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红灯”牌收音机

正家有兄弟姐妹四人,我排行老三。父亲是汽车连的一名驾驶员,直到1982年退休,身为一级驾驶员的父亲月工资也只有130多元。母亲是家属,多年在汽车连"五七"排只是阶段性的有工作,收入甚少。"吃不穷穿不穷,计划不到一辈子穷",是母亲常说的口头禅。童年记忆中,我们一家六口的吃穿及子女的教育,母亲总是安排得井井有条,生活过得有滋有味。最令我难忘的,是那台带给我们无数美好回忆的"红灯"牌收音机。在小弟未出生前,每月父亲发工资,母亲只留下30元用于我和姐姐、哥哥娘儿四个的生活费。由于父亲常     

追忆我的父亲

正父亲接着说:"他们欠我们的账我记不清楚了,还不还由他们。反正我们欠别人的账一定要还。人死账不能死啊……"父亲因积劳成疾,在母亲去世一年半后离我们而去了。弹指一挥间,父亲离开我们已32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眼前。父亲是一位勤劳朴实、待人忠厚、心胸博大、令我非常敬重的普通农民。母亲因病去世后,父亲既当爹又当妈,既要忙农活,又要筹划盖新房,还日夜为尚未成年的5个孩子的吃穿住行考虑。父亲非常爱我们,同时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在12岁我小学毕业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初中统     

树立家风家教“新标杆”

正"我的父亲母亲就是我最好的榜样。父亲是一名红军老战士,一身正气、为党奉献;母亲是一名家庭主妇,教育我平和做人、凡事谦让。这正是我的家风,我要把它传承下去。"近日,鞍山市一位老干部向我们讲述了自己的家风家教故事。家风家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正能量。鞍山市纪委切实加强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深入开展廉洁家风促党     

毛泽东与陈独秀的家教影响

正历史的风云际会,将陈独秀和毛泽东推至中国革命的前台。毛泽东曾经说过,他是陈独秀那一代人的学生。这师生二人的个性,给中国革命带来迥然不同的影响。细究起来,家境和家教,也许是他们个性生成的重要原因之一。陈独秀是"没有父亲的孩子"陈独秀不满两周岁时,父亲便被瘟疫夺去生命。40年后,这位名满华夏的新派领袖自称是"没有父亲的孩子"。母亲对他影响极大。他的母亲没有读过什么书,可是知道"忠孝节义"的传统道德,不过从不     

一份完整的爱比什么都重要

小顾是一名15岁的初中生，在我带的学生中较为典型。3岁时父母离异，她被判给了父亲。但父亲不久便组织了新的家庭，并又生下一个女儿，而她一直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父亲有时一周看她一两次，有时很久也不来，母亲更是很少来看她。     

我的劳模之家

正今年"七一"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作为高铁领域的一名技术工人,我光荣地当选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在人民大会堂登台接受表彰,荣幸地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接见。1968年,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我是长子,下面还有两个弟弟。现在我们兄弟三人都在中国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工作。我的父亲是我们公司1958年进厂的第一批工人,母亲在本地一轻局的塑料厂工作。小时候,父母的朴实、勤劳以及早出晚归的敬业精神,在我们     

帮助别人是我最大的快乐

谢定碧是一师电力公司西大桥水电厂一名退休工人,今年56岁。丈夫袁胜华是厂里检修车间的一名技术工人,还有两年就要退休了。家中有两个女儿,都已成家立业,还有一位85岁的老人,是谢定碧的母亲,一直跟随谢定碧生活。说到母亲,谢定碧讲起了鲜为人知的往事。谢定碧说":我的母亲其实不是我的亲生母亲,是我的表姨,我的亲生母亲早些年去世了,20年前,表姨无儿无女,年岁大了一个人生活,很是艰     

一个战士的足迹——李清泉自述

正参加革命1919年3月21日,我出生在江西鄱阳县一个小商人家庭。父亲李福喜,母亲汪清香,我们兄弟姐妹共7人。我们家开了一家名叫"同顺号"的鞋店,由于生意不好,一大家生活比较艰难。我7岁时入学,念过私塾,也上过小学。我小时候喜好画画,全家人省吃俭用,在11岁那年,让我考入设在鄱阳城内的江西省立陶业学校艺术系学习。1934年毕业后,我考入江西陶业管理局附设陶     

依赖

正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怀疑过父母之间还有没有感情。父亲是早年黄埔军校的学生,多年的行伍生涯养成了他大嗓门,虽然80多岁了,动不动就瞪大眼睛,用地道的家乡话朝母亲大吼,声音如闷雷一般,满屋子里都装不了。母亲则如一个旧式妇人,惶恐的样子一言不发。她告诉我,她一点都不理会,更不怕他,这是对父亲的一种无视和抵抗。不吵的时候总该拉拉家常吧,也不。两人一人一间屋子,各自戴着眼镜忙着自己的一摊事情,大有老死不相往来的架势。他们就在这种让人受不了的动与静的两个极端里生活着。     

爱的礼物

正"穷也要穷得像一杯清茶,苦涩中带着一缕芳香",这是已故25年的父亲在世时常跟家人说的话。其实,父亲是个文盲,在偶然的机会得到这句话后,仿佛印证着他的心声。从此,就常常拿这句话对我们耳提面命。那时,觉得大老粗的父亲说这样文绉绉的话,忒可笑。然而,以后的生活经历却告诉我,这是父亲送给我一生中最珍贵的礼物。而刚强的母亲从未对父亲这句     

