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后 阅读与选择主义(上)

阅读为"主义的结合"青年毛泽东从湖南一师毕业后,职业理想有两个:教师和记者。1921年1月初,他在新民学会的新年大会上明确表示:"我可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这年秋天,在参加中共一大后,他补填《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生志业调查表》:在"终身欲研究之学术"栏中,郑重填写"教育学";在"终身欲从事之事业"栏中,填写的是"教育事业";在"将来终身维持生活之方法"栏中,填写的依然是"‘教育事业之月薪酬报’及‘文字稿费’"。历史没有让毛泽东去当一名教师或记者。他从湖南一师毕业时,新文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如何指导编写教科书

<正>毛泽东的一生中曾创建和主持过学校,直接从事过教育工作。1921年底,已经是共产党员的毛泽东在填“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时,在“终身欲研究之学术”栏中,郑重地填写了“教育学”三个字;在“终身欲从事之事业”栏中,填写了“教育事业”四个字。这表明他希望通过教育来改变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在作自我批评时说:“我没想到我会当共产党的主席,我本想当一名教书先生,就是当名教书先生也是不容易的呢!”再次表露出他对教师职业的深情向往和当年那段教书岁月的美好回忆。直到晚年,他只接受一个称号:导师。他说:“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     

模范的政治课教师毛泽东

正毛泽东青年时期就想当一名教师,抱有教育救国的理想。1913年,毛泽东考入师范学校时,就选择了教师作为职业的意愿。他曾向斯诺说起:"我也在认真地考虑自己的‘前途’,而且差不多已经决定自己最适合于教书。"1921年,毛泽东填写《少年中国学会终身志业调查表》时,在"终身欲从事之事业"栏填写了"教育事业",在"终身欲研究之学术"栏填写了"教育学"。"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十分反感自己被宣扬为"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说:"四个伟大"讨嫌。     

商品质量问题造成伤害如何赔偿

发展党员是党支部一项十分严肃而重要的工作,然而,有的党支部进行这项工作时却马虎草率。不久前,某单位审查了65份《入党志愿书》,发现有49份没有按要求认真填写,有的甚至没有履行完入党手续。例如,有的“入党介绍人”一栏中只填写了“同意该同志入党”几个字;有的在“党支部大会表决”一栏中,没有填写开会的时间和到会的人数;有的在“上级党组织指派专人同发展对象谈话”一栏中还是空白。至于字迹潦草,勾勾划划,错字、语句不通等就更普遍了。     

青年毛泽东的就业选择

<正>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和军事家,毛泽东青年到中年时期经历了多个职业转变,不断探索自己的职业道路,也形成了独特的就业思想。1921年初,毛泽东在新民学会讨论“会员个人生活方法”时说：“我可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     

一支红烛照人间——记许昌学院退休教授许高厚

现年74岁的许高厚，有着26年的党龄，从教50余年来，无论是时代的变迁、人生的动荡，还是大城市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的诱惑，都不曾动摇他为教育事业奉献终身的决心。尤其是退休后，他仍然以满腔的热情和顽强的毅力，坚持不懈地追求着自己钟爱一生的教育事业。     

陈毅申请加入作协

陈毅申请加入作协文／邓雷仓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９日，陈毅申请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在入会申请表的“现在工作单位及职业”栏内，他填上“国务院工作人员”，体现了他自觉地以“普通一兵”置身于革命队伍之中的风范。在“从事文学工作的简历”一栏中，陈毅这样写道：“１９１...     

怎一个“欲”字了得

社会上有些贪官贪得无厌，蚕食鲸吞国家资财，甚至甘冒“殃必及身”的风险。《老子》云：“罪莫大于欲，祸莫大于不知足。”老子是一个很豁达的人物，他把罪恶之源归纳为“世俗之欲”，把祸患产生归纳为贪而“不知足”。世界大文豪巴尔扎克也认为；“贪心，就好比一个套结，会把人的心越套越紧，结果把理智都封闭了。”这个比喻十分形象逼真。因此，《天下粮仓》中的二品粮道总督苗宗书要掉脑袋的时候也不得不承认：“我一生的前程毁在一个‘贪’字上了，这个‘字’真该千刀万剐。”人，生而有欲。但是，欲望一旦超过了理智、道德，超过了法…     

志与秋霜洁 夕阳无限红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秦振华从张家港市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后，不久就当选为江苏省政协常委。退位两年后，为什么他仍德高望重？他除了做好政协的日常工作外，更多的在想些、做些什么？带着这些问题，不久前我们走访了刚从外地考察回来的秦振华。谈到当前全国上下开展的“三讲”教育工作时，他说：“张家港作为‘三讲’教育先行一步的县（市），非常光荣。我们要深入学习江总书记‘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讲话精神，学习朱基、胡锦涛等中央领导有关‘三讲’教育在各地的讲话内容。”他激动地回忆了今年２月２４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     

