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政府绩效的信任范式和效率范式——对地方政府领导和决策的启示北大核心CSSCI

在学术层面和实践层面,关于如何衡量政府治理和行政工作成功与否,长期以来仍存在争论。信任范式主张通过随时间演进的公共价值和公民需要来衡量政府绩效,而效率范式则以对结果的测量为中心,认为政府行政管理的质量比其形式更重要,将公共管理者当作政策执行的工具和被动代理人,受到民选领导者的政治性和政策性驱使。本文提出,衡量政府绩效的"效率范式"在世界各地的地方政府层面都是不可持续的。首先,本文通过最新的应用性学术研究成果和正在进行的行政改革实践来支持这样一个结论,即地方政府管理者所处的情境必然要求其在价值认定、促生和仲裁环节扮演积极代理人的角色。其次,本文广泛引用多个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成果,对这一观点进行了理论解释,论证地方政府采纳以价值为中心的公共行政路径的理论必要性。最后,本文总结了可用于协助地方政府行政人员开展以价值为中心的公共行政路径的战略,以及激励基于价值的治理、领导和行政方法的战略。     

衡量政府绩效的信任范式和效率范式——对地方政府领导和决策的启示

在学术层面和实践层面,关于如何衡量政府治理和行政工作成功与否,长期以来仍存在争论。信任范式主张通过随时间演进的公共价值和公民需要来衡量政府绩效,而效率范式则以对结果的测量为中心,认为政府行政管理的质量比其形式更重要,将公共管理者当作政策执行的工具和被动代理人,受到民选领导者的政治性和政策性驱使。本文提出,衡量政府绩效的"效率范式"在世界各地的地方政府层面都是不可持续的。首先,本文通过最新的应用性学术研究成果和正在进行的行政改革实践来支持这样一个结论,即地方政府管理者所处的情境必然要求其在价值认定、促生和仲裁环节扮演积极代理人的角色。其次,本文广泛引用多个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成果,对这一观点进行了理论解释,论证地方政府采纳以价值为中心的公共行政路径的理论必要性。最后,本文总结了可用于协助地方政府行政人员开展以价值为中心的公共行政路径的战略,以及激励基于价值的治理、领导和行政方法的战略。     

物业税税制改革的财政公共管理体制困境探析——地方政府“逆向软预算约束”的分析框架

运用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探索了制约我国物业税税制改革的财政公共管理体制中的约束机制,得出结论如下:不规范的财政分权改革的直接后果造成了地方政府预算软约束和"逆向软预算约束",而分税制改革给地方政府收入结构带来的"驱赶效应"以及地方政府事实上具有获取体制外资源的强大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又强化了地方政府的"逆向软预算约束"机制.在上述财政管理体制环境中进行物业税改革自然步履维艰,因为地方政府"逆向软预算约束"机制是制约物业税税制改革的直接原因;不彻底的财政分权体制缺陷是制约物业税税制改革的根本原因;社会约束不力以及相关制度设计缺陷是制约物业税税制改革的外在原因;税制设计严重老化是制约物业税税制发展的内在原因.     

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困境三维分析

如果把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看作因变量,价值、技术与体制就是它的自变量。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困境表现为:在价值取向上面临着官本与人本、管制与服务、经济增长与公平分配等多元价值冲突;在技术上面临构建评估指标体系、绩效评估量化等难题;在体制上面临着官僚制与"政治上位的政治与行政一体化"的窘境。     

服务型地方政府网络问政平台建设

正构建服务型政府是新世纪中国政府行政管理改革的总体目标和战略定位。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快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近年来,伴随互联网在中国的快速普及以及公民民主意识、维权意识和参政议政能力的不断提高,依托网络信息技术平台基础上的网络问政发展迅速,逐渐成为地方政府的执政新风,并日渐成为现实政治行政体制微观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作为"嵌入"于服务型政府总体改革目标范式下的网络问政,服务型政府的基本理念与价值诉求预设了     

“扩权强县”体制改革刍议

"扩权强县"是当下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重要议题。在将这项基于某些地方经验而形成体制改革推向全国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地方政府层级结构体制只是影响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诸种因素之一;政府行政效率之高低与层级结构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关系;缩减地市级政府管理权限与减少腐败之间也不存在必然联系;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落后并不意味着县政府所在县城以及部分集镇同样落后;各地区之间的巨大差异决定了适用于一地的管理体制很可能并不适用于他地。为促进该项体制改革,需要从以下几点着手,即根据各地区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改革措施;最大限度地做到增量改革,缓解改革阻力;条件成熟时进行更大范围的改革;推进市场化改革进程,增强县域社会的自治能力。     

政绩新指标:GNP+SCC

地方政府政绩指标是考核政府工作绩效的依据。以GDP作为地方政府政绩指标,存在诸多弊端,治本的办法应该采用"经济增量(GNP)+社会资产存量(SCC)"的全新指标体系。     

论地方政府绩效评价评分方法的改进路径

地方政府绩效评价的评分方法主要有指数法、指数增量法和兼顾存量与增量法。三种方法各有其科学之处,但也各有不足。指数法和指数增量法只考虑存量或增量,忽视了两者之间的联系,导致评价结果产生偏差。兼顾存量与增量法的准确性高度依赖于同比的其他指标增量值的大小,同时,它所计算得出的分数也只是一个相对分数,不能完全反映地方政府在该指标上所作出的贡献。要提高评分方法的科学性,必须对兼顾存量与增量法进行改良。     

地方行政体制改革:实践、问题与路径

"省管县"改革、大部制改革、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乡镇体制改革是目前我国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形式。各地推行的行政体制改革缺乏统一目标和部署,改革未纳入法治轨道,改革措施缺乏针对性,导致对解决现行行政体制弊端的意义不大。建立公众导向型行政体制是我国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推进地方行政体制改革,需要将改革纳入法治轨道,出台地方行政体制改革法,明确地方行政体制改革推进者、实施程序及改革内容。     

地方政府改革中县级行政体制创新与模式转型

当前县级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理论研究层面欠缺,目标模式选择不确定,现有的行政体制存在制约,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县级行政体制改革创新的目标导向,应是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确立科学合理的价值理念,采取切实可行的改革和创新措施.其基本路径是以改革为突破口,进行权力结构的调整与革新,调整和完善垂直管理体制,进一步理顺和明确"条"与"块"的权责关系,改革和完善现行的财政管理体制,实现事权与财权相统一,科学界定新形势下县级政府的职能,合理核定县级行政单位的机构设置,探索大部制改革之路.     

