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国有资产流失的刑法规制

刑法规定了企业国有资产流失方面的犯罪,对企业国有资产予以刑法保护,是国有资产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本文指出目前刑法对企业国有资产保护仍有需要完善之处,需在将单位分支机构或者内设部门纳入单位犯罪的主体、完善私分国有资产相关规定、增加罚金刑的适用等方面进行完善。     

我国网络犯罪刑法立法研究——兼论我国刑法修正案(七)中的网络犯罪立法

目前我国网络犯罪具有网络化、集中在经济领域等主要特征.原有网络犯罪刑法规定不能满足遏制网络犯罪的需要.2009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增设了非法获取计算机数据罪、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和为非法侵入、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提供程序、工具罪,对我国网络犯罪立法体系有重要的补充完善作用,但仍然存在明显的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2004年7月1日生效的欧洲理事会<关于网络犯罪的公约>中的有关网络犯罪的规定对完善我国网络犯罪立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通过对该公约与我国刑法中的相关规定的比较分析.提出完善立法的具体建议.     

论我国土地刑法的完善

我国土地刑法的诸多方面还存在不完善之处，对土地刑法的完善应坚持以下理念：土地刑法的基本法益应当是生态利益而非财产利益；土地刑法应当犯罪化而不是非犯罪化；土地刑法应当坚持轻刑化而非重刑化：土地刑法应当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而非集中立法划一的立法模式。     

论国际刑法的性质

国际刑法是有关制裁国际犯罪,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刑事法律规范的总称.作为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国际刑法在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后半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由于国际刑法涉及国际法和国内刑法两个法律部门,且两方面的内容不乏重迭和交叉之处,因此,法学界对于国际刑法的性质存在不同的认识.本文拟对有关国际刑法性质的各种观点进行比较研究,希望以此作为进一步研究国际刑法问题的基础.     

风险社会中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

食品安全问题是风险社会不可回避的议题,具有现代风险的人为性、延展性、不确定性等特征,是现代化工业生产的伴生物.我国刑法对食品安全犯罪进行规制的罪名已经初现体系,但尚不足以应对风险社会语境下的食品安全问题.相关刑法理念和规范的转型很有必要,至少应当通过调整食品安全犯罪的归属,增加此类犯罪的行为方式,细化此类犯罪的刑法配置等手段,加强对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     

反恐刑法的基本理念及立法完善研究

刑法是防控恐怖主义犯罪的最后一道防线.而当下我国无论是对反恐刑法的基本认识,还是刑法的相关规定都存在着许多值得反思和商榷之处.为扭转被动局面,实现对恐怖主义犯罪的有效规制,有必要创新恐怖主义犯罪刑法管控的基本理念,充实、完善其制度内容.唯有如此,才能增进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高科技发展对刑法三大原则的挑战

科技发展不仅给人来带来巨大的便利和价值,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犯罪形态、导致刑罚适用的不公平、不平等问题,对我国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等带来挑战。有必要研究采取应对措施进一步完善刑法。     

当代中国刑法哲学研究述评

当代中国刑法哲学的勃兴,肇始于中国刑法理论界对作为刑法调整对象的犯罪与刑罚辩证关系的重新审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刑法学体系的改造、完善与重构问题的深入思考。中国刑法哲学研究通过对刑法的广普价值、一般功能以及基本犯罪观、刑罚价值、功能等诸多本原性问题的追问和探讨,厘清了中国刑法的诸多应然性问题,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刑法哲学研究体系,对当代中国刑法、刑法学的完善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展望21世纪,中国刑法哲学的发展应在准确定位、促进发展的基础上,妥善解决其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问题。     

完善我国贪污贿赂犯罪刑法规定的思考

贪污贿赂犯罪历来是我国刑法所要重点打击的对象,但是我国刑法第八章有关贪污贿赂犯罪的规定不尽完善,因此需要改善有关规定。本文指出刑法中有关贪污贿赂犯罪的主体范围需要适当扩大、在立法技术上应该进一步优化,消除其中的法律漏洞,同时还应该完善罪名设置,可以考虑增加罚金刑和资格刑,加大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打击力度,最近审议中的《刑法修正案(七)》草案在上述方面作出了一些努力,值得肯定。     

关于在我国刑法中增设侵犯知识产权罪专章的构想

随着有关法律的完善,我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日趋健全.但是立法和执法的环节上还存在不少问题,实践中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有上升趋势.究其原因,对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不力不能不说是这方面法律的一个欠缺,因此完善我国刑法中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惩罚是十分必要的.《关于在我国刑法中增设侵犯知识产权罪专章的构想》一文系统阐述了作者对有关问题的探讨.     