“我活捉了范汉杰”──老红军王竞访谈录

1982年，在汉中市民政局整理革命伤残军人档案时，一份《革命残废军人登记表》引起笔者的注意。这是老红军王竞的档案。简历一栏中有这样一段话：“在辽沈战役中，我活捉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荣立一等功。”范汉杰，国民党中将，曾任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辽沈战役时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指挥1个兵团4个军14个师及地方部队约15万兵力。笔者想，在万军之中将范汉杰活捉的这个王竞，肯定是一个高大魁梧的汉子。他一定是在拼掉了三五个卫兵后活捉范汉杰的；或是在枪林弹雨中飞身扑上逃跑的吉普…     

晏子使楚（节选）《晏子春秋》

晏子将使楚。楚王闻之，谓左右曰：“晏婴，齐之习辞者也。今方来，吾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对曰：“为其来也，臣请缚一人，过王而行。王曰，‘何为者也？’对日，‘齐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盗。’”晏子至，楚王赐晏子酒，酒酣，吏二缚一人诣王。王日：“缚者曷为者也？”对曰：“齐人也，坐盗。”     

风雪高原磨砺志 倾心武装干事业

他曾是一位军人，4年军营生活的磨炼和人民军队这所大学校的熏陶，使他回到地方后对武装工作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20年来，“事业重于泰山”这一工作准则，伴随着他经历着风风雨雨，从武装于事到镇武装部长，他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了武装事业上，无论是家庭还是个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挫折，都从未动摇过他于好武装工作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他就是乌兰县茶卡镇武装部部长汪浩勇。     

3、培养“四有”人民:精神文明建设的价值目标

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价值目标，邓小平紧紧抓住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教育科学文化素质这两个基本方面，明确提出“我们的目标是‘四有’”，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早在1985年，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就提出：“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1987年，他在《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一文中又语重心长地说：“我们提出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四有’就是有理想、有…     

读《人间词话》悟干部境界

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多读乐读渐入佳境

在我的书房里，悬挂看一幅书法作品：“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这是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人问词话》中的一段论述，精妙地以三句词道破人生的三个阶段：起初的迷惘，继而的执着和最终的顿悟，读书也是同样的道理。     

“粤剧是南国红豆”——周总理关怀粤剧二三事

周总理生前日理万机，却又不忘发展我国的戏曲事业。１９５５年１１月，他专门给广东粤剧团题赠：“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八个字；１９５６年５月某日，在观看完该团演出的《搜书院》一剧后，他同马师曾、红线女等人进行亲切的交谈，赞赏之余，对全体成员作出勉励。他又在５月１７日的讲话中盛赞昆曲与粤剧这两个剧种，谓“昆曲是江南兰花，粤剧是南国红豆，都应受到重视”。为了弘扬粤剧艺术，使之服务于大众，应做粤剧普及的工作。周总理曾指出：对于文艺，应该是 “普及第一”，轻视普及工作是完全错误的。粤剧普及，主要是使大多数人对…     

一位逝去的爱国精灵——李纯青及其日本问题研究

１９９０年５月２０日，一位报界哲人在北京去世，终年８２岁。友人戴文葆先生撰文道：“我认为先生最后成为一思想家，有胆有识，忧国忧民，肯定是不肯瞑目安息的。他终于舍弃了躯壳，但我相信学术思想史上将来会有他的名姓，他的精灵还在祖国上空徘徊。记得他的文章中常说：‘不管是对是错，这是我的祖国！’我确信他还在海峡两岸的上空徘徊，一定仍旧思潮澎湃，睁眼悲悯我们这些后死者，仍和我们一道思考困扰着、折磨着我们的当代的问题。”这位哲人就是已故的知名日本问题专家、政论家、“台盟”领导人李纯青先生（１９０８—１９９０）…     

邓小平的外孙女羊羊

“我出国前，外公跟我谈了一次话，他说：‘你们将来没有大出息也要有中出息，没有中出息也要有小出息，一定要做点事。’还对我说：‘要记住，做人不要小聪明，要大聪明。’”     

洋雷锋的中国选择

他不远万里,从美国来到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义务支教;他曾多次要求其就职学校降低他的工资,认为月薪几百元就够养家糊口,结婚却舍不得买一张双人床;他的办公室挂着一面五星红旗,他的心愿是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中国的教育事业;当有人说他是“洋雷锋”时,他说:“我只是丁大卫,很普通的教育工作者,仅此而已。”     

酷爱读书的刘伯承

刘伯承出生在四川开县张家坝的一户贫困农民家庭。1897年,刚刚五岁的刘伯承进入本村的私塾读书后老师对他父亲说：“这个孩子学习刻苦,记忆力强,将来肯定是个可用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