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避型群体性事件的实例分析与对策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邻避型群体性事件是都市冲突的重要形式,在境外发达城市屡见不鲜,相关研究也日臻完善。随着中国境内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北京为代表的一些大型城市也出现了此起彼伏的邻避冲突事件,但与此不相匹配的是境内有关研究才刚刚起步,并且主要是拿来主义,往往导致对策建议水土不服。为此,我们以北京为例,对近年来首都发生的邻避型群体性事件进行了调研,通过比较成功与失败的案例,初步形成了一些本土化的经验。     

基层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能力透析

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呈多发、频发趋势。纵观群体性事件的处置过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发生之后,都由政府牵头处理,政府是治理群体l生事件的主要主体。纵向观之,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皆发生在基层社会,因此,基层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的任务便显得格外繁重。那么,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是否与群体性事件的治理任务和要求相匹配？这关乎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效果。研究基层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能力的现状及提升路径,非常必要。     

邻避焦虑心理驱动下的城市邻避冲突及治理

邻避焦虑是民众围绕邻避设施的选址、建设和运营而产生的社会焦虑。城市邻避设施具有民生性和公益性,但也客观地存有环境风险。随着城市民众环境知识的丰富和环境意识的提升,邻避设施所带有的风险容易被认知、放大,引发他们的邻避焦虑心理。围绕邻避设施,这种心理从最初的不满开始,逐步演化为恐惧,最终催生邻避冲突。邻避冲突给社会秩序和地方政府带来巨大压力,需要认真治理。这种治理要求着眼于城市民众邻避焦虑心理的消除,既要通过充分的民主决策过程取得民众对邻避设施选址、建设的认同,又要通过充分的沟通协调处置设施建设和运营过程中的系列问题,更要注意对相关民众进行必要的、适度的利益补偿。     

政府责任视阈下群体性事件的治理逻辑

群体性事件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社会转型时期政府责任的缺失导致社会公正没有得到很好的维护,社会利益冲突加剧,群体性事件频发,这是群体性事件与政府责任的内在的逻辑关系。因此,政府责任是治理群体性事件的逻辑起点。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重塑政府责任的社会公正价值,强化政府的责任意识,按照治理理念,构建以政府责任内容和责任履行机制为核心的政府责任体系来有效治理群体性事件。     

信任机制与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合作治理

积累社会资本,构筑一种高度信任的社会关系是促进社会治理创新、化解社会矛盾冲突的"经济"基础和精神基石。追究环境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文化根源及其社会心理因素,是一段时期以来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行政伦理、公共政策既缺乏了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又缺失了对信任文化的营造,导致低水平的社会信任关系及社会资本积累不足,促使局部地区环境治理的社会合作机制坍塌,从而引致环境群体性事件。因此,有效推动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多主体合作治理,需要重建社会信任关系,推动信任文化的价值形塑。     

从群体性事件看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基于“乌坎事件”的思考

地方政府是最直接与公民发生接触的政府机构,是政府管理的神经末梢。地方政府的行政表现,深刻地反映了国家政府的形象,也最直接反映了地方群体性事件的处理能力。根据广东"乌坎事件"的梳理,可以看到我国地方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中的问题,对此提出了"维稳"新思维;处理方式柔性化;畅通利益表达机制;培养社会组织;完善政府责任追究制度等对策。     

我国农村环境型群体性事件研究综述

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步伐不断加快,由环境问题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呈急剧上升趋势,学界对环境型群体性事件的内涵、影响因素以及治理对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但存在研究视角仍显单一,研究同质性较强,对发生机理的研究较少等问题。     

公众参与视域下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机制研究

近年来,地方政府对环境群体性事件普遍存在"重应对,轻预防"的倾向,公众参与难以真正实现,环境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在对环境群体性事件根源分析与发展趋势研判的基础上,强调各主体协商参与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预防治理,可以构建"政府+公众+第三方组织"的协商沟通平台,推动政府单向度环境整治转向"多元主体协商治理",力求促成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环境的良好局面。     

基层政府治理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问题与路径探析

农村群体性事件根植于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的时代背景下,是农村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各种矛盾和摩擦的突出体现和过激表现。基层政府作为事件的直接面对者与化解冲突的关键力量,在事件治理过程中反映出公共危机管理机制的缺失,公共权力行使方式的欠妥及公共治理能力建设的薄弱。基于此,基层政府可以尝试综合治理的路径,切实加强自身的机制建构与能力塑造,进而实现"标本兼治"。     

