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升的若干命题研究

在推进法治国家治理体系中,始终存在国家与社会、法治与人治、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若干治理模式的相互角力,而相互角力的后果将最终决定法治国家的最终定型。社会权力的发达程度是法治生长的重要指标。但较大范围存在的全能型政府思维,在某种程度上抑制着培育法治的社会权力。因此,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二元分野程度将影响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升水平。在构建以法治为中心国家现代化治理过程中,要承认法治与人治、德治在我国将长期"三治博弈"。任何治理模式都存在成本问题,要对法治成本做好足够估计与承受准备,这将有助国家治理方式的最终定型。在我国社会生活领域,我国尚不发达的法治生态环境为非正式规则的存在提供了土壤。对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如何调适及调适的结果也将影响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升水平。     

中国古代“法治”质论——兼驳法治的本土资源说

本文首先对中国古代“法”字的基本含义进行了仔细的考究,并得出了古代之“法”与今日之“法”内涵不同的结论,进而分析了古代法学的所谓“法治”理论的本质,认为法家的“法治”理论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君主专制的政治理论,从根本上推翻了中国古代具有法治的思想或实践这一相沿已久的传统观点。接着,本文对目前颇为流行的法治本土资源说进行了剖析,揭示了这一说法自身的致命缺陷以及种种荒廖之处,鲜明地表达了作者这样一种立场：无论是从历史的传统中,还是从现实生活的各种非正式制度中,我们都不可能寻找到建设现代法治的本土资源。如果不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在理论上依然沉迷于本土资源的虚幻之中,将会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给中国社会带来伤害     

法律权威的非正式约束及突破

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模型入手，建立了一种“人——非正式制度（法律文化）——正式制度（法律制度）”的分析框架，结合社会转型这一时代背景，从人们对法律效能的价值判断、对法权关系的认识模式以及对权利义务关系的认识模式这三个基本方面分析了我国目前制约法律权威的非正式制度因素。最后，提出了突破非正式约束的基本方法——法治精神的社会化     

新中国论: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新中国”的诠释

11世纪初,北宋石介曾撰“中国论”一文,以诠释“中国”这个概念的思想意涵.千年以降,在“新中国”作为一个基石性概念逐渐饱满起来的21世纪初,亦应当有“新中国论”予以系统性地诠释.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新中国”主要指代了一种新的文明秩序,这种新的文明秩序的特质,及其与旧中国所指代的文明秩序之间的差异,可以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所包含的五个要素来描述.其中,强调“依法治国”的新中国不同于强调“以孝治天下”的旧中国,主张“执法为民”的新中国不同于主张“固本为君”的旧中国,偏好“公平正义”的新中国不同于偏好“尊卑责贱”的旧中国.此外,“服务大局”和“党的领导”两个要素,亦可以描述“新中国”作为一种新的文明秩序的两个重要维度.概而言之,党的十八大报告重申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有助于阐释“新中国”的理论内涵,可以支撑一种“新中国论”.     

基本建成法治政府呼唤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创新

过度介入法治实践既耗散了行政法学的有生力量,也影响了行政法学的思维方式.在行政法治建设提档升级的时代,应当警惕“问题导向型”研究进路的庸俗化理解.行政法学须将《纲要》对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憧憬转化为相应层次的学术命题,并在行政法制度、行政法学基本范畴、行政法学体系和行政法治模式上实现研究的创新.作为行政法理论基础论争中的重要学说,“政府法治论”对行政法理论体系的完善和行政法治实践的发展曾经发挥了应有的引领作用.在法治政府即将基本建成的前夜,政府法治论当在核心内涵和实证基础上继续深挖,进而与时俱进地生长为当代中国具有学术和社会双重影响力的行政法学思潮.     

“扩展秩序”下的中国法治进程

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过程也是“法治东输”的过程。二十世纪末 ,“法治”的口号又在中国兴起并有成为现实之势。最早时 ,中国失去了形成法治理念的机会 ,当然也失去了演进成法治社会的可能。今天 ,中国仍然存在这种法治发生的元素 ,这种元素是原发性的 ,但是它又是不能被人所左右的。“怎样生活”的选择过程必然让我们路过法治 ,只是我国的法治不应该是人为的结果 ,而是自然演进的“扩展秩序”。     

司法改革中的四大悖论

江涌在《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上撰文指出，前一阶段的司法改革形成了一些悖论，主要是：1．合法性悖论。司法改革的目的在于实现法治，但是司法改革的许多措施恰恰是违法的，有些司法机关的改革已经突破了现行法律的规定，如郑州市中原区法院的“先例判决制度”，黑龙江牡丹江市铁路运输法院首次实行“辩诉交易制度”，北京海淀区法院试行的“被告认罪普通程度”，辽宁抚顺市的“零口供规则”等。这些改革客观上妨碍了法治的生成，是对法治秩序的极大破坏。2、权威性悖论。司法改革的理想是法治秩序的生成，而法治国家的理念基础是“法律至上”，但在改革的实践中，     

新法家的“国家主义”形式法治观批判

兴起于清末民初民族危亡之秋的新法家,在复兴先秦法家学说的同时注重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造与转化,力倡“国家主义”的“新法治主义”并以之为救时济世的有效手段;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实践则被某些学者视为“法家第三期”法治思想的展开.基于新法家思潮对法治建设的可能影响,有必要对其工具主义理性和形式主义法治观予以批判性反思,以重塑“实质法治”与“形式法治”、法治的内在目的与外在目标的合理关系,为“法治中国”蓝图的顺利实现提供理论支持.     

