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权保障如何可能研究纲要

在公法意义上,早期的住宅自由是基本人权的住房权的雏形。历史经验表明,时代的发展和人权理念的更新不断地将新的内涵注入住房权权利体系。近年来,随着国际国内社会对住房权的普遍重视,在国内层面上如何实现对住房权的法律保障问题渐进凸显。在立法层面,宪法和住宅法应该成为基础与核心,而在司法实践中也应该尝试确认住房权的可诉性,实现对住房权的司法救济。     

社会保障的人权保护

国际人权条约将社会保障确认为人权的重要内容,使社会保障权表现为国家义务的形式,国家应努力创造条件使其向现实权利转化。从我国条约适用来看,已经生效的国际人权条约必须首先转化为国内法才能得到执行,表明了立法对于人权保护的重要性和基础性地位,而我国的社会保障立法滞后,难以满足现实需要。所以,应按照条约要求和国内实际情况,围绕社会保障权构建一个完备的权利保障法律体系,积极履行国际义务,加强社会保障的人权保护,促进社会保障权的实现。     

弱势群体保护的法律之维

弱势群体的保护需要在多个维度展开.法的秩序价值的基本诉求、社会正义的现实需要、法的和谐价值的终极目标,是弱势群体保护的法理基础.人权保障是弱势群体保护的宪法依据,其保障路径呈现出如下思路:生存权是人权保障的基础,发展权是人权保障的全面提升,劳动权是人权保障的关键.在刑法上,需要构建一个立法保护和司法保护相结合、正向保护和反向保护相配合的立体网,从而实现对弱势群体的全面保护.     

适足住房权实现之国家义务研究

适足住房权是指公民有权获得可负担得起的适宜于人类居住的、有良好的物质设备和基础服务设施的、具有安全、健康和尊严,并不受歧视的住房的权利。它主要包括:居住权、安全与健康权(或称舒适权)、住宅公平权、住宅隐私权、住房选择偏好权、住宅救济权以及住宅不受侵犯权和自由处分的权利。人权实现与国家义务之间存在密切的内在关联,对于人权的实现国家既具有消极义务,更具有积极义务。我国政府在公民适足住房权实现上具有不可推卸的义务,应从尊重、保护、促进和实现四个方面对国家义务进行分析,使之具有较强的体系性和可行性。     

规制胜于逃避——罢工权的合法化研究

罢工权是一种经济权利和基本人权,我国法律应当对其加以保护.罢工权的发展历史也表明,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对罢工权进行了规定和保护.而且,罢工权的合法化也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和现实需求的.     

精神安宁权的基础及理由分析

现实生活中,人们精神世界和谐面临着危机;为实现对公民相关人格利益的充分保护,应在我国现行具体人格权体系中增设精神安宁权。精神安宁权的构建符合人本主义的价值原则,回应了缓解当前部份人群社会心理健康状态欠佳和弥补立法欠缺的现实需求,具备相当的现实基础。     

论破产优先权

破产优先权有其存在的现实基础和立法价值,各国破产立法均予以规定。在我国破产法上,要解决好破产优先权与担保物权的立法协调,把当前最需要保护的工资债权限制性地上升到有担保物权之前受偿。要依法保护优先权并进行合理的限制,建议将人身伤害债权上升到优先权的地位,同时应取消税收优先权。     

论“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在我国的确立——兼论《婚姻法》等相关法律的不足及其完善

1959年《儿童权利宣言》和1989年《儿童权利公约》等国际文献均倡导规定,在处理与儿童有关的问题时,应以儿童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在婚姻家庭法的立法或司法实践中都确立了“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我国政府历来十分重视保护儿童利益,我国宪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都对儿童利益的保护作出了原则性规定。但2001年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至今尚未明确规定“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为实现我国宪法有关“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的承诺,故亟须在我国婚姻家庭法中确立儿童最大利益的优先权准则,并对相关法律制度予以修改和完善。     

浅谈对罢工权的立法思考

罢工权是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一项基本人权,但是我国宪法及相关法律并没有对罢工权进行明确规定,工人是否有罢工权、罢工权应该如何规范等问题再次摆在了我们面前。本文从各国法律对罢工权的规定和我国宪法对罢工权的规定进行分析,阐述罢工权的合法性及提出对罢工权的立法建议。     

论残疾人劳动就业权的法律保护

残疾人劳动就业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具有丰富的内涵。为了保障残疾人劳动就业权的实现,必须对残疾人就业实行特别扶助。我国残疾人的劳动就业权得到了《残疾人保障法》等法律的确认,但是,我国残疾人在实现劳动就业权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包括残疾人总体就业水平低,残疾人教育和培训滞后,以及就业扶助措施不到位等。为了加强对残疾人劳动就业权的保护,我国应当完善残疾人就业扶助立法,加大对残疾人就业的行政扶持力度,并加强对残疾人劳动就业权的司法保护。     

农民权利特殊保护：理论依据及实践形态

农民权利理论是农民权利保护实践的基础,平等权的实现是农民权利保护的目标。农民平等权的享有、实现和保护现状为农民权利的特殊保护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实践中,农民权利的特殊保护体现在两个方面：在资源和利益分配的制度设计方面向农民倾斜,在农民权利的救济方面适当多投入立法和司法资源。从实践形态来看,包括政策倾斜和制定专门法律以及以保障人权为原则制约、监督公权力的行使三个方面。     

