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政治:研究进路与知识协同

城市化于外在看是一种经济现象,究其质里则是政治在城市的空间投射,隐藏着权力与权利的张力逻辑。如何正确看待城市化进程中的异化问题与实现城市治理的社会回归,呼吁城市政治学的理论阐释。遵循权力与权利的博弈逻辑,西方城市政治研究经历了精英论与多元论、增长机器论与城市机制论、公共选择论与新区域主义论等流派,成为解构西方城市政治现象的理论工具。在借鉴国外有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国城市政治研究开始了本土化创新,当前聚焦于城市空间政治、城市权力与权利、城市政治结构、城市抗争运动等多维论域,初步回应了城市化进程的理论诉求,也提出了中国城市政治学的建构愿景。     

转型期政府权力与公共权力的调适——以国家和社会关系为视角

转型期意味着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由社会国家化逐渐向国家与社会竞合阶段过渡,意味着政府权力与公共权力的合理定位。然而在社会转型的实际过程中,政府权力与公共权力的关系定位还不甚明晰,边界模糊。因此,厘清政府权力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对传统的政府权力与公共权力加以调适,乃是转型期社会的重要任务。     

以空间规划助推深圳城市精明增长

＂精明增长＂以资源的优化配置、人文理念的充分体现、环境要素的合理保护及社会利益的公平分配为前提,强调对已开发城市空间的再更新,致力于恢复已建成区环境的活力,二次开发、集约利用让土地重新焕发生机,从而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文章分析深圳前海片区的差别化的土地供应和土地资源资产资本的一体化运作新模式,寻找城市规划与城市＂精明发展＂的契合点并对如何利用空间规划手段促进深圳城市发展的＂精明增长＂提出具体建议。     

我国城市发展中的空间社会抗争及其治理

伴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加速,围绕着空间权利的社会抗争正呈现高发态势。正确认识和应对空间社会抗争行为,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城市空间社会抗争具有自身的特性和发生逻辑,它是对城镇化进程中社会结构变迁与空间重构的一种能动反映,既受到经济全球化和社会转型等宏观环境的影响,也集中反映了增长主义导向的城市发展模式的正义价值缺失,更是公民权利意识觉醒与现有体制、制度承载能力不足相冲突的结果。治理空间社会抗争既不能漠视其存在,更不能简单地高压,必须针对其形成机理和实质综合施治。通过谨守空间正义的价值,限制政府空间权力扩张,强化社会力量培育,完善法律救济制度等促进空间社会抗争有序化治理。     

长株潭城市群建设过程中土地资源集约利用初探

集约利用土地是"两型社会"的必然要求。长株潭城市群土地资源利用中存在着利用结构不合理、占用耕地现象严重、利用效率低等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是缺乏科学的土地规划,城市边界不定、蔓延发展,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等。解决问题的方法主要有限定城市边界、促进城市精明增长,严格执行城市建设用地规划,割断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等。     

我国城市空间增长的隐性浪费探析

伴随着快速城市化进程,我国城市空间形态急剧膨胀,但在城市空间跨越式向外域推进的过程中,城市空间增长的隐性浪费现象严重,导致我国城市增长效率和城市化质量不高。因此,应当引入城市增长管理理念,坚持高密度、集约化和功能混合地利用城市既有空间,并从外延扩张向内涵更新优化转变,适时进行土地整理和空间置换,秉承速度与质量并重的城市发展策略。     

权力重构视角下的城市社区民主治理

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城市化进程的较快发展,城市社区开始出现从集权治理向分权治理转换的态势,这是城市社区民主治理的历史必然趋向。但是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囿于历史传统与现实国情的制约,城市社区存在着权力结构的困境,导致我国城市社区民主治理中出现了失灵现象。为提升城市社区民主治理的水平,需要继续解放思想,以改革创新精神,优化城市社区治理的权力结构,重建城市社区治理的权力秩序,把我国城市社区民主治理推向深入和成熟。     

政府权力和失地农民权利的博弈现状及其重构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政府权力和失地农民权利的零和博弈现状使得失地农民的土地权益受损严重,导致了整个社会的无效率。究其根源在于"土地财政"中的政府权力寻租、制度空间下的政府行为失范以及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农民弱势群体地位。而化解目前的征地困境,必须从保护农民权益出发,创新农地产权制度,重构政府在征地过程中的角色和职责,增强农民的博弈能力,以期实现政府权力和失地农民权利的均衡博弈。     

依法治国的着力点:明晰权力边界

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法治成为主要的治国理政的方式,它的出现适应了市场经济和现代民主制社会。对于我国而言,依法治国的着力点是厘清权力边界,其原因:一是法治的客体是公共权力,二是权力的特殊性决定了权力行使必须有边界,三是权力边界意味着权力必须受到监督和制约,四是权力有边界权利有保障。     

论城市公共服务私有化的边界范围与政府职责

城市公共服务私有化,不仅可以有效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还能为民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与服务,近20年来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青睐.虽然大量的城市准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都可以通过私有化的形式进行提供,但城市公共服务私有化并不完全由其公共物品的经济属性决定,城市公共服务私有化的边界还受制于城市政府权力的边界,城市公共服务私有化的边界与程度,会受到城市政府权力的诸多短边的限制.有效推进城市公共服务私有化需要科学设定私有化的方法程序,并要求城市政府履行应尽职责.     