守住秋天

正那年秋天,收获的季节,我正在夜校上课,父亲的同事来找我,说父亲脑淤血突发正在急救;那年秋天,没能留住父亲的脚步,他走了;那年秋天,在父亲的葬礼上,母亲将我们四个孩子的头按下,向来参加葬礼的亲朋好友鞠躬;那年秋天,我们几个孩子突然长大、懂事了;那年秋天,父亲去世不久我便步入了婚礼的殿堂;那年秋天,母亲去了哥哥家,从此我就没有了自己逢年过节想回的那个小小的家;那年秋天,有太多抹不去的记忆……     

春风般的母爱

正我很小的时候,父亲便与我的生母分道扬镳。几年后,父亲与我的继母组建了新家庭,有我、两个弟弟、一个妹妹,还有一个是继母从她哥哥家过继来的女儿。尽管家庭成员复杂,但继母治家有方,在与她共同生活的30年里,我们得到了超越亲生母亲给予的人间大爱。继母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她用言传身教诠释了"相亲相爱"和"正直做人"的真谛。     

母亲林一从事八路军隐蔽战线工作的往事

我的母亲林一,1917年8月12日在东北出生,原名刘书兰,曾用名王晶殊(在东北参加抗日活动时)、李黎光(在苏联学习时),回到延安后改名林一。据她说改此名的寓意是:树林中一棵与众不同的大树。她的父亲名叫刘润田,母亲刘氏,大妹刘书梅、二妹刘书平、三妹刘书芳、弟弟刘钟文。她和二妹、三妹、弟弟都是共产党员。她父亲原是河北省衡水市武邑县赵桥镇刘辛庄人,因家乡经常闹灾荒,便独自闯关东谋生。     

母亲：永远的“预备党员”

我的家在新疆建设兵团，六口人中有四人——父亲、哥哥、二姐和我是正式党员。大姐因先天性疾病，一生与党员无缘。母亲也是兵团的人，思想觉悟很高。她一生中只写了一次入党申请书，最终虽然没有加入党组织，但她在我们心中永远是一名“预备党员”。     

我家的“传家宝”

正"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每分钱都要用得巧,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千日打柴,不能一日烧。"母亲经常对我们这样说。小时候,我兄妹3人,加上父母亲,家庭生活仅靠父亲每月不足30元的工资,显然是无法维持的。母亲虽然是家属,但她除了参加"五·七"家属班的劳动,还利用业余时间到连队菜地干活,每天能挣1.5元,只要有时间,母亲还利用各种机会挣钱来补贴家用,从我记事以来,挖甘草、打     

我参加抗日斗争的最初经历

1924年．我出生在军阀混战的北京．我的父亲姚继明参加过1926年的北伐战争和1929年的反蒋战争．父亲长年奔波在外．所以六岁之前．我都没有见过父亲．是和母亲一起生活在爷爷家．1929年反蒋战争失败后．父亲回到北平．一家人从北平郊区的姚家坟村搬到了和平门内后细瓦厂的一座二层小楼．从此我们开始了城里人的生活。在绒线胡同小学毕业后．我报考了师大女附中。     

一勺一勺喂妈妈

正妈妈走了。妈妈在卧床一年多后,安详地走了;那一天,是猴年的二月初一;那一年,妈妈八十四岁。我们一向认为坚毅的母亲,终于还是没有越过人们说的那道"坎儿"。妈妈一生,生育了我们五个。三个男孩儿,两个女孩儿。只有二弟,早年夭折。我们兄弟姐妹四个都健健康康的。二弟和我出生在湖北省英山县一个叫作泉口店的小镇上。父亲是南下干部,一路从天津、     

记忆中的毛背心

正人人都说,女儿是父亲的小棉袄,在我的记忆深处,我始终珍藏着父亲织的那件毛背心,我想对父亲说,你是我一生的小棉袄,一直温暖、陪伴着我……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里,初冬的夜已经很深了,父亲房间昏暗的灯却始终亮着,我知道,那是父亲在为我们赶织冬天要穿的毛背心、毛袜,他怕我们冷……家中母亲生性马虎,这也就造就了父亲的"心灵手巧"。父亲这一生为了我们学会了很多。织毛衣、毛袜、踩缝纫机,这是那个时代大多男性同志都不会的。那个年代,家中只有父亲一人挣钱,家里经济状况总是捉襟见肘。记得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学校     

我的老父亲

正"那是我小时侯,常坐在父亲肩头,父亲是儿登天的梯,父亲是那拉车的牛,忘不了粗茶淡饭……"每次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会立刻想起我的父亲。今年81岁的父亲名叫邵应方,是祖父找人给他起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父亲从老家甘肃庄浪县来到团场成为一名连队职工,先后在连队基建班、浇水班、炊事班、林管班岗位工作。父亲身材魁梧,坦诚淳朴,脾气倔强,是个热心肠的人。从我记事时起,父亲的同事都称呼父亲"老邵"。上世纪六十年代,连队生活物质极度匮乏。     

母亲的账本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这个字眼显得很陌生。在我还不足两岁的时候,父亲就因病魔而离开了我们,剩下母亲一个人孤单地拉扯我们。母亲的身影在我周围不停地晃动:上班、下班、洗衣、做饭、接送我们上学放学、一个人换煤气、电灯坏了自己修……所有父母亲的角色都被母亲一个人承揽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