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参与网络空间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面向

依法治理网络空间是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更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方面。网络空间治理具有物理限制虚化、自我意识强化和创新发展深化等显著特点,由此形成技术为基、法治为本、共治为要的“多元”治理逻辑。当前,检察机关面临着网络空间新秩序、新权利和新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应当遵循网络空间治理现代化的治理逻辑,立足职能布局,恪守检察参与网络空间治理的四项方法要旨,以网络空间平安维稳、数字产业发展促进、数字检察整体提升三项体系化工程建设为抓手,在新发展阶段为网络空间治理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网络空间治理中的政府责任——基于多主体互动视角

网络空间治理中存在政府、私营部门与社会组织三大主体,政府基于权力理性扮演着网络空间法规秩序构建者的角色,私营部门基于利润理性扮演着网络技术制度的构建者与自我规制者的角色,社会组织基于价值理性扮演着网络价值标准的制定者和社会监督者的角色。三者互动,共同推动网络空间有序化发展。政府在网络空间治理中的核心责任是通过法规治理寻求网络产业较快发展和网络空间安全有序之间的平衡,因此,通过构建政府的平台治理模式,根据议题属性,区分政府介入治理的程度、强化主体之间的协同、注重事前预警而非事后惩罚、提升政府官员综合网络素养等途径强化政府在网络空间治理中的责任,不仅有利于改进网络发展环境、兼顾网络发展中的公平问题,而且有利于限制私营部门私权力的扩张,保障网络空间国家安全。     

国家战略视角下的网络空间全球治理

随着互联网逐步渗透到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网络空间治理问题日益受到关注,许多国家都针对网络空间制定了国家层面的战略。从全球范围来看,现阶段网络空间治理仍然是以少数网络发达国家作为中心,而在网络发达国家与网络发展中国家和网络欠发达国家之间形成了数字鸿沟。近年来,中美两国网络空间治理主张的分歧引发人们的关注。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提出了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的原则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主张。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需要国际社会的协同配合,各国应同舟共济,共同致力于构建联合国框架下的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模式。     

论我国网络社会治理的三个有效结合

我国网络社会治理需要三个有效结合,即政府管理与社会自律结合、立法防控与技术防控结合、国内治理与国际合作结合。要实现政府监管与社会自律有效结合,政府必须转变网络社会管理理念,明确网络社会治理主体的责任边界,提升对网络社会的治理能力,推动公民有序参与网络社会治理。我国应借鉴网络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在完善网络立法体系的同时改进技术防控体系,更好发挥法律与技术的双重作用,也就是要完善网络立法体系,改进技术防控体系,实现法律防控与技术防控的有效结合。目前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治理仍面临困境,中国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中有重要的责任担当,也就是要加强网络治理能力建设,努力消减"数字鸿沟",支持联合国协调网络治理,积极参与网络空间治理国际合作谈判。     

数字技术驱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的逻辑机理与风险治理

数字技术如何影响社会治理过程并推动治理共同体构建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数字技术的革新与发展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权责对等、激励机制、共识机制与共享机制等关键要素。在与社会治理的深度互动与融合发展中,数字技术形成了赋能工具、治理机制、价值标准与治理手段等治理属性,能够拓展社会治理网络、整合与优化社会治理资源、重塑社会治理公共价值以及推动社会治理制度再生产。数字技术有望解决治理模式转型的稳定预期以及社会治理共同体持续发展的动力问题,但亦存在治理风险。国家要继续推动面向数字化的政府转型、构建面向数字化的规则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发挥数字技术更积极、更有效的治理动能。     

全球数字治理挑战、制度竞争与中国方案

数字技术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风险和挑战。“数字鸿沟”不断扩大、数字霸权主义抬头、全球经济社会潜在风险不断增加、全球数字治理制度竞争等严重阻碍着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这些挑战和风险亟须国际社会合作，加强全球数字治理。无论是美国的“数字霸权”还是欧洲的“数字主权”，都因基于私利而遭到国际社会的抵制。作为世界第二大数字经济国，中国坚持数据主权，大力推动数字技术发展，积极开展数字技术国际合作，为全球数字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同世界各国一道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完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政策网络研究——治理的视角

