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政府治理转型及其进路

政府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核心部分,政府治理转型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根本意义。当代中国的政府治理面临着"名义法治"的阻碍、官僚制与民主的冲突、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的冲突、公共权力与社会自治权利的冲突等严峻挑战,应对这些挑战必须进行政府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在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应当全面树立法治思维,切实发挥法治的价值与功用,建立与民主机制相协调的有效的治理体系,切实创新治理方法、提升治理能力,并以宪法、法律手段确认社会自治权利,最终形成以"强政府—大社会"为轴心的多元共治的"善治"格局。     

国家治理与政府治理辨析

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观察分析问题,就会发现国家治理和政府治理在治理的涵义、治理的主体、治理的性质、治理的工具和治理的价值诉求等五个方面有很大的不同。政府治理需要弱化命令导向、强化协商导向和竞争导向、保持与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之间的良性张力关系以适应国家治理的要求;国家治理则必须适时地调整自身的定位,合理处理国家内外部压力,并协调命令导向、协商导向、竞争导向下的国家治理工具,为政府治理提供必要的前提。辨析国家治理和政府治理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有助于解决一个时期以来将二者混同起来所带来的问题,排解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政府治理现代化所面临的理论障碍。     

治理视域下的政府职能定位与转型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府的转型与定位是建设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所在。政府应按照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更新理念、转变职能、深化改革,定位于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整体性出发,政府职能转型与定位要在理顺政府内部治理结构的基础上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加快政府法治化进程。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党的执政能力提升研究

国家治理现代化迫切要求提升党的执政能力。提升党的执政能力是增强国家治理现代化主体的前提,是党引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党的执政能力面临四个方面的挑战:一是经济全球化催执政环境的不确定性的挑战,二是政治民主化浪潮的挑战,三是社会结构深刻转型的挑战,四是党自身状况变化带来的挑战。需要从加强政党自身治理、优化政党执政方式、建立健全体制机制及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四个方面提升党的执政能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整体性治理理论应用研究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已然进入信息化、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也遇到许多新科技背景下的挑战,在新公共管理运动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为应对新公共管理带来的各种问题而提出的整体性治理理论也悄然地进入中国。从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技术手段、我国现状及自身特性等四个维度分析整体性治理理论在我国应用的可行性,并从数据分析、信息服务、数据共享等三个方面将大数据技术与整体性治理理论结合起来探索治理路径,以期更恰当地应用整体性治理理论解决政府治理问题,推进国家治理能力与政府治理水平现代化。     

大数据时代政府智慧治理面临的挑战及对策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而"有效的政府治理"不仅是实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所在,也是对时代发展和政府面临诸多挑战的现实回应,更是主动顺应世界政府改革趋势和潮流的一种选择。而此轮改革正处在一个新的社会背景中,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那就是"大数据"时代。如果说政府治理是实现总目标的基本保障,那么大数据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技术路径,它具有催生管理革命和服务模式创新的效果。在大数据时代政府要实现有效的治理,就必须应对大数据时代给政府治理理念、治理方式、制度体系和基础设施等方面带来的冲击及新的变革需求。     

社会转型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国家治理合理化、现代化的本质内涵是合理的政府权力体系、依法治国体系和民主治理体系。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按照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或核心价值构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理论及实践,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治理理论创新",以"公正"而不是以"自由"为核心重构社会主义改革的话语体系,是新的建设时期社会主义理论构建面临的艰巨任务。     

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指导、基本理解与困境应对

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学说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指导。从治理的本原内涵出发,国家治理指国家主导下的多元主体共同治理,其强调的是"国家"与"治理"的双重意涵。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是既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优势,又要充分发挥治理优势的治理形态。判断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原则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法治、民主、协商、高效是判断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标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存在着共识缺失、既得利益集团危害、精英共谋的困境。以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学说为指导,从基本理解出发,要应对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困境,必须构建成熟的多元主体。     

美丽中国建设的复合治理体系探析

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美丽中国建设需要以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保障,需要各级党委政府层层推进落实美丽中国各项目标。基于我国国情,围绕美丽中国建设已经形成一个“多层级-多领域-多主体”的复合治理体系。本文主要从“‘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落实、基层创新’的多层级互动治理”“‘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多领域协同治理”和“‘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多主体和合治理”三个方面描述美丽中国建设的复合治理特征,同时对标中央关于美丽中国建设的要求,提出进一步完善这一复合治理体系的建议。     

从人类政治演进规律看中国的国家治理

人类社会政治演进有自身的客观规律,这些规律由思想家们进行了深刻揭示。17世纪荷兰思想家斯宾诺莎认为,政治发展正如自然发展一样有自身的规律,这就告诉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既要把握国家治理的一般规律,又要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特殊规律。法国18世纪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提出了民主政治发展的两大规律,即公开选举和由人民制定法律的规律,这就告诉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就要实现国家治理的民主化和法治化。英国18世纪下半叶、19世纪上半叶著名的功利主义哲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边沁提出过一个政治公开性规律,即好政府的根基就是公开性,这就告诉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就要建设公开透明的政府,使政府成为阳光政府。19世纪英国著名学者阿克顿勋爵提出了一个千古不变的定律: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就告诉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就要加强对政府权力的制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使政府权力受到严格的约束。     