我国妇女农地权利法律制度运作的实证研究与完善路径

在我国,保护农村妇女土地权益具有重要意义,但调查研究表明,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频受侵害,土地承包经营权并未得到充分的保障。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一是我国立法上对"男娶女嫁"婚嫁方式可能损害妇女土地权利的认识不足;二是法律、政策的相关规定互相矛盾;三是立法上对妇女权益法律保护的效果适得其反;四是法律规定过于原则,操作性不强;五是当村规民约侵害妇女土地承包权益时,缺乏有效的法律救济途径;为此,应当有效化解政策、法律之间的冲突,完善细化法律规则,在立法和执法过程中引入社会性别视角,加强对村规民约的法律审查,消除制度歧视。     

Towards a common standard of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to housing in Europe through the 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The trend towards the financialisation of housing since the 1980s and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exposed a dramatic lacuna in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to housing. Yet, the right to housing features not only i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ruments, but also in the EU 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Charter rights are increasingly finding expression in the case law of the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CJEU). In particular, drawing on the Charter, the CJEU's interpretation of EU consumer law is moving towards a recognition of housing rights as inherent components of consumer protection. On the basis of such developments, this article examines whether there is scope to extend this human rights approach to new areas – namely, to the Mortgage Credit Directive (2014) – a major EU harmonising measure – and to the work of EU institutions now responsible for banking supervision.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if guided by the 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the case law of the CJEU and the practice of supranational banking supervision could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to housing, both at EU and Member State level.     

The Court's Role in Strengthening Family Relations

Concern for the Soviet family, for strengthening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asks of the Soviet state. Our country has created the most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strong, healthy families. The material well-being of the citizens is steadily rising, and housing and living conditions are improving. Measures to protect mothers and encourage motherhood, to develop health care and sports, and to raise the cultural level of citizens promote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family. Everything necessary is being done to make the Soviet family viable and to enable it to perform its tasks and functions more completely.     

现行婚姻法的不足与民法典立法对策

修订后的婚姻法及司法解释在若干方面仍存在缺陷。在制定民法典时应当增加关于近亲属名誉权、近亲属亲情保持权、近亲属称谓权、亲属悼念权与遗体瞻仰权、亲属遗体保护权、亲属延续后代权等亲属权的规定 ;完善关于生育权的规定 ;确立婚后共同所得和家庭生活必需的个人所得归夫妻共有的基本原则 ;合理确定无效婚姻请求权的主体 ;建立兼顾身份和产权的婚姻住房制度 ;并应当明确姘居第三人的共同侵权责任。     

设立我国分居制度的社会基础及其制度构想（下）

根据我国《婚姻法》＂保障离婚自由,防止轻率离婚＂的立法指导思想,设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分居制度,可以为婚姻当事人提供一个离婚的缓冲期间,为双方提供一个冷静思考的机会,使其慎重地处理面临的婚姻家庭纠纷,从而理性地决定是否离婚。这既有利于保护婚姻当事人及其子女的利益,也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论中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立法理念与制度新规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编纂,根据加强国家对婚姻家庭的保护、倡导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尊重婚姻家庭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注重夫妻婚姻家庭地位的平等、注重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贯彻、注意保护婚姻家庭弱者的权益等立法理念,新增或修改补充了24项制度或规则,主要包括:在"一般规定"章中,新增婚姻家庭受国家保护原则,增设婚姻家庭文明建设的倡导性规定,确立最有利于被收养人原则,界定亲属的种类、近亲属和家庭成员的范围;在"结婚"章中,减少禁止结婚和无效婚姻的法定事由,修改补充可撤销婚姻制度,新增重大疾病的如实告知义务、婚姻无效或被撤销无过错方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在"家庭关系"章中,新增夫妻家事代理权及其限制规则、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婚内析产规则、亲子关系的确认与否认之诉规则;在"离婚"章中,新增离婚冷静期、婚姻关系解除的时间,补充诉讼离婚准予离婚的法定事由、离婚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规则、离婚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原则,修改离婚经济补偿、离婚经济帮助的适用条件,增加离婚损害赔偿法定事由的兜底条款;在"收养"章中,放宽被收养人的年龄和收养子女的人数限制,修改收养人的条件,增加收养评估规则等。     

设立我国分居制度的社会基础及其制度构想（上）

根据我国《婚姻法》＂保障离婚自由,防止轻率离婚＂的立法指导思想,设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分居制度,可以为婚姻当事人提供一个离婚的缓冲期间,为双方提供一个冷静思考的机会,使其慎重地处理面临的婚姻家庭纠纷,从而理性地决定是否离婚。这既有利于保护婚姻当事人及其子女的利益,也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我国婚姻家庭法的变革与局限

我国2001年颁布的《婚姻法》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婚姻家庭关系调整的需要,修改并发展了1980年颁布的《婚姻法》,构建了多元化的夫妻财产制度体系,建立了离婚救济制度,强化了对妇女权益、无过错配偶方和未成年子女利益的保护,形成了家事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雏形。但新《婚姻法》对夫妻约定财产制的设立、变更与效力等规定不够明确,现行离婚救济制度未达到预期的调整效果,未成年子女最大利益原则体现不够充分,家庭暴力的调查、预防与救助机制以及家事纠纷调解制度不够健全等诸多问题,仍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