目标与制约:优化行政区划相关要素析论

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都提出要"优化行政区划设置"。作为一种正式的制度供给,优化行政区划具有提高行政效能、提升治理能力、推动协调发展、维护政治稳定等应然价值目标和基本要求,其在客观上将受到自然地理、民族文化差异、区域文化传统等环境要素,国家结构形式、地方政府体系和政府职能模式等组织要素,政府治理能力、社会自治能力和中心城市的经济辐射能力等能力要素的制约和影响,经济、政治、社会等三大推力将推动行政区划的优化。     

市场化进程中地方政府的角色调适与管理创新——以浙江省为研究对象

中国市场化改革与地方政府管理创新之间存在互促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各级政府形成了"市场增进型"角色和管理模式,其实施的政府机构改革、政府间权力优化配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等管理创新,具有明显的市场驱动特质。浙江政府创新绩效与演进趋势表明,政府退出市场自由配置资源的领域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应将"有效政府"作为判断政府角色及其行为合理性的价值标准,而今后市场机制的完善则有赖于基层政府自主性发挥以及国家整体性制度创新。     

行政生态学视角下的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困境及其破解之道

我国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目前面临机构对接、条块协调、人员分流、权力监督等方面的共性困境。从行政生态学视角分析,大部制改革的困境主要源于当前我国处于过渡社会阶段的特有行政生态环境,具体可归因于纵向权力配置中行政高度政治化的权力异质性、社会保障力度弱导致的改革基础脆弱性,以及法治政府建设滞后造成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形式主义。因此,为使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深入推进,必须改善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面临的行政生态环境,主要是层级政府间应科学划分政治性权力与行政性权力的边界;各级政府应加大社会保障资金投入,夯实改革的物质基础;中央政府应改革地方政府的政绩评价体制,助推法治政府建设。     

审慎对待地方政府改革过程中的“强镇扩权”

自2007年浙江省率先推出"强镇扩权"的改革以来,"扩权"成为地方政府改革中的重要措施,也受到很多学者与实践者的关注。从"强县扩权"到"强镇扩权",未来也许还会有学者提出"强村扩权",所有这些改革虽然还缺乏充分的实践检验,但可以预见的是,"强镇扩权"可能会导致地方政府行政机构膨胀、行政成本巨增,甚至可能重蹈西方国家的"行政国家现象"。我们认为目前的"强镇扩权"只是经济发达地区的一种个别现象,在全国尚不具备推广条件,地方政府在改革过程中要审慎对待,不可盲目效仿。     

行政体制改革与政府权力制约

30年来我国政府改革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目标确定、路径选择、改革方法等方面基本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模式".从政治和行政两个层面,我国逐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政治行政体制.政治上的民主和行政上的转变政府职能是改革的两个基本路径,改革目标是通过民主和法制的手段制约公共权力,建立一个服务型政府.它给推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和进一步深化政治行政体制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论行政伦理观

行政伦理观是一种特殊的价值观,是国家公务员和各级政府、各类行政机关等公共行政主体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关于行政伦理之价值追求的总体观念。行政伦理观以其深刻的內涵体现在公共行政的各个实践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实践价值;此外,行政伦理观还具有重要的行政学价值。     

优化地方行政级次推进地方政府管理体制创新

现今中国“金字塔”型行政级次使得地方政府职能定位不清,政府职能转变滞后;增加行政成本、降低行政效率、极大地影响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成效。而要顺利、有效地推进地方政府管理体制创新,行政区划体制的改革,尤其是行政级次的优化设计势在必行。减少中间层次,扩大管理幅度,构建扁平化地方行政级次是我国地方行政级次改革的根本方向。改革过程中必须坚持与其他改革措施协同配合,共同推进;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避免形式化。     

中国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与创新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一场重大变革,也是政府适应新形势下经济社会发展要求进行的一场自我变革。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协同性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削弱了改革效果的发挥。受制于中国条块分割的制度体系的制约及部门利益化等因素的影响,各地推动协同审批的进展缓慢,作为制度调和产物的"行政审批中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审批部门的跨部门联动,但却没有从根本上突破行政审批制度最为核心的权力利益之网,破解当前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僵局需要从顶层设计、理念、体制、机制等多方面进行创新。     

对深化地方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考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既凸显出深化地方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也为这项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深化地方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意义重大、任务艰巨复杂,需要从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制定科学的实施方案、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健全行政法制体系及改革行政管理方式等方面,积极稳妥地推进,才能取得预期的成效.     

地方政府政绩与公信力的背离及其消解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追求政绩行为失范,导致政绩与公信力产生背离。委托代理关系蕴含的风险性,以及现实政治环境下压力型体制、行政权力有效制约不足等因素是导致背离的重要原因。克服地方政府与公信力背离,必须建立科学合理的政绩考核机制,形成科学的决策机制,完善行政问责制,并以推进公众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的协商治理作为重要举措,以实现政府公信力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