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观与法律

循环时间观和线性时间观,是人类的两种基本时间观类型。它们分别契合于古代法律与现代法律。在社会秩序方面,循环时间观具有现象化、整体化与永恒化的倾向;而线性时间观则具有本质化、个体化和即时化的倾向。这两种倾向分别呈现于古代法律与现代法律之中。另外,在古代法律中,有关时间的内容是以循环时间观作为预设的,而在现代法律中则为线性时间观。现代法律作为法治的制度规范,其线性时间观预设也构成了法治的时间观预设。对法治的认识,有必要从时间观,特别是线性时间观的维度予以展开。     

当代中国主流法律观及其深度融合——兼及法律方法论的实践功能

从现象学角度来看,法律显现自身的活动与过程具有一种"构成"的性质。在法律实践中,各种政治因素、社会因素、历史文化因素不断获得规范性整合而使法律获得旺盛的生命力。通过梳理和分析当代中国主流法律观及其深度融合之可能,可以发现更为适合中国法治路径的法律观应当是来自基于现象学的规范法学,而法律方法论则是实践法治必不可少的技艺。     

商标观念形成的物本和人本进路

纵观世界各地商标观念的形成,大抵遵循物本和人本两条进路。物本商标观发祥于中世纪的欧洲,它以交换物的自身优良品质为商标观念的基础。作为商标前身的工业标记原本是手工业行会监管产品质量的一种手段。在长期的商品交换中,此类标记逐渐孕育出商业功能并被视为一类新型财产,最终完成了从工业标记向商业标记的革命性转化。相对地,人本商标观最早可追溯至周代中国,它以字号等人格符号的品德寓意作为商标观念的基础。在数千年的商业实践中,人们对字号等符号所蕴藏的人格内涵进行商业化利用,使之与商铺或其产品建立起指代关系,最终实现了从人格符号向商业符号的革命性蜕变。物本商标观和人本商标观是东西方两大文明独特经济社会条件的产物。尽管在起源时间、演化路径、内在驱力、呈现样态和历史命运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但二者在各自的文明体系中都对商业文明的创新性发展作出了开拓性贡献,也都是人类商标理念与实践探索的标志性成果。推动中国式商标法治现代化,规制商标恶意注册等长期性难题,需要在借鉴物本商标观的同时,更加注重建立与人本商标观的紧密连接。     

社会治理现代化与刑法观的调整——兼评苏永生教授新著《区域刑事法治的经验与逻辑》

自国家运用刑法统治社会以来,先后出现了"决断论"、"规则论"和"秩序论"的刑法观。虽然这三种刑法观在我国当下的刑法实践中都有所展现,但是"规则论"和"秩序论"的刑法观还没有得以充分展开。为了有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国必须提倡规则、决断、秩序"三位一体"的刑法观。一方面需要通过提升文义解释的地位来深入贯彻"规则论"的刑法观,另一方面需要通过深化区域刑事立法和引入文化与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来使"秩序论"的刑法观得以有效展开。此外,还要求在刑事立法层面突出"秩序论"思维,在刑事司法层面注重"规则论"思维。     

检察工作理念现代化的内涵与实现路径——以服务保障广东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为视角

按照中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检察机关的中心任务是以检察工作现代化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检察工作现代化的先导是理念现代化,对标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与外延,应从检察履职政治观、检察履职人民观、检察履职监督观、检察履职强基观等方面准确把握检察工作理念现代化的核心要义。面对广东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新要求,针对广东检察工作理念层面存在的不适应,需要从问题导向、定向发力、主体支撑、制度效能等方面积极探索检察机关践行现代化理念的实践路径。     

政治含义探究

自人类文明开始,政治便已经产生,政治的含义也随着历史的发展经历了神学政治观、权力政治观、决策政治观、管理政治观和马克思主义政治观,每一种政治观都有自己形成和发展的条件。本文介绍了各种政治观并进行了简要评述。     

