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集体行动的逻辑》读书笔记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理论以“理性人”假设为逻辑起点，认为由于存在搭便车现象，集团规模越大，集体行动越困难，并提出“选择性激励”解决困境。这为我们理解和解决现实当中的相关问题提供了借鉴，但其理论自身也存在着局限性。     

论法律的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

逻辑起点是理论体系构建的＂阿基米德点＂,是理论体系赖以合理存在和深入发展的基础和依据。目前,法律的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存在的认识误区以及选择混乱,业已松动了法律的经济分析的根基。有鉴于此,对法律的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的正确定位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意义深远。为此,将主流法律的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正确定位于理性人假设,这不仅能夯实法律的经济分析的根基,而且也因其放松对真实性的要求进而能有力地促进法律的经济分析的＂中兴＂。     

奥尔森法律经济学的理论逻辑

奥尔森在区分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基础上,剖析了集体行动的逻辑,指出了搭便车现象对于集体行动的妨碍,强调了特殊利益集团对于国家兴衰的决定性影响.在奥尔森的理论逻辑中,能否保障个体权利,能否遏制特殊利益集团的巧取豪夺,是国家兴衰的决定性因素.由于奥尔森的理论立足于经济学,同时也兼顾法理学、政治学与社会学,因而为经济学与法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的交叉研究提供了一个范例.奥尔森关于个人权利、集体行动与国家兴衰的理论,对于当代中国的理论创新与改革实践都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论权利思维的逻辑属性

权利的思维是以理性逻辑为指引的思维，它强调理性化的权利是法律的基石，权利的理性化要求法律不但要关注入，而且要因应人的全面自由与发展的理性需求。其思维的基本逻辑属性是，权利的思维是理性的，它是理性思维逻辑的产物；权利的思维是合法的，是以法律为基本标准的思维；权利的思维是实践的，体现了法治实践理性的基本要求；权利的思维是属人的，是体现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的法律思维模式；权利的思维是发展的，是体现人与社会发展的的价值导引。     

法律论证中的逻辑理性

法律论证中的逻辑理性,是指追问以及追求法律的逻辑性或法律在逻辑上的合理性。逻辑理性在法律论证中有重要的作用,它既可以为法律思维提供基本的思维框架和模式,具有建构性功能;也可以为法律论证提供公正的平台。但是,逻辑理性在法律论证中也有一些局限性,这说明在法律论证中,只有逻辑理性是不够的：还需要实践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补充。它们三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的关系体现了合理与合法的关系,其有机统一对构建以法治为基础的和谐社会有积极的意义。     

政府理性的演进逻辑及其现代性思考

政府理性与政府行动的价值取向及政府所选择的行政模式有关。政府理性是伴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和公共行政模式的转变而逐渐具备现代性的。政府理性在寻找现代性的过程中曾一度被市场理性淹没,又在管理主义之风盛行之下将自身的价值理性迷失,最后在与社会及公民形成的互动治理网络中通过公共协商的方式找到了现代性。现代政府的理性是公共理性。     

走出“秋菊”的困惑——关于世俗理性人的“法治如何可能”的思考

无论是苏力意义上的讨个“说法”的秋菊，抑或凌斌所谓的法盲以及“法盲法理学”，无不是在偷换概念，玩弄华美的文字游戏。从艺术和文学的修饰以及学者的“学术想象”中走出来，当下的中国法治建设的背景已然不尽是“乡土中国”和差序格局，“商土中国”的法治必定是现实情境下具有极端算计甚至投机的理性人作为主体的法治。理性人期待良好的社会秩序，安定的生活状态，有着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关注个体权利的实现。     

倾听底层的呐喊——关于农民集体抗争行动研究的思考

研究了三篇分别来自于建嵘,郭于华,应星的有关农民集体抗争行动的文章。对于建嵘用＂压迫性反应＂框架解释当今农民的维权行为提出异议,并从三方面予以阐述;郭于华主要对斯科特的理论进行评述,其底层视角值得称道,但所提出的农民维权方式在当时盛行,却已不适应当今情况;应星提出的＂草根动员＂机制比较符合目前中国的实际,对此较为赞同。     

读《集体行动的逻辑》——兼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实证分析

集体行动的逻辑是一种常见的客观的社会现象.至今学术界众多学者对集体行动困境做出各种阐释,也构建了各种集体行动的理论模型.本文通过囚徒困境、公用地悲剧和集体行动的逻辑三者的比较,深刻理解奥尔森所阐述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再通过对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实证分析,深入理解奥尔森提出;的集团规模、成员结构和制度安排对集体行为的深刻影响.     

