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婚”习俗的现代遗留及其民间法处理——黔东南基层司法实践的困惑

黔东南苗族婚姻习惯法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抢婚＂习俗,随着经济条件的发展,黔东南苗族婚姻习惯法中独特的＂抢婚＂规则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一方面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以＂抢婚＂方式建立的家庭离婚率呈逐年升高趋势;另一方面是国家司法机关的思维意识却没有相应转变,这正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冲突：是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所理解的＂国家法＂与苗族村寨群众在改变了原有的婚姻习惯法传统规则后所引起的＂特殊冲突＂,这成为基层司法实践中的新＂困惑＂。     

黔东南苗族侗族水资源利用习惯法规则研究

黔东南苗族侗族人民很早就有自己传统的种植水稻用水管理规则和“灌溉法”,并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逐渐形成了一套饮用水和木材水运等方面的习惯法规则,这些规则在维护人们的健康、生产生活和经济利益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人权保障视野下刑事制定法与刑事习惯法的“互养式互动”模式

刑事习惯法在人权保障中扮演着"维护者"和"破坏者"的双重角色。国家法单纯对刑事习惯法进行改造或者予以宽容都不能解决刑事制定法与刑事习惯法的协调问题。应当建立一种刑事制定法与刑事习惯法的"互养式互动"模式,一方面在刑事制定法的制定过程,应密切关注民间知识和民间智慧,通过制度细节吸收刑事习惯法,另一方面刑事习惯法要根据刑事制定法的基本原则和行为标准自我调适。同时,在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中将刑事习惯法考虑进去,给刑事习惯法留下合适的空间,适当扩大自诉罪名范围,刑事和解中也适当参照刑事习惯法来作为判断依据。通过"互养式互动"模式形成合理的法律机制,最大程度地消除刑事习惯法在人权保障中的消极性,释放刑事习惯法的正能量。     

侵犯专利权行为的非罪化研究

我国学界对于侵犯专利权的行为是否应当纳入刑事制裁存在争议。美国和英国不对侵犯专利权的行为提供刑事制裁，主要的大陆法系国家提供。我国台湾地区最初提供，但之后逐步全面废除。欧盟委员会对是否应当提供刑事制裁经历了从提议到废止的过程。鉴于国际条约并未规定应对侵犯专利权的行为提供刑事制裁、各国或地区存在争议、专利权的复杂性与刑事制裁形成矛盾、侵犯专利权的行为容易被侦查且侵权人通常具备赔付能力、侵犯专利权的行为对社会秩序产生不同影响和专利权人之间存在分化的情况，我国未来不应当对侵犯专利权的行为提供刑事制裁。     

国家刑事制定法对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的渗透与整合——以藏族“赔命价”习惯法为视角

在国家刑事制定法一统天下的局面下,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的地位显得非常尴尬,但其仍然保持着较强活力的事实却不可否认。由于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与国家刑事制定法遵循着不同的法理念、人们对罪刑法定原则之形式侧面的过分强调以及对法治形成机理和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简单理解,使得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存在着不可调和之处。从国家刑事制定法的立场出发,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确实存在着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在补偿被害人、限制死刑和贯彻刑法的谦抑性等方面却发挥着国家刑事制定法难以发挥的作用。通过强制适用国家刑事制定法来革除或破除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的做法是不合适的,也是危险的;只有建立刑事和解制度,将少数民族犯罪纳入刑事和解的范围,才能为国家刑事制定法渗透与整合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提供有效途径。     

格头村苗族原始宗教信仰与习惯法关系研究

格头村的习惯法是历史上的苗族习惯法延续和演变的结果。苗族原始宗教信仰中的守寨树崇拜、日常生活禁忌等内容中有很多规范属于以宗教禁忌形式表现出来的习惯法内容。通过“议榔”制定榔规的过程是通过举行仪式请神帮忙,借助于神的力量保证议定的习惯法内容的实施。宗教中的神秘力量是保证习惯法实施的重要权威。     