权力瘦身视角下的新型政商关系构建

转型期的中国政商关系一直受到政府权力边界不清晰产生的影响。公共组织自我赋权的轻易性导致权力过多过滥,进而带来寻租行为高发,是扭曲政商关系的重要原因;公共组织的自身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相绑定"并凌驾于其上,使权力的清理愈加困难。因此,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清理不必要的行政权力,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同时建立更为严格的权力设定程序和权力退出机制,是从"不敢腐"向"不能腐"迈进的重要途径。     

城市化、基础权力与政治稳定

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在过去30年的时间里给人印象深刻,不过,令人费解的问题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都伴随着某种程度的政治动荡,只有中国保持着一定的稳定。我们由国家基础权力的理论入手,从国家的治理能力、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范围以及国家统治的微观基础这样三个维度,来诠释这个现象,在于,中国的城市化不仅没有削弱国家的能力,相反,城市化极大地提高了国家的财力。国家财力的提高有助于国家在城市基层社区里有力地推行政策,有助于运用再分配的手段缩小贫富差距。国家基础权力的作用还来自于权力在城市空间的制度性拓展,将新的社会群体与国家之间建立起特定的政治联系。国家基础权力的建设着重于城市弱势群体利益的维护,无论是在城市新空间的权力扩张,还是在福利上向底层人口倾斜,抑或通过制度建设向城市弱势群体提供的国家救济,都是基于基层政治稳定的需要而做出的理性决定。国家基础权力在上述三个方面产生的总体效应,确保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没有伴生政治动荡。     

包容性增长与适度政府规模的相关性研究

在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的背景下,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驱动下,伴随着人类对自身与社会、自然之间关系认识的进步,包容性增长的理念孕育而生。包容性增长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它的提出既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又适应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国情。在包容性增长理念的指引下,政府规模应该保持适度,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促进社会公平和均衡发展。     

城市减贫的权利再现

城市贫困的发生与城市化进程有关,也与城市权利的实现有关。在全球范围内,城市化多伴随着贫困的治理,收入的差距最终将摧毁城市健康成长的物质与权利结构。中国的城市贫困隐藏在城市化的宏大叙事之中,体现为城市公共生活的个体争取;在城市化已经完成的西方国家,城市贫困则体现为公共生活的机会丧失。从现象上看,城市贫困呈现出空间与职业的分布特征,但是劳动才是城市生活的权利起点,因此劳动权的保障应该成为城市政府的政策起点。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权利差距势必驱动人口流入沿海发达城市,从而形成单向度的权利选择,给一些城市增加了治理难度。因此,中国的城市治理还要立足区域协同发展,确保无差别的城市权利的全过程保障。     

城市社区组织与权力研究的理论模式及批评

组织与权力是城市社区治理中两个最重要的变量。对中西城市社区组织与权力的前人研究进行了描述并做了理论分析,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组织与权力出现的理论解释模式主要有:国家与社会理论;基层政权建设理论";社区制"理论。     

行政权力与行政改革

行政权力是行政管理的生命线。笔者认为，对行政改革理论的研究必须引入行政权力这一概念，才能使行政改革的理论由宏观层面过渡到微观层面，从而为我国的行政改革理论奠定可操作性基础。本文剖析了行政权力、行政权力结构的概念，并运用社会学的结构——功能理论分析了行政权力结构变迁的规律，由此得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政权力结构模型：系统整合型、有限型、法治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行政权力与行政改革的关系，并揭示了其对我国行政改革的意义；最后，笔者认为为防止行政权力结构变迁过程中的刚性阻力与行政机构的自我膨胀，必须在新建立的行政权力结构中注入文化与利益两种平衡与润滑机制。     

国家的城市及其限度——从政治仪轨到人民至上

在城市发展史中,城市参与了现代国家的建构,现代城市从单一的国家权力表征逐步嬗变为资本与社会的空间结果。基于工商业的快速推动,国家对于城市的控制开始松动,城市在世界范围的增长也把大大小小的城镇纳入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城市体系之中。但是不受控制的、基于资本的权力同样支配了城乡之间和城市内部的空间分布,进而损害了城市的核心价值。人民国家意味着人民主权,国家的城市与人民的城市拥有一致的政治目标;城市增长到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转变,高水平的城市治理和高标准的公共生活,正是这一目标的体现。而实现这一目标仍然需要国家以妥善的形式重新进入城市,在权力自我约束的前提下,以人民性统领城市性,以人民性规范城市发展路径。     

基于转型期我国城市化视阈下的政府改革

社会转型期我国城市化具有特殊性,即政府主导型城市化。我国在取得巨大经济建设成就的同时,城市化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依然存在着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譬如城市化水平有待提高、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某些"城市病"、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利益需要得到更充分的保障、"土地城市化"大于"人口城市化"等。我国城市化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对我国政府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政府应该努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政府应该努力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必须坚持对城市化的进程、城市人口的增长、城市区域布局、城市规模扩大等方面实施必要的宏观调控;政府要切实充分保障农民权益。     

建设生态城市 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病”之所以会产生,主要原因在于传统的城市发展观把发展仅仅理解为单纯的经济增长。坚持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城市,就必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在城市化过程中,探寻一种最佳的生态系统和土地利用的空间结构形态,实现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最大化,可持续的城市化。可持续的城市化,是21世纪我国城市化和城市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     

市场转型期经济与行政权力的变移

市场化改革使经济、行政权力发生了变移,使得权力格局既统一又分割.国家在确定制度变迁方面扮演着一个关键性的角色.制度变迁_既引起了政府治理模式的变化,也带来了企业组织管理的变化,从而引起政府职能的转变和企业领导人的身份转型.改革中的权力不褪色决定了权力的变移只是权力的转型,权力始终维系着对各种资源以及社会资本支配与控制,占有资源多的人在社会诸多领域发挥着命令性的影响.由于制度供给滞后,对权力的约束乏力,权力自由发挥的空间较大,权力的边界模糊,权力的私利化倾向较明显,导致了一些权力扭曲运作和社会层面运转无序,加速了社会财富的积累和贫富的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