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严格的死刑案件证明标准 基于人权的司法保障之实现

一、刑事证明标准的国外考察刑事证明标准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即控诉人提供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所要达到法律规定的程度。在诉讼中,如果待证事实的证明没有达到证明标准时,则该待证事实就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证明已达到证明标准时,法院就应当以该事实作为裁判的依据。西方国家对刑事证明标准有两种表述:大陆法系国家对刑事证明标     

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证据问题可以说是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的基础和核心,而在所有的证据理论中,证明标准又是一个蕴含着丰富的理论和实践争议的问题。从英美法和大陆法关于刑事证明标准的规定看,证明标准的层次性或差异性主要从诉讼阶段、证明对象、证明主体三个方面得到了体现。通过对两大法系刑事证明标准的分类、理论基础、实践价值等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比较两者的差异并结合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现状,对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提出了一些完善对策。     

浅议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关于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在各个诉讼阶段是否存在区别的问题，当前主要存在两类观点，第一类观点认为，案件在侦查、起诉和审判阶段的证明标准应当是不同的，刑事诉讼活动必须按照先后次序严格进行，只有前一诉讼阶段任务完成之后，才能进行下一个诉讼活动，既不能跨越也不能颠倒。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在立案阶段为怀疑；在侦查阶段为确实、足够的证据；审查起诉阶段为确实、足够的证据；而在审判阶段的标准才能沿用法律所规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从总体上讲，自侦查机关到起诉机关最终至审判机关的刑事证明标准应是越来越严格的递进关系。第二类观点认为，我国法律对刑事诉讼的三个诉讼阶段都明确的提出了刑事证明标准，并且三个标准基本表述均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所以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证明标准的掌握上基本是一致的，没有显著的区别。     

论刑事诉讼中的"真实"

在认识论上,只存在客观事实与客观真理,不存在主观事实与主观真理。但在判断真理与事实的真实性上,却存在着客观真实与主观真实两种不同标准。客观真实的标准适用于对现存事实真实性的判断,主观真实的标准适用于对已逝事实真实性的判断。犯罪事实都是已逝的事实,因而不可能适用客观真实的标准。“法律真实说”指出了“客观真实说”的缺陷,意义重大,但它只指出了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行业”属性,并不是对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准确概括。只有“主观真实说”符合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本质属性。主观不等于主观主义,主观真实也不是主观臆断,它具有坚实的客观性基础。承认这一事实,并依照自由心证的特点完善我国的刑事证据规则,不仅不会导致主观主义,相反更有利于防止主观主义。     

从绝对理想走向相对正义——论“排除合理怀疑”刑事证明标准的确立

一、关于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立法和理论界说二、关于“排除合理怀疑”的刑事证明标准 三、我国刑事诉讼应当确立“排除合理怀疑”的刑事证明标准 如本文前述,我国刑事诉讼长期以来以“实事求是”或“客观真实”作为刑事证明标准。因为“我国的证明制度,既是人民司法工作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同     

刑事诉讼三个价值目标的实现

公正、效率、效益是现代法律制度追求的最基本价值目标，是法律的精神实质，刑事诉讼法律制度当然也不例外。新的《刑事诉讼法》（以下称现行《刑事诉讼法》）对传统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正体现了这种价值追求。笔者在本文中将以这三大价值目标为标准，对现行刑事诉讼制度略作评价，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研益。一、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与公正目标的实现刑事诉讼实质上是解决刑事纠纷的一种活动，其最终目的是均衡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惩治犯罪，另一方面是保护无辜。实现了这两方面的内容，刑事诉讼就实现了最大的公正，这也就是刑事诉讼制度中公…     

无罪推定是现代刑事司法程序的精神内核

就关于人权的理论而言，有自然权利、法律权利和实有权利之分。这种对人权的界定和分类，同样适用于刑事诉讼中的人权。即刑事诉讼中的人权，同样可以表现为自然权利、法律权利和实有权利三种形式。而无罪推定作为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基本法律原则，已经被世界各国的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典规定为被追诉人所享有的一项基本的法律权利。作为被迫诉人的这一基本权利，也已被国际立法所确认，并向整个国际社会推广，其趋势越来越盛。无罪推定业已成为国际刑事司法公认的一项基本原则．成为现代国际整个刑事司法程序必须遵守的精神内核。作为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应该享有法律上规定的基本权利，无罪推定的确立与否，反映了一个国家对刑事诉讼中人权保护的态度，说明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所处的法律地位，也预示着一个国家对刑事诉讼中对人权保护的范围和程度。如果说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所享有的自然权利是在刑事诉讼中能够被当作人来看待，其人格和尊严能够得到尊重，在刑事诉讼中能被平等、公正地对待，它为刑事诉讼的立法提供了一个人权的道德和理性的参考标准．那么，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享有的这项法律权利，就是对这种自然的、道德的和理性的权利的法律形式的正式宣布。从这一角度来说，我国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享有的作为其法律权利的无罪推定的权利，在法律上规定得不够到位，在刑事诉讼实际运行过程中的状况更令人担忧。     

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在证明标准上存在的"客观真实"说和"法律真实"说,然而这两种学说都各有弊端,不能单独构建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制度,在借鉴国外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相结合的,具有逻辑性、层级性、规律性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成为一种必然。     

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改善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又称证明要求或证明任务,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即控诉人提供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所要达到法律规定的程度。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是裁判者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同时又可为判决结果提供正当性的基础。因此,有必要对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进行理论探讨,以期有益于实务操作。     