"赔命价"习惯法:从差异到契合——一个文化社会学的考察

＂赔命价＂习惯法是藏族习惯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仍然在藏区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过失致人死亡等刑事案件的处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赔命价＂习惯法遭到了学界和实务界前所未有的批判与否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赔命价＂习惯法与刑事制定法在基本理念上存在较大差异。然而,用发展的眼光来看,＂赔命价＂习惯法在强调限制死刑的适用、刑事和解的积极意义以及赔偿刑事被害人等方面,与刑事法治具有一定的契合之处。因而,一方面,应当认清＂赔命价＂习惯法与国家刑事制定法冲突的真正原因,另一方面,应当通过刑事和解制度来实现刑事制定法对＂赔命价＂习惯法的规范化诱导。     

作为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的习惯法--刑法视域下习惯法违法性判断机能之开辟

习惯法在刑法领域中,具有贯穿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之"横截式"作用与机能.本文的理论目标正在于,开辟和释放习惯法在违法性判断阶段之重要功能.在作者看来,习惯法完全可以作为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发挥作用,法官可以习惯法上之正当性,排除行为之实质违法性.这不但不与罪刑法定原则相违背,而且有利于保障被告人人权;不仅有利于以收缩的实质理性对抗扩张的形式理性,而且也应合了"社会相当性理论"和"社会危害性理论"--这一违法阻却事由的一般基础和实质违法性判断之根本标准.甚至,习惯法的引入,还将有力地深化和拓展我们对于"社会相当性"与"社会危害性"这一范畴的横向理解和空间理解.     

村规民约:国家法与民族习惯法调适的路径选择——以融水苗族村规民约对财产权的规定为视角

广西融水苗族村规民约在财产权保护上十分重视,以较大篇幅对财产权的保护以及财产权纠纷的规制进行规定,在承继和发展苗族习惯法有益部分的基础上有力地维护了村民利益,同时明确地将自己定位在国家法的框架内,逐步向国家法治靠拢.因此,对广西融水苗族村规民约的阐述更明确了村规民约作为国家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不断调适的首要选择和最佳途径.     

作为间接法源的习惯法——刑法视域下习惯法立法机能之开辟

罪刑法定原则仿佛是套在习惯法头上的一个法箍,对刑法领域中习惯法的机能释放,施加着巨大的压制性作用。然而,正是在对主流理论———“罪刑法定排斥习惯法”这一论断的正本清源之中,隐含着挖掘和开辟习惯法机能的深刻契机。本文即是在这一进路指引下,对习惯法在刑法领域的功能予以拓展的初步努力。本文将着重分析习惯法在刑事立法领域的机能。文章在必要性与可能性的分析框架内,对习惯法作为刑事立法的间接法源的功能予以了初步考察。进一步地,文章以刑事和解制度为切入点,例证和说明了习惯法之于刑事立法的重要渊源式价值。     

刑事制定法视域中的习惯法--一种被压制的知识传统

在当代刑事制定法中 ,除了涉及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的问题 ,一般是轻视习惯法的。习惯法在刑事制定法中是一种被压制和漠视的知识形态。而对于民族习惯法和国际惯例的重视 ,也并非基于习惯法自身的规范力量 ,相反 ,倒是基于一种另有隐情的政治、文化策略。罪刑法定作为占支配性地位的强势话语 ,其于习惯法的排斥性态度 ,势必延伸和映射到制定法的基本格局之上。     

浅谈刑事和解制度——以习惯法为视角

近30年来,习惯法在国内都是一个热门话题,习惯法作为我国的法源之一,有着不能被取缔的价值和作用。日本学者千叶正士提出的法律多元主义更是让我们看到了习惯法的未来。中国人厌讼思想根深蒂固,在国家法发达的今天,我们更不能忽视习惯法存在的特殊意义,以及在司法实践中的巨大作用。本文从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来进一步深入分析习惯法在刑事纠纷案件中的作用。     

“文化的刑法解释论”之提倡——以“赔命价”习惯法为例

持"形式的刑法解释论"易使刑事制定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社会实践之间发生冲突;持"实质的刑法解释论"有可能将刑法没有规定为犯罪而依少数民族习惯法认为值得处罚的行为解释为犯罪,出现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情况。由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的差异主要表现为文化差异,因此,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应当提倡既吸收了"形式的刑法解释论"与"实质的刑法解释论"之优点,又能够充分照顾到民族法文化传统的"文化的刑法解释论"。     

