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府治理范式变革探析——以麦肯锡7—S系统思维模型为框架

变革政府治理范式,使之适应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发展变化,是世界各国政府治理的恒新主题。本文以麦肯锡7—S系统思维模型为框架,从共同理念、战略、结构、体制、风格、人员和技术七个维度,探讨和分析了当代中国政府治理范式变革的进展和取向,为进一步推进政府治理范式的变革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方略。     

区域公共问题与中国地方政府间协合治理

区域公共问题是国内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中凸显出来的新问题。区域性公共问题的凸显迫切需要地方政府以相互联系与合作的新思维取代各自为政的旧观念,打破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而引发的"碎片化治理"现象,建立以区域公共问题和区域性公共产品供给为目标取向的协合治理体系。就目前来看,虽然中国地方政府间合作已经有所进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面临诸多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协合治理提倡通过引入一系列理念、机制和制度安排促使地方政府之间在区域公共问题上出现一种"治理互赖"结构,从而促进各地方政府以更为积极的姿态参与协同与合作的过程。     

公共治理范式在中国法治下的思考

公共治理范式是对传统的管制模式的一种反思与发展,它试图超越传统的国家管理模式,并已然成为一种新型范式。面对"管制疲劳"的出现,公共治理的崛起成为必然。作为回应性、参与性,主张协作与合作的公共治理在公法领域有其具体的体现。由于中西法治环境的差异,英美国家的公共行政改革早已掀起,而在我国,公共治理的空间有其自身特色。中国法治下独特的公民社会、社会自治组织及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国情究竟能给予公共治理多大的空间,其未来在中国的发展方向会走向何处,这是一个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的问题。     

试论公共治理的中国模式——以上海市某街道“党建共建”活动为例

从宏观层面看,中国历史上缺乏公共治理传统,改革30年来公共治理取得了较大进展。从微观分析看,上海市某街道"党建共建"活动显示出公共治理的某些特征,并且取得了显著成果。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决定着其在公共治理中的特殊地位。案例所展示的执政党与公共治理之间的关系,为中国特色公共治理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跨域公共危机:理念、文化碎片化与整体性治理

理念和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深刻地影响着跨域公共危机治理的过程。价值和文化以特定的方式存在,并具有独立性、实践性和阶级性等特征,它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对危机治理产生影响。本研究主要是对跨域公共危机治理中所存在的理念和文化碎片化进行分析和阐述,并运用西方公共管理前沿治理理论——整体性治理对跨域公共危机的治理文化和理念进行整体性建构。     

区域公共管理视域下的公共物品治理模式分析

从某种意义上说,21世纪中国公共管理面对的最大挑战莫过于区域公共管理的挑战.而区域性公共物品治理是区域性公共事务治理的核心问题.通过理论分析,私有化模式、国家化模式、自主组织模式和区域联合治理模式构成了区域性公共物品治理的多元化模式.坦率地讲,多元化的供给模式或者说"多中心"的治理理论应是引导中国未来区域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变革的指导思想.     

习近平公共治理思想探析

治理是一种新的学术范式,意味着对传统管理方式的挑战和创新。公共治理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方略的概括凝结,是指导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武器。其以符合中国国情、为了人民幸福生活、实现公平正义为价值取向,内容涵括政党治理、民主治理、依法治理、以德治理、系统治理、全球治理等方面。习近平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是继我国"四个现代化"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发展战略,折射出中国当代公共管理模式的变革与发展特色。     

把治理引入公共文化服务

把公共文化服务仅仅视作"文化福利"或"文化权利"的要求,有其不足:作为文化福利的公共文化服务,往往缺失民众必要的民主参与,导致公共文化服务与民众公共文化需求相脱节;在当下,"权利"往往被人工具性使用,如果没有一定的公共意识和公共精神的规约,又会成为一种公共性的消解力量,从而与通过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文明健康的公共文化生活的主旨相背离。公共文化服务从实质上而言既是文化治理的一种形式,也是文化治理的一项内容。把治理引入公共文化服务十分必要。     

公共文化空间视角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公共文化空间集生产、供给、分配和消费为一体,具有多重属性和多种功能,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载体。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正处于一个"空间转向"的过程,即由"管治空间"向"服务空间"、"由权威空间"向生活空间和由单向式空间向互动式空间转变的发展趋势。当前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存在着传统形态的功能弱化与现代形态的机制缺失两大困境,处于一种"两边夹生、中间空心"的过渡形态。农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需进行"空间重塑",打造一种"内嵌型"公共文化空间,以调动民间文化力量的主动性、积极性,推进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10S协同模型”构想——中美国家治理案例剖析

弗里德曼曾经说,谁能解释中国现象,谁就能得诺贝尔奖。人们提出了所谓"中国之迷"的命题,即良好的法制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是中国的法制水平很低,而经济增长却很高。西方理论家的解释是,中国的商业活动更多的不是依赖成文的法律和正式制度,而是非正式的规则。中国的潜规则与市场经济可以构成一个适当的均衡。笔者提出"国家治理体系10S协同模型",建构起系统、整体、协同的国家治理体系立体框架。以此研究各国国家治理的本源基因,试图解释美国、中国成功治理的关键与过程,诊断当前存在的问题。"国家治理体系10S协同模型"揭示以下基本规律:国家的治理体系现代化取决于多个要素,多个要素之间相互关联和支持;国家治理能力取决于各个要素之间的协同和匹配;各国有自己的协同和匹配,无法照搬照抄;改革的成功不仅仅依赖一个要素的改变;协同和匹配是动态的,要与时俱进。     