法经济学分析方法论的作用和局限

本文指出主流法经济学对法律问题进行分析、评价和预测,其基本内容是以经济合理性或理性选择的方法来评价法律权利的不同分配所带来的一致性和效率,其所涉及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主要是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的基础范畴和有关原理。     

表见代理司法裁判中法官集体行动逻辑实证研究

通过对最高人民法院及全国各高级法院2014—2021年1 362份判例的实证考察,揭示了表见代理司法裁判中的法官集体行动,具体表现为外观法理泛化适用、构成要件实用认定及判断标准续造修补。集体行动背后的逻辑是裁判者基于多重后果考量而进行能动司法,同时个案判决认知在多个司法交互场域中互相影响和递归,进而演化出司法裁判“自创生系统”。表见代理司法裁判的“切片样本”分析还表明,本土未来的民法解释体系可能会走向日趋成熟的法学理论、“自上而下”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及指导性案例以及“自下而上”的法官集体行动司法造法三方“共治共构”的路径。     

谈法律实践中的逻辑理性

法律实践离不开逻辑理性,概念明确、判断恰当、推理有效的逻辑命题贯穿于法律实践始终。法律的逻辑理性包括法律的明确性、法律的一致性和法律的完备性。     

基层政府“选择性治理”行为逻辑的政治经济分析

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对于基层社会的公共服务化有了更高的要求,作为承担主体的基层政府也面临了更多的任务和目标。目前,基层政府在整个乡村社会公共化服务中,暗含有一种选择性治理的行政思维和行为惯性,不是以为基层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为依归。这也就使得对这一与现实基层社会的政治期许相脱节的行为成因性研究成为必要。     

法律推定的博弈分析

推定是在无直接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认定法律事实的一种手段。在一些涉及当事人的提供证据材料义务和有说明责任的推定中，包含丁关于嫌疑人的理性人假设，推定规则也体现了立法者与当事人之间的博弈关系。利用博弈论方法指导相关立法活动对立法宗旨的实现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试析民法与经济法的基本假设差异

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问题，始终是法学界有争议的问题。民法与经济法的不同在于其基本理论假设的差异。民法建议在“生活理性”假设上，经济法则建立于“经济理性人”的假设上；民法建立在经济社会是由各个经济主体组成的混合体的假设之上，经济法则建立于经济社会是由各个主体构成的有机体的假设之上；民法建立在市场万能和政府无能的假设之上，经济法则建立于市场和政府都不完备，但政府不完备性少于市场不完备性的假设之上     

少年刑法的法理拷问

"少年刑法"是新近时期姚建龙博士提出的法律概念,以区别于成人刑法.透视少年刑法的基础理论,而不涉及它的具体制度设计,认为我们常常误解了理性、误读了少年的人性.     

从法律制度建设看逻辑的科学理性和人文理性

任何制度保障,都是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通过制度建设逐步形成、完善的。制度建设必须体现集体思维中逻辑的精神、意义和作用,以促成和谐社会的生成。在此过程中,有几个问题需要思考。一是如何给予道义逻辑的思维必然性以现实保证;二是如何在通过制度建设,促成和谐社会生成的过程中,提高我们的人文精神;三是如何在通过制度建设,促成和谐社会生成的过程中,体会任何制度创新都有和谐社会的伦理基础;任何制度创新都是为和谐社会服务的。从而体现在制度创新中的思维方法论意义。     

"集体行动"与"人的联合"——以集会、游行为核心的分析

集体行动是在一定的法律框架之下,由聚合的人们进行的一种群体行为.集体行动有利于弥补代议制度的不足,畅通民意的表达渠道,并提供产生社会影响的公共论坛.在人权的意义上,集体行动表达了"不平则鸣"的人性诉求,有利于成熟人的心智,并避免个人怯于公开表达的心理障碍,为人们的政治历炼提供了契机."共同目标"与"一致行动"体现了集体行动的内在、外在价值,正是通过这些价值的展现,人的联合在集体行动中得以有序的进行.     

我国当代刑法的人性精髓——读陈兴良的《刑法的人性基础》

陈兴良教授曾说过"刑罚的人性基础对于勇敢者来说,是一扇充满诱惑的门"。刑事古典学派与刑事实证学派也是因为对人性的理解有所不同,才会导致在一系列的刑法问题上都有对立的见解。本文试通过揭示刑事古典学派与刑事实证学派争议的终极点(理性人与经验人)。从理性人与经验人产生的社会背景入手进行分析,梳理我国近代的刑法立法与司法的人性基础,以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区别与融合为例证,探究适合我国当代刑法立法与司法的人性精髓。     

论指导性案例援引的经验主义逻辑

司法经验是凝聚法官智慧、传承司法技艺的重要渠道,也是司法机关确保同案同判、实现个案公正的内在路径之一。我国司法机关援引指导性案例,实质上是将司法经验同司法裁判相对接。而案例援引过程也暗含了类比推理、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等法律推理方法,确保了司法经验、司法智慧与法律规则的科学融合。但目前急需矫正案例指导制度的建构理性同指导性案例援引的经验主义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