中立帮助行为及其过当

中立帮助行为由起因要件、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构成.确立中立帮助行为过当可罚性观念,须清除"赋予阻止犯罪义务"和"泛自由论"的理论障碍.中立帮助行为过当是主观过当与客观过当的结合体,而主观过当与客观过当分别体现为中立帮助行为过当与关联犯罪的"心理因果性"与"物理因果性".中立帮助行为过当的刑事责任类型包括"正犯化"和"共犯化",而"共犯化"又包括帮助犯化即从犯化,甚至正犯化和主犯化.由于有着"正当性基因",故对中立帮助行为过当应实行"紧缩的刑事政策",即将中立帮助行为过当的刑事处罚限定在关联犯罪侵犯国家安全、国防利益、军事职责、公共安全和暴力侵犯公民人身法益的场合.     

浅论游戏外挂之违法性——关于两宗游戏外挂刑事案件的法律思考

随着我国网络经济的迅速发展,以网络游戏为代表的数字互动娱乐业在我国呈迅猛发展之势,然而"外挂"逐渐成为危害网络游戏行业的一大毒瘤,外挂行为也成为了司法活动的一个新焦点.本文对外挂的民事违法性和刑事违法性做出比较详细的探讨.从民事违法性层面上看,"外挂"行为侵犯了游戏开发商的著作权.这一说法已经得到大部分法律工作者的认可.随着在北京市和深圳市检察机关先后对网游外挂进行刑事立案,更反映了"外挂"的危害性有日益扩大之势.因此,本文结合两宗外挂案件着重论述外挂的刑事违法性,以及外挂与侵犯著作权罪和非法经营罪的关系.     

法理织构下的苗族村寨——贵州黔东南苗族L寨的个案调查

村寨生活秩序的运作有着自我的一套规约机制,更多体现的是传统上的道德约束和文化规范。就本文所论及的苗族村寨而言,民间法即习惯法,是其主要的秩序规范蓝本,对村民有着至关重要的生活意义。然而,随着国家法不断渗入乡村,人们法律意识的提高。习惯法和国家法交织下的民族村寨,凸显的会是另外一种图景。本文一个苗族村寨为例,以具体的个案为主线,架构起这种两法交融之下的村寨生活状态的共时场景以及对村民的影响,以期探讨两法在乡村中的互动与对话。     

合流与分化——民、刑领域习惯法演进的比较观察

历史是习惯法的创造者。惟其如此,对习惯法的历史演进作出发生与沿革上的细致梳理,便显得异常重要。更为关键的,透过此种历史演进,我们不但可以清晰地体察到其背后巨大的观念更迭,而且对于我们深刻理解习惯法在当下法治背景中的功能与角色,无疑也将助益良多。仅仅依靠直觉,我们也可以发现,习惯法在刑事领域扮演的角色明显不同于民事领域。民法中习惯法地位的演进,显然为我们考察刑法中习惯法的发展提供了一种绝好的参照。因此,文章在考察习惯法的起源与早期调控的基础上,将对近现代民事领域中习惯法的演进作一分析,以此为铺垫,进而对刑事领…     

全球视域：我国商业秘密刑事保护的审视

我国现行《刑法》第219条对于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规定过于简单，且存在诸多缺陷．为避免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扩大化趋势，必须将侵犯商业秘密罪的主观罪过全部限定为故意，严格区分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与违约行为的界限，改结果犯为行为犯，将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刑事制裁重点置于打击商业间谍。     

论劳动权益的刑法保护

劳动权益的法律保护力度应有层次性,刑法作为最为严厉的法律调控手段,对劳动者的权益自应发挥最终的保护作用.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却屡禁不止,而且司法机关很难对其进行刑事制裁,其关键在于刑法没有明确规定.因此,立法机关必须加强劳动权益保护的刑事立法.     

论非法经营罪在著作权刑事保护领域的误用与退出

尽管我国刑法专条规定了侵犯著作权的罪名,但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的侵犯著作权行为却被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理,这给我国的国际形象以及司法评价都带来非常大的负面影响.究其症结主要是由于理论理解上的偏差以及司法实践中鉴定难,导致侵犯著作权犯罪被虚置,致使侵犯著作权犯罪定罪不易.以非法经营罪作为著作权刑事保护的主要武器是不符合国际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