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博弈及其激励

全面深刻地认识几乎存在于中国社会公共治理的所有领域的政府官员职位晋升的锦标赛问题，需要我们深刻研究其作为一种社会公共治理模式之中的博弈及其激励，以从中发现问题的症结。     

走向协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转向与发展理路

国家治理是有效协商与现代民主共同合法性推进的产物,"协商"和"民主"的价值融合是理解国家治理的两个重要侧面,协商治理是一个亟待成长的新公共治理范式。协商议题是衔接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的重要载体,协商治理实现了程序民主向参与式民主的过渡。公共精神贯穿于公共议题治理的全过程,对公共精神进行培养有助于强化协商治理价值理念中的公平和责任意识。因此,建构中国特色协商治理的话语体系,必须挖掘传统文化资源,确保"协商"在国家治理体系这一政治结构中的稳定性,以制度的科学制定与有效执行作为协商民主发展的保障。     

青年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基础、困境与路径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提出,使得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成为可能,这为青年参与公共危机治理提供了机会。现阶段,囿于社会转型、国家权力、历史文化、社会共识中存在的问题,我国青年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能力、制度、渠道、程度均存在不足。为此,要多维度地重视青年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能力培养,"全景式"地加强青年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制度建设,形成共青团与青年社会组织通力配合的联动机制并形成鼓励青年积极参与的社会共识。     

协商治理:当前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方向与路径

社会治理创新是指通过重塑治理机制,规范行政力量的治理,将市场和社会力量变为城市社会治理主体的一种多主体共同主导的公共行为,其内核就是实现社会治理从行政主导到多元共治。作为一种开拓性公共行为,当前中国的社会治理创新存在着主体单一、落地困难和重复创新等问题,也面临制度性、组织性和个体性的障碍。这些问题和障碍的存在会消解社会治理创新的有效性与合法性。未来社会治理创新需要引入协商民主范式,具体路径是构建协商治理,通过协商治理解决创新主体单一和重复创新问题,并把创新有效下沉到社会治理实践中。     

中国民粹主义三个动向

在公众的公共参与和维权过程中,合理诉求与民粹主义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关系,两者之间很难划清界限。这也导致了目前在中国,对于民粹主义的治理存在一定的困难。     

“公共绩效治理:国际学术前沿与全球实践经验高端论坛”暨首届“政府绩效管理博士生论坛”在兰州大学召开

[本刊讯]2012年10月5日-7日,由兰州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中心主办的"公共绩效治理:国际学术前沿与全球实践经验高端论坛"在兰州大学举办。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中国港澳台地区的55位专家和资深政府官员出席论坛。论坛的主题是     

“参与式治理”理念嵌入下的公共文化服务走向

公共文化服务是国家履行公共职责,保障民众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手段,提供有效的公共文化服务是实现政府存在伦理、价值、方式的必要前提。当前,在民众不在场、非文化部门缺位、社会力量乏力等因素的限制下,公共文化服务在现实运作中出现一些形式化、片面化、局部化等问题,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共利益保障属性无法得到充分实现,结果则表现为民众利益的受损。参与式治理是一种治理模式,侧重于强调利益相关主体协同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处理中,生产政策和分配资源。借鉴"参与式治理"思维,当前的公共文化服务应在民意表达与回应、政府内部组织协调机制、公私合作、社会组织参与等方面进行体制完善与模式创新。     

论行政“一把手”公共决策腐败的法律治理——基于系统协同控制理论的视角

公共决策事关民生社稷。行政"一把手"基于职位特点对公共决策影响巨大,这也导致当前公共决策中某些腐败问题频发。行政"一把手"公共决策腐败成因复杂,运用"三元交互决定理论"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其成因有领导干部首长负责制的悖序运行、政府决策制约机制先天漏洞的存在、公共决策中利益冲突有效规制的失位等。"一把手"公共决策腐败的治理需要在复杂的多系统环境下进行,系统协同控制理论为之提供了思维的向度,通过建立公共决策复合协同控制模型并重设决策做出体制、利益表达机制、议事民主技术和决策责任终身追责等方面的法律制度,对行政"一把手"公共决策行为形成法律规制,从而有效遏制行政"一把手"公共决策腐败。     

村两委会的极力博弈：村极政治结构的变迁与重构

一、村民自治背景下村级政治结构的变迁在传统中国社会,乡村治理一直存在国家行政权与社会自治权两个方面力量的交互作用。中国传统乡村的治理结构呈现出高度的网络化特征,即乡村公共权力的合法性镶嵌于"权力文化网络"之中。近代以来,随着国家权力的扩张,中国乡村治理的这种独特的网络化结构遭到破坏,乡村治理不得不依赖自上而下强制性的国家行政权。1949年以后,最初曾在村一级设立了政权组织,即村人民代表     

以人大为平台的协商民主问题初探

正一、现代治理的复杂性呼唤协商民主人类解决公共治理问题,可以遵循不同的逻辑。包括以契约和自由市场为核心内容的"市场逻辑",以及"科层官僚制"的"行政逻辑"。现代公共治理问题日益复杂化,市场逻辑与行政逻辑均面临失灵的困境。治理运行的第三种逻辑"政策网络"开始兴起,它将社会运行看作是各种相互关联的平等主体,在资源依赖、权力分享基础上的互动结果,这种逻辑要求主体间的平等"协商"。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我国公共治理日益面临复杂化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