“机关”不宜规定为单位犯罪的主体

机关应否规定为单位犯罪的主体,在1996年修订《刑法》时即存在争论。我国1997年《刑法》第30条明文规定"机关"可以作为单位犯罪的主体,但争论并未因此而停止。通过对"机关应否规定为单位犯罪主体的争论"和"机关规定为单位犯罪主体的得失"的评析,可以看出将国家机关规定为单位犯罪的主体弊大于利,因而虽有规定,却没有执行,实际成为置而不用。据此,"机关"不宜规定为单位犯罪的主体,《刑法》第30条中的"机关"一词还是取消为好。     

《刑法修正案(八)》器官犯罪规定之解析

《刑法修正案(八)》第35条增设了有关器官犯罪的规定,其核心内容是新增了一个罪名。该罪名应确定为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该罪中的人体器官既包括《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所指的器官的全部或者部分,也应包括角膜等人体组织。本罪客观方面表现为组织出卖他人人体器官的行为,主体是一般主体,主观方面是故意。非法摘取活体器官与尸体器官的行为不构成该罪,应视其情况分别认定为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或盗窃、侮辱尸体罪。     

单位实施纯正自然人犯罪的司法尴尬与立法解脱

单位实施纯正自然人犯罪是单位犯罪中的一种特殊现象。由于我国刑法对此并无明文规定,因而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对如何处理这类案件的问题一直争议不断。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给司法实践带来更多的困惑。为此,应重构单位犯罪的立法模式,通过刑事立法软化单位犯罪的法定性原则,实现单位实施纯正自然人犯罪的单位犯罪化。     

食品监管渎职罪的若干疑难问题解析

食品监管渎职罪是《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的一个渎职罪。从立法规定看,本罪的实行行为表现为滥用职权行为或者玩忽职守行为。作为本罪的构成要件,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是本罪的渎职结果,其与行为人的渎职行为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行为人承担本罪刑事责任的客观根据。尽管立法没有对本罪的主观罪过形式作出明确规定,但其并不是复合罪过形式,仍然是单一罪过形式,因此,在具体处理案件时,应结合其实行行为来确定行为人的罪过形式。     

论短缩的二行为犯

短缩的二行为犯(间接目的犯)是以实施第二行为为目的的犯罪,但只有第一行为是构成要件行为,第二行为不是构成要件行为;间接故意可以成立短缩的二行为犯;短缩的二行为犯的目的实现与否,既不影响犯罪的成立,也不影响犯罪既遂的认定;行为人实施了作为目的的第二行为时,应根据四种不同情形区分罪数;不具有特定目的的人与具有特定目的的人共同实施短缩的二行为犯中的第一行为的,以及后行为人参与实施第二行为的,应当根据刑法规定及部分共同犯罪原理,分别不同情形判断是否成立共犯。     

Risky business: A risk-based methodology to measure organized crime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result of two studi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a methodology to measure organized crime. The purpose of these studies, tasked by the Belgian Federal Police and Minister for Justice, was to provide a concrete and knowledge-based framework for the drafting of annual reports on organized crime that can give better answers to questions like ‘Is there much organized crime? Is the situation serious? Is it bad that there are more criminal groups now than in the past? Which criminal groups are the most dangerous?’. Two features provide a common thread that binds the methodology: the operating principle of the spectrum of enterprise and the application of a risk-based methodological process to the overall framework. The starting hypothesis is that organized crime is entrepreneurial in nature and that the dynamics of the market space provide the main environment and explanation for organized crime. The application of a risk-based methodology is founded on the recognition that the analysis of organized crime will always depend on imperfect information and resource limitations. Furthermore, the utility of a risk-based approach is seen in the provision of findings that are transparently arrived at with a clearly established framework for prioritization of decision-makers. The proposed methodology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environmental scanning, analysis of organizations and counter strategies and licit and illicit sector analysis.     

一个半公正的司法解释--兼与苏力教授对话

对幼女的年龄的明知是奸淫幼女成罪的必要要件 ,此乃刑法关于奸淫幼女的规定的本意。司法解释只有遵循这一本意才具有合法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奸淫幼女的批复要求以对幼女的年龄的明知作为奸淫幼女的入罪条件 ,符合立法原意 ,因而具有公正的成分。将奸淫幼女解释为严格责任罪 ,既不符合立法精神 ,也有悖法理。但是 ,最高法院的批复在将对幼女的年龄的明知作为绝对的入罪条件的同时没有将幼女的年龄的不明知作为绝对的出罪条件 ,因而又不是完全公正的。     

人体器官移植违法行为犯罪化研究

人体器官移植违法行为呈高发态势,某些人体器官移植违法行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符合犯罪本质属性,应当将其犯罪化认定。目前,我国刑事立法及司法对此类行为的规制和惩罚尚呈空白状态,刑法有必要对这些新型犯罪进行规制,并将其分别置于刑法分则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之中。     

抽象危险犯的概念诠释与风险防控

风险刑法所关注的风险(危险)已经不局限于风险社会理论中的典型的现代性风险,抽象危险犯原本不是风险刑法的产物。抽象危险犯除了有法益保护前置化和积极的一般预防理论的支撑外,避免证明上的困难也是重要的、独立的理由。抽象危险犯的抽象危险可以是强制性推定的,但大多数是可以反驳的。抽象危险犯不同于行为犯、具体危险犯和行政犯,有独立存在的必要。对抽象危险犯的立法应当限制。对推定抽象危险的犯罪,司法认定需要进行两个层次的判断。对抽象危险推定的反驳并不意味着举证责任的转移。     

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能论——兼与陈卫东教授商榷

检察机关是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其主要职能是监督制约公权力,确保公权力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防止其滥用和异化。《宪法》对我国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是科学的,检察机关既不是行政机关,也不是司法机关,更不是行政兼司法机关,而是独立的法律监督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与职务犯罪侦查职能、公诉职能、批捕职能均是目的与手段,不存在分离的空间。如将法律监督职能与职务犯罪侦查职能、公诉职能分离,只能导致检察机关被彻底边缘化甚至被取消。检察机关的职权配置应紧紧围绕法律监督职能,以对等式监督为模型,重点强化职务犯罪侦查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