对“法律真实”证明标准的质疑

无论是刑事实体法律规范还是刑事程序法律规范都不具有判定案件事实是否真实的功能。“法律真实”所陈述的基本内容与判定证据是否充分的标准重复 ,所以“法律真实”证明标准是不能成立的 ,“法律真实”这个概念是一个伪概念。“客观真实”标准是判定证据是否真实和是否充分的有机统一 ,对传统“客观真实说”作一些必要的限定之后 ,客观真实标准仍然是刑事诉讼证明的基本标准。     

"非犯罪人化"刑事政策初探

为了遏制当代世界性的持续高位的犯罪态势,应当实行非犯罪人化的刑事政策,即将那些只具有法定犯罪构成类型的行为而没有犯罪人格的行为人,排除于犯罪人之外.这样才能摆脱刑法制度危机,才能充分利用有限的刑法资源,集中应对真正的犯罪人,从而有效地抑制犯罪的发生.非犯罪人化政策,应当贯穿于刑事立法、司法以及犯罪预防之中.     

关于我国刑法中"恐怖活动犯罪"定义的思考

立足于刑法的角度,当前迫切需要对恐怖活动犯罪作出明确的定义.恐怖活动犯罪是恐怖主义在刑法领域的体现.对恐怖活动犯罪可以从目的、对象、手段、主体四个方面进行定义.恐怖活动犯罪应当主观上具有意识形态方面的政治目的,客观上采取足以引起社会恐慌的手段侵害不特定对象或特定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对象,恐怖活动犯罪的主体既可以是个人,又可以是单位,但不能是国家.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中国刑事诉讼程序的影响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从刑事执法主体和刑事诉讼程序运行两个方面确定了一系列的原则,笔者通过逐一研读和对中国刑事诉讼程序中的相关内容的检视,阐释了《公约》对中国刑事诉讼程序的影响。     

"亲亲相隐"制度的刑事立法研究

我国现行法律抛弃了亲亲相隐制度,这其实违反了人性与正义,与现代法治精神相悖,也不利于保护人权及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危害日益呈现。亲亲相隐制度有其普适存在的相对合理性。无论是从其理论基础还是从我国现状来看,通过立法建立科学而合理的亲亲相隐制度,是我国刑事法律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论刑事证明责任倒置之误用

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要求控方承担证明责任,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责任,除非被告人提出积极的辩护主张;而证明责任倒置则是根据刑事政策或客观需要,将本应由控方承担的证明责任转嫁于被告人承担,如果被告人不能履行则承担败诉后果;很多学者将证明责任倒置误认为是证明责任分配原则中的证明责任移转,进而错误地认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系证明责任倒置的典型;刑事证明责任倒置的理论根基是有罪推定,在现代法治环境下也有存在的价值,但必须对其适用进行严格限制。     

"非刑罚化"与"刑罚化"--论刑罚的退守与进攻

在刑罚谦抑思想、犯罪学的新发展以及现实的需要下,我国的刑罚要顺应"非刑罚化"的趋势,在刑事政策的视野中广泛适用非刑罚的犯罪制裁方式,以及建立保安处分制度等,必须退守.同时,刑事政策视野中我国的"犯罪化"趋势以及刑罚和非刑罚措施本身的不合理性又决定着刑罚必须进攻,即"刑罚化".把单位犯罪和劳动教养制度的"刑罚化"改革作为契机以实现刑法的科学与完善.在"非刑罚化"和"刑罚化"两个大趋势的辨证作用下我国的刑法才能更加成熟与完善.     

论心理学路径下犯罪目的层次性

理论上对犯罪目的根据不同的标准进行不同的层次划分。不过,不同的划分在内容上又存在一定的冲突,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上述划分存在不足之处。对此,应该深入分析犯罪目的层次性的实质。从犯罪目的所存在的范畴来看,与其说犯罪目的存在层次性,倒不如说犯罪意志本身存在层次性。从动机到意志的心理活动本身决定了在人的主观中存在不同的决意,进而说明犯罪意志存在不同的层次。犯罪意志存在层次性,对于目的犯之犯罪停止形态与共同犯罪的司法认定有重要影响。     

浅析不明确刑法规范的合宪性推定

刑法规范的明确性具有相对性，不明确刑法规范不可避免地存在。不明确刑法规范与明确刑法规范共同体现刑法规范逻辑的自洽性、圆满性以及系统性。片面地认定“不明确即违宪”的方法论将使刑法面临难以克服的危机，有必要对不明确刑法规范进行区分，以“合宪性推定”作为审查不明确刑法规范的方法，用“是否合宪”取代“是否违宪”是刑法规范走出危机的有利选择。     

"刑附民"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研究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由于缺乏立法规定,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因犯罪行为而受到的精神损害无法得到补偿,这既给当事人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也显失公平正义.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了因民事侵权行为给受害人在人格、尊严、精神、信誉等人身权造成的损害,行为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而给被害人在人身权方面造成的损害强度远远大于民事侵权行为的犯罪行为却不承担赔偿责任,这不仅有悖于法治的基本要求,也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因此,我国的刑事立法应当明确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关于犯罪数额的几个问题

数额犯可分为纯正数额犯和不纯正数额犯。犯罪数额存在于数额犯、部分结果犯、情节犯、行为犯中,不存在于危险犯中。犯罪数额决定着犯罪的定罪和量刑。我国现行《刑法》或司法解释中规定的犯罪数额,存在法律依据不足、不合理扩张规定、法律评价不一和不公、地区标准不一导致法律适用不便等问题,建议在刑法总则中明确规定数额犯的定义、范围、计算标准,切实解决存在的各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