现代社会治理有三种模式:垂直科层治理模式,多元的市场模式和水平结构的政策网络模式。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政策网络具有相互依赖、互动、自组织等特质,它透过全球化、分权化等治理路径,整合政策资源分散且具有相互依赖性的各种机构、团体、公私组织形成一个博弈的政策网络。这种多元核心互动的水平网络治理结构正在成为治理的新典范。     

试论全球网络空间治理新秩序与中国的参与策略

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已成为世界各大国权力博弈、规则制定权与话语权争夺的新场域。目前,国际社会提出了"欧盟模式"、"美国模式"、"联合国模式"三种治理模式,然而这些模式仍无法解决合法性赤字、利益分配不公、治理有效性不足等问题。因此,在全球网络空间中,亟需建立公平、公正、合理、有效的治理机制,推进多元、多层、多议题的合作治理模式。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网络空间治理新秩序的建设,构建防御性的国家网络安全战略。     

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现状及其面临的挑战

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和增多带来了全球治理的勃兴,网络时代的到来及伴随着网络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都迫切需要网络空间管理观念的变迁,这就为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契机。目前网络空间全球治理还未见到任何有意义的起步,虽然实现网络空间全球治理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如互联网主权与多元主体治理的冲突、网络霸权国缺乏意愿、能力分配的显著差异等,但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未来还是充满希望的。     

社会治理现代化：理解维度、治理结构与发展趋势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为适应数字社会、老龄社会、中产社会的到来,新时代新征程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需构建新型治理结构,发挥党委领导的关键作用,协调好“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力量,将民主协商、法治保障、科技支撑贯穿社会治理的全过程,进而持续推动城乡基层治理、社会组织建设、社会矛盾化解、社会治安和犯罪防控、公共安全保障、网络社会治理等六大核心领域的发展变革。     

“双重整合”：基层社会治理的新形态——基于苏州经济发达镇的案例研究

新时代基层治理承载着"党建整合"的顶层设计。苏州市凭借经济发达镇的综合改革,形成了"党建整合"+"社会整合"的"双重并轨"治理模式。这一模式依托党建整合,引领组织、联动、责任和激励等横向工作性组织活动,推动社会治理场域内多元主体的"整合"式行动参与和过程性协同。基层治理"双重整合"提升了基层治理的治理效能,丰富了我国基层治理领域的制度选择。     

共同富裕视域下数字经济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探究--基于新昌县的地方实践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凸显出了虚拟性、高渗透性、跨界性等特点,对传统的治理理念、治理模式、治理实践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呼之欲出。基于协同治理理论,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实现此协同形态的长效性与有效性,促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和活力释放,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创新社会治理的实现路径,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议程。     

网络平台私权力的失范与治理

网络平台已经深入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与此同时，相关问题也进入公共讨论视野。网络平台私权力的失范问题尤其突出，干扰了公权力对网络空间的有效治理，也损害了用户、经营者等私主体的合法权益。同时，立足于“政府—平台”二元参与的治理模式在解决私权力失范问题时表现出不足。对平台私权力失范的成因与特点分析显示，政府治理在网络空间技术壁垒面前的“水土不服”与网络平台兼具公有性与私有性的矛盾，是私权力治理困难的症结。平台运行呈现出多主体参与的特点，因此对其治理也应该发挥各个主体的优势。用户是平台经济最广大、活跃的参与者，提升用户在平台治理中的地位与参与程度，建设多元主体、多方合作的治理模式，将为平台治理提供有益补充与完善。     

网络诈骗犯罪治理体系构建

当前,网络诈骗犯罪频繁发生,严重危害社会稳定。总体上,网络诈骗犯罪在手段、时间、组织化程度等方面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样态。实践表明,网络空间对传统三维空间的极大突破、网络监管主体不尽职和针对被害人的"私人订制"共同促成了此类犯罪的发生。在"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引领下,必须多方合作、多元并举、多管齐下,有效整合政府、企业、社会和个体四方的力量来治理网络诈骗犯罪。     