论检察人员的法治思维及其养成简

十八大报告对“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重要部署,特别是明确指出“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为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确立了新的功能导向和路径选择,同时也给检察机关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培养检察人员的法治思维,有利于推动检察工作,提升司法公信力,推进法治国家建设.因此,深入研究并培养检察人员的法治思维是实践中需要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     

论检察人员的法治思维及其养成

十八大报告对“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重要部署,特别是明确指出“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为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确立了新的功能导向和路径选择,同时也给检察机关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培养检察人员的法治思维,有利于推动检察工作,提升司法公信力,推进法治国家建设.因此,深入研究并培养检察人员的法治思维是实践中需要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     

敬畏“看不见的法律”

市场经济被称为“法治经济”,国人的法治观念与时俱进,令人鼓舞,但是,法律不是万能的,使用法律武器一定要顾及中国的司法传统和伦理道德规则,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人情世故、风俗习惯堪称“看不见的法律”,在世俗生活中,这种“微观法律”比写在法典上的条款更厉害,这是我常感困惑、畏惧的现象。     

依法治国:拉动法治的三驾马车

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开阔了法治格局、丰富了法治内涵、拓展了法治外延.法治是规则之治,没有规则就无法治.在法治下,所有人都应遵守规则,不允许任何人处于规则之外或凌驾于规则之上.法治是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的统一,需要多方面力量推动实现. 法治经济.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多边发展蓝图的法治建设——“一带一路”倡议的规范分析

<正>发展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最大公约数,⁽(1))法治是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基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中国愿同各国一道,营造良好法治环境,构建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更好造福各国人民。”⁽(2))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的重要节点上,有必要从法治的维度出发,探析“一带一路”倡议中蕴藏的法治意涵,以法治的价值观念和实践要求更好地完善“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指引“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     

经济现象的文化解释:可能性及其限度

学者们在讨论文化之于经济的影响时,通常走了两个极端:一种是忽略了文化在经济过程中的作用,另一种则是过度强调了文化在经济现象中的功能.文化不会对经济过程直接产生影响,但是会以制度(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以及个体为中介进而影响到经济发展.我们既不能因为文化对经济影响的这种特殊性而忽视了文化因素,同时也要意识到经济现象"文化解释"的限度.     

论中国检察制度对证人保护的理论根源

中国检察制度对证人的保护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具有中国的民族性格.然而,西方建构主义文化理论和法治现代化理论主导了中国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从而影响了中国检察制度对证人保护的具体规定.在中国法治现代化过程中,应该思考关于后现代主义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关注中国自身文化和思维方式的保留,突破二元文化论和西方法治霸权.     

法治也温情——读《法治社会中的伦理秩序》

提起法治,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 就是冷冰冰的制度,并由此联想到无情 的规则、冷漠的争斗、庄严的法庭、森 严的监狱……的确,作为现代社会的基 本管理秩序,法治以其相对稳定的规则 体系和照章行事的“僵硬”模式,为社 会中的全体主体提供了一套活动“轨 道”。在法治秩序下,每个人的心态,如     

基于“权力清单”、“权利清单”和“负面清单”的简政放权模式分析

简政放权是深化政府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之举,是深化改革的总开关.选择通过“权力清单”、“权利清单”和“负面清单”实行新简政放权模式,已成为行政体制机制改革寻求新突破,进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种全新尝试.由三张“清单”夯实的简政放权模式,体现了中国特色的法治精神,也将深刻影响法治中国的整体性建设.     

除罪化、程序法治与法的可预期性——以黄碟案为中心的法理透视

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中,对隐私权的保护是相当明确和清晰的.同时,虽然法律对于制作、复制、销售、传播淫秽制品等行为明文禁止,但是对于在家中观看淫秽录像、电影等行为却并未评价.因此,在正式的法律体系中,应当认为观看淫秽制品的行为是合法的;但在非正式的法律中,却受到禁止.这实际上是观看淫秽制品的行为在非正式法律体系中尚未完成除罪化过程的结果.这一制度体系上的混乱为法律官员的选择性执法奠定了基础,从而削弱了法律在形式上的统一性和实践上的可预期性.因此,对于中国的法治建设而言,最重要的仍是确立国家权力需要制约的观念,并在制度上清除那些可能造成混乱的因素.     

习近平党内法规思想论纲

习近平党内法规思想包括有机统一的六个方面。习近平党内法规思想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中的党建理论一脉相承，是对党的建设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和理论升华，是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和法治学说相结合并创造性运用、创新性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党内法规体系和国家法律体系是逻辑上的“并列关系”，党内法规体系、国家法律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种属关系”，党内法规体系和国家法律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属概念”之下的“种概念”。党内法规的价值主要有三种，即秩序价值、法治价值和权威价值。党内法规的基本原则主要是全面领导、思想建党、制度治党、政治建设统领等四项原则。党内法规制度的执行是党内法规制度的生命线，党内法规制度的执行力建设永远在路上。     

国际海洋争端解决中的“司法造法”问题——以“南海仲裁案”为例

作为国际司法裁判进程的“副产品”,国际法上的“司法造法”问题因为国际争端解决的“司法化”趋势而日渐突出.在对国际法进行解释和适用的过程中,国际司法机构不时突破正常的司法职能,事实上修改或创设规则,从而对国际法的发展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在“南海仲裁案”中,虽然国际仲裁庭在多个方面进行了大尺度的“造法”工作,但囿于正当性、公正性和政治化等方面的结构性缺陷,这一“造法”活动价值有限且有损国际法治.相关裁决不应成为国际法上可资援引的“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