治理农村群体性事件与规范基层政府行为

当前,群体性事件的频发给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带来严重挑战。如何治理群体性事件以便更好地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是摆在基层政府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大多数群体性事件起因于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和权利冲突,农民抗议和上访是为了自身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免受基层政府不规范行为的侵犯。因此,治理群体性事件、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必须规范基层政府行为。     

重塑政府信任:治理群体性事件的关键举措

群体性事件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利益矛盾与冲突的社会自力救济行为,其根源在于社会公众对政府信任式微。因此治理群体性事件的关键在于重塑政府信任。基于对政府信任式微原因的分析,借鉴西方国家经验,要重塑政府信任,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有效治理腐败,规范政府行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提高政府绩效;积极发展公民社会,增加社会资本;强化社会责任,准确定位媒体角色。     

群体性事件政府应急管理探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与社会的多方面发展,同时社会转型使得社会中积累的一些矛盾凸现出来,群体性事件频发。探索群体性事件的相关事宜,提高政府应急管理能力已经十分必要和迫切。笔者先介绍了选题背景、群体性事件的含义、类型、形成要件和特征等方面的知识,然后运用观察法、文献法和因果分析等方法分析了我国近来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较可行的对策。     

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政府责任

群体性事件不仅发生在现实世界中,在网络上同样发生。面对网络群体性事件不断发展的新情况,政府如何加强对网络舆论的及时监测、有效引导,并从这一新的渠道中听取民音、体察民情、关注民生、汲纳民智是政府不可回避的现实课题。     

化解群体性事件的社会治理对策

由于传统观念、现实国情、政策导向等方面原因,现有的社会治理模式未能准确、充分地回应现时代社会要求,导致社会矛盾加剧与社会秩序恶化,催生了群体性事件.而对于已经产生的群体性事件,现有社会治理模式的处置效果也并不理想.通过树立科学合理的社会治理理念,构建公正有序的社会治理模式,能够实现对群体性事件的有效化解.社会治理模式优化,关键在于权力必须将支撑社会治理运行的核心地位让渡给法治,由此构建以法治为主导,权力、社会自治有机协调配合的社会治理模式,最终实现良好的社会治理.     

邻避冲突治理——基于公共价值分析的视角

揭示邻避冲突矛盾激化的内在原因是防治邻避冲突的关键。价值观是行为的先导,运用公共价值分析对邻避案例进行实证考察,可以发现冲突行为背后各方所秉持的公共价值观演化轨迹及其治理逻辑。邻避冲突产生的原因除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之外,更有深层次的价值因素混杂其中,利益相关者的公共价值共识在邻避设施规划过程中出现了偏差,进而引发、激化矛盾。因此,治理邻避冲突问题不能抛开共识价值而单单讨论利益冲突,应当从组织、个人和治理模式各层面出发,重新考虑公共价值共识达成问题以化解矛盾。组织方面要回归政策的共识公共价值取向,个人方面要加强公民道德修养,共同构建基于公共价值实现的网络化治理模式,使邻避冲突治理的每一举措都展现"共识公共价值"的理性。     

“空间生产”视角下邻避现象的包容性治理

地方管理者在应对邻避冲突时通常会陷入一种"对抗式"的认识误区。基于空间生产的视角,这种认识源自邻避设施空间生产中"空间实践""空间表征""表征空间"等三个要素的内在张力和冲突。当前,这种对抗式逻辑面临新型城镇化进程所带来的巨大现实挑战。化解邻避冲突,需要转向一种"差异化"的邻避设施空间生产逻辑,体现为决策者和公众在邻避设施三个生产要素上的差异化建构,进而实现邻避设施空间生产的包容性治理,以空间正义为价值导向,保障邻避设施空间生产过程的多元参与,完善邻避设施的多元化空间补偿方案。     

积极推进政府治理创新 妥善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

网络群体性公共危机事件往往始于现实,发端、蔓延于网络,网络舆情的突发性、复杂性、隐匿性和弱规范性等特征构成了地方政府网络治理的多元挑战。应对这些挑战本质上也是个系统的过程,必须建立从战略认识到制度规范和应急机制的系统应对体系,也必须与时俱进地创新政府治理的载体和方式,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与创新的进程。     

重塑政府信任:治理群体性事件的关键举措

群体性事件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利益的矛盾与冲突的社会自力救济行为,其根源在于社会公众对政府信任式微。因此治理群体性事件的关键在于重塑政府信任。应从有效治理腐败,规范政府行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提高政府绩效;积极发展公民社会,增加社会资本;强化社会责任,准确定位媒体角色入手,重塑政府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