空间正义生产视域下的网络空间治理现代化研究

网络空间已经成为网络政治参与的重要场域,由于网络本身的特性决定其在消解传统特权时生产了网络空间正义,同时又在超越权利边界时生产了网络空间的非正义。网络空间非正义呈现出的网络群体极化、网络暴力、网络谣言以及向非理性行为转化等诸多政治现象。这给网络空间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方面需要进一步探求网络空间非正义生产的物质利益和意识形态根源及主体性异化问题,逐渐消除网络空间非正义行为的存量;另一方面需要从源头治理、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等维度推动网络空间现代化治理,引导网络空间的正义行为,不断凝聚网络空间正义力量,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国网络治理的社会符号学阐释

网络治理是一项复杂系统的社会工程，符号学因其系统性可为网络治理构建和完善提供学理支撑。网络治理和网络空间作为社会符号具有时空性和社会性，其意义会随着历史的变迁和解释主体的不同而变化，主要受历史条件、网络治理实践和国家利益等语境因素的制约。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和网络主权是中国网络治理符号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不断推动其从价值独特性符号向价值共识性符号的转变，即既保持中国特色，又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此外，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中国网络治理具有时代性、人民性、科学性、实践性和全球性，是马克思主义在网络空间治理领域的中国实践，是历史符号在新时代的全新阐释。     

“互联网+”时代社会组织统战工作挑战与创新——兼论“微协商”的实现机制

"互联网+"时代,信息传递方式经历了从单维传播到多维互动的系列变革。目前社会组织借助网络平台进行活动组织和自我营销的发展趋势日益显著,线上与线下的互动特征格外突出。网络社群是社会组织在网络空间的重要体现,网络空间与现实世界的互动使得传统政府治理模式受到较大的挑战。就网络统战工作而言,需要政府部门增强网络空间介入,"微协商"作为网络统战的一个重要抓手,政府可以此作为渠道和平台,吸引和整合社群组织,为其提供参与政策协商和观点表达的有效渠道,降低因政策沟通缺乏可能产生的"网络暴民"和社会积怨。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金融犯罪的综合治理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金融犯罪治理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实现金融刑事法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国现有网络金融犯罪的治理实践存在治理模式混乱化、治理方向单向度和封闭性、治理效果与治理目标之间弥散化等问题，一定程度阻碍了网络金融犯罪治理目标的实现。为了推动网络金融犯罪治理的效能取得“质”的突破，有必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从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理念出发，构建网络金融犯罪综合治理的范式，将网络金融犯罪的行政监管、刑法治理、被害预防、社会治理、效果评估等构成要素有机协调起来。由此，真正实现网络金融犯罪治理的生态化、系统化、多元化与现代化。     

社交媒体时代的网络舆情治理:美国的教训与启示

随着互联网的媒介属性越来越凸显,网络舆情治理能力愈益关系到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美国是社交媒体的发源地,随着其国内各社交网络用户量的激增与社交媒体信息传播力的突显,社交媒体开始全方位地改变美国的政治生态。当前特朗普政府错误利用社交媒体操纵公众舆论倾向,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社交媒体时代的美国网络舆情治理困境,对社交媒体日益发达的中国殷鉴不远。中国必须审慎看待互联网社交媒体蕴藏的巨大政治资源,辩证研判民主政治"数字模式"的影响,避免社会治理滑向网络民粹主义陷阱,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网络传播与舆情治理规律,建构政府、行业、用户等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网络舆情治理格局。     

网络空间军事化及其国际政治影响

网络空间军事化是指各国将网络空间相关的资源及技术持续投入军事和安全领域以实现战略目标的过程。近年来,国际网络空间军事化的速度明显加快,各国先后通过一系列举措来完善网络安全战略规划,扩张网络军事组织体系,并在物理、应用和人文层面强化自身的进攻性网络行动能力。网络空间军事化对国际政治领域造成了较为明显的影响,网络空间威胁被"过度安全化","网络军备竞赛"提上日程,"网络恐怖主义"如影随形。为了应对这种复杂局面和态势,各国开始发展在网络空间的威慑能力,积极投入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的制定,并致力于推动关键基础设施保护由传统国内治理模式转向有限度的国际合作。探讨网络空间军事化及其国际政治影响,分析各国以及国际社会的应对方式及其限度,对于深入理解当前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现状及其困境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