顶层设计与泥泞前行: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本文首先对这个重大历史命题提出的历史背景进行了分析。然后,对国家治理的内涵从基本政治制度、价值体系、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等四个方面进行了阐释,提出了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是一个顶层设计与泥泞前行相结合的过程。同时,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所面临的一些重大挑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包括多重转型叠加导致政策问题识别困难,目标模式多元导致改革路径曲折,以及现实与理论脱节导致现代治理难以推行。最后,对公共管理学界的同行如何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提出了期望。     

社会治理视域下党的角色定位研究

中国共产党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领导力量。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给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治理能力方面带来了诸多挑战,这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对自身角色进行适应性的调适与重新定位。在社会治理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角色主要应定位于领导角色、执政角色和服务角色等三个方面。     

推进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探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地方政府治理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中间和基础环节。然而,推进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还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为此,立足推进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动力机制,通过再造地方政府治理体系、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大力发展公民组织和加强地方电子政府建设,以期实现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     

改革发展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建构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改革与发展的必然要求,改革发展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主体和客体、纵向和横向、宏观与微观、静态与动态相统一的政治系统;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改革与发展的过程,由治理主体(谁来治理)多元化、治理客体(治理什么)结构化、治理过程系统化(怎样治理)和治理方式(如何治理)民主化组成。作为系统工程,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建构,必须通过政党、政府、市场、社会、公民"五位一体"的制度改革与发展才能逐步实现。     

复合型治理和政府治理现代化:一个官僚制的分析视角

官僚制的发展和变革与中国政府治理现代化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前,传统中国官僚制不但缺乏民主性和公共性,而且理性化不足,这构成中国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原起点。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工业化为象征性起点,政府治理模式变迁也是如此。现阶段,我国国家治理已经逐渐步入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在行政生态环境越来越复杂的背景下,我国政府治理现代化必须超越单一治理模式的简单认知,探索一种建立在理性治理和民主治理高度发展基础上的复合型治理模式。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法治价值

法治是国家治理的最好形式,它贯穿于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法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有效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和运行、民主政治的发展、先进文化的前进、和谐社会的建设、生态文明的实现都需要法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要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     

人工智能时代政府治理的挑战与回应

随着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人工智能的崛起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公共部门管理领域,人工智能不仅改善了政府治理要素和政府治理结构,而且降低了政府治理成本和提升了政府治理效能,对于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革命性意义,但是人工智能也给政府治理带来一些问题,对已"格式化"的治理技术、行政伦理、科层法治和社会安全构成严峻的挑战,因此我们需要从"科技挑战"和"人文回应"两个断面与四个角度来正确理解和认真对待人工智能时代的政府治理。人工智能时代的政府治理,在治理技术方面,面临工具魅惑和算法魅惑,需要进行理性回应;在行政伦理方面,面临人性冲突和道德冲突,需要进行价值回应;在科层法治方面,面临关系失范和行为失范,需要进行规制回应;在社会安全方面,面临生产异化和生活异化,需要进行责任回应。总之,完美释放"人工智能+政府治理"的效能,需要在科技应用与人文关怀之间寻求平衡并作出有效回应。     

民生政治:国家治理体系建构的合法性向度与发展理路

民生政治是考量国家治理体系合法性的重要价值面向,在民生政治建设过程中,政府扮演着"主导者"和"协调者"的双重角色,政府围绕公共服务这一条主线,逐渐实现民生政治建设的整体性治理。民生政治是行政善治与国家治理合法性的价值诉求,善治回应是以民生政治为基础的国家治理程式。落实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现代政党的理性执政是国家治理体系合法性自身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民生政治发展理路,主要呈现为民主与民生的互动对公民理性的吸纳与塑造,在政治话语与法治论域中民生权利的调适与转换,民生建设与民权保障的价值寻绎与审视,民生改善与政治认同的治理导向和运行逻辑。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政治发展的向度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质上是一个政治制度现代化的问题,属于政治发展的范畴。中国语境下的"治理"具有多层含义:一是"统治"和"管理"的缩写,二是具有国际通行"治理"概念中的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内涵,三是执政党和政府依然在国家治理结构中起核心作用。现阶段中国主要解决的还是政治现代性的问题,其标志是代议民主制和理性官僚制。代议民主是民主的现代阶段,而协商民主是民主的后现代阶段,我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首先要弄清政治发展的渐进性和有序性,进行科学的制度设计。理性官僚制旨在实现政府管理的理性化,包括层级节制、合理分工、依法行政等,达成行政过程的非人格化。中国目前最需要的不是破除现代性,直接按照国际上的治理概念进入到后现代,而是实现政治现代化,首先建设现代国家和现代政府;在建设现代性的同时关注一些后现代的结构,逐步实现由统治的一元结构向治理的多元结构的转变,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社会、公民之间的关系。     

政府治理体系优化的逻辑与路径:基于复杂性管理的分析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而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和核心任务。国家治理的复杂性要求政府治理体系所展现的功能与外在复杂性相适应:一方面,政府治理体系优化要根据"递归结构"实现体系纵向结构的科学定责、合理赋权,使每一层级的政府责任契合于国家治理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要实现横向结构中不同主体的功能协同、资源整合,使政府在处理跨地域、跨领域问题上能够有效地集中其他治理主体的力量,实现公共治理的"整体功能大于部分之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