平政治智慧的“对话特质”

邓小平在重构社会主义理论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开创了一种以"对话沟通"与"和而不同"为旨趣的对话政治样态,其具体表征有:一是与资本主义对话,使意识形态层面的紧张对峙让位于文化交往和政治对话界面的价值求同;二是与现实对话,使社会主义结构论让位于社会主义功能论;三是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对话,确立改革开放旨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性政治目标;四是与中国传统哲学智慧对话,开创中国经济、政治交往与祖国统一大业等层面的多元发展态势.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三题

本文力求从哲学反思的层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问题加以探究。"三题"并非简单地意味着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三个问题的探讨,"三题"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题前""题中""题后"的反思,也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前提性分析、内在含义分析以及效果历史的批判性审视。如此研究,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从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意识形态叙事推进到哲学反思的层级。     

法治中国建设吸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机理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将法治中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建设,是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强国的必然选择。在价值基础层面,法治中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政治基础、发展理念和社会价值方面具有通约性,为二者的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互通基础。在耦合机理层面,围绕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三位一体架构,具体展开法治中国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耦合对接,实现内容体系上的相互涵养与功能互补。在实践路径层面,从主体规范和社会培育两个角度,探讨法治中国建设如何吸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夯实其文化根基与价值基础。     

法治中国建设吸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机理研究

将法治中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建设,是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强国的必然选择。在价值基础层面,法治中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政治基础、发展理念和社会价值方面具有通约性,为二者的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互通基础。在耦合机理层面,围绕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三位一体架构,具体展开法治中国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耦合对接,实现内容体系上的相互涵养与功能互补。在实践路径层面,从主体规范和社会培育两个角度,探讨法治中国建设如何吸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夯实其文化根基与价值基础。     

作为制度变革的法治建设模式:一种统摄性法治理论的建构

统摄性理论的提出既是中国法学理论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实现国家政治发展的理论支撑;中国法治实践学派与法民关系理论由于它们固有的重大理论缺陷,难以充当引领法学发展和指导中国法治建设的统摄性理论;党在新时期"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以及当今中国法治建设集改革期法治与转型法治于一身的特点,要求我们从制度变革的角度来思考中国法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模式,并把作为制度变革的法治理论视为促进中国法学发展和指引中国法治建设的一种统摄性理论;制度变革视野下的法治建设,要高度重视法治资源的挖掘与法治资本的积累,重视法治动力的激活与动力机制的建设。     

略论笛卡尔哲学的双重理性——读《谈谈方法》

认识判断理性与实践准则理性是笛卡尔哲学理性的重要体现,"我"与"清楚明白"等一些基本原则都与这双重理性紧密相关。从这一点看,探究笛卡尔理性中的认识判断理性与实践准则理性及其之间的关系,从而展示笛卡尔哲学的理性的新视角。     

国际正义与全球治理的哲学思考——罗尔斯"万民法"思想评述

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政治格局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多元化和多极化为目标的国家政治经济新秩序面临着重新组合和统一的过程。而原有的以威斯特伐里亚模式和联合国模式为主要治理机制的政治秩序正面临着挑战与调整。从哲学层面上对国际正义与全球治理的思考由此孕育而生。以罗尔斯的"万民法"为代表的左派自由主义思想是这一哲学层面思考的典型代表。     

领导取向的终极底蕴--建国后毛泽东的领导魅力及领导失误探根

对建国后毛泽东的领导取向问题做终极性思考,应该是毛泽东研究中的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在这个视角上破解老人家去世后的相互矛盾的"毛泽东现象"--"伤痕文学"与"毛泽东热",当是深刻而理性的.终极既是经验的又是超验的.毛泽东在超验性的意义上对终极的领悟,和以其领导取向对超验性终极的回应,是他建国后深受中国人民爱戴和被中国人民深深谅解的根本原因;而在经验的意义上,他的个人文化心理结构与现代化中国之客观需求的不适应,则导致他的领导取向与其终极意识的相悖.毛泽东的伟大和他的失误一样,都是根底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