以新主权观迎接新世纪的国际法学

本文从宏观和历史发展的角度 ,集中分析研究了主权在 2 0世纪国际法理论、实践及主要国家集团的政策取向 ,指出了绝对主权观的荒谬与危害和相对主权观的“缺陷”与危险 ;强调 2 1世纪的国际法需要新的主权观———平等主权观。     

美国宪法中的时间观

时间和宪法理论息息相关,不同的宪法理论对时间具有不同的想象。在源自英国的古代宪法理论中,宪法的正当性被认为奠基于久远的历史。在美国国父们的宪法理论中,宪法被视为政治科学的持续性创造,宪法应当时刻依赖人类的理性。在原旨主义的宪法理论看来,宪法起源于某个特定时间,日常时刻的宪法解释必须寻求宪法的原旨。在演化主义的宪法观看来,宪法是不断演化的,其成长有赖于时间。在以阿伦特为代表的共和主义宪法理论中,时间被设想为会在特定时刻“绽出”,只有在特定的时刻人类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在实用主义的宪法理论中,时间被设想为一种未来的状态,宪法以永不停歇的民主实验面向未来。宪法理论中不同的时间观启示我们,应当以非本质主义的态度看待宪法。     

江泽民法律秩序观简论

江泽民法律秩序观与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一脉相承,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泽民法律秩序观主要包括政治秩序观、经济秩序观、文化秩序观和社会秩序观四个方面。其中,政治秩序观以民主为基石,是江泽民民主政治思想的精髓;经济秩序观以法治为核心,体现着江泽民“依法治国”的方略;文化秩序观以先进性为特征,彰显了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社会秩序观是以和谐为目标,蕴含着江泽民“和谐社会”的理念。     

论人类文明新形态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继承与创新性发展

马克思主义文明观通过批判性建构对西方传统文明理论和资本主义文明形态进行了科学、辩证的分析，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文明的伪善性和局限性，进一步说明了文明的本质、进步路径以及发展目标，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发展起到了理论先导作用。人类文明新形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进各类文明协调发展，在文明主体、发展理念、进步路径等层面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与超越，内蕴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当代阐释。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宽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人民性”的内涵和外延，创新了传统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和发展路径，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创新性发展。     

从执行方式的古今对照看死刑的命运

古代死刑的不同执行方式构成了死刑本身的差等之序,也即是各个不同严厉程度的死刑刑种.不同严厉程度的死刑刑种体现了刑罚分配中的公平.不同时代的死刑具有不同缺点,古代的多种残酷死刑共存违背了人道观念.而现代的单一死刑又违背了公平.死刑本身存在人道和公平不可兼得的内在缺陷.     

《刑法》第1条:刑法的具体概念与根本原则

刑法学应当立基于刑法的具体概念而不是抽象概念。刑法概念具体化的法条依据是《刑法》第1条。学界不把该条作为刑法的概念问题而是作为刑法概念之后的刑法根据来理解是值得商榷的。刑法概念具体化的理论进路在于找到刑法内容的两个来源,明确宪法作为两个来源及其关系之根据的意义,并全面理解刑法的两大功用。《刑法》第1条的理论地位是刑法学的基石概念,其规范地位则是刑法根本原则,可名之曰"刑法正义原则"。根本原则统摄两大基本原则:第2条的法益保护原则和第3至5条的罪刑法定原则。刑法根本原则的司法实践要讲司法逻辑,控辩审对《刑法》第1条的落实各有其功能。     

刑事政策概念新探

刑事政策概念是刑事政策研究的首要问题。刑事政策的实践古已有之,但刑事政策的概念却出现得比较晚,一般认为,"刑事政策"一词,开始使用于18世纪末的德国。在对国外学者、我国台湾学者以及我国内地学者诸多观点分别进行述评的基础上认为,下一个世界通用而又简明的刑事政策定义是比较困难的。从刑事政策制定者的角度出发,可以认为:我国(内地)的刑事政策是我们党和国家为了有效地打击和预防犯罪,依据我国一定时期的犯罪态势及其成因而制定的一系列行动准则。这是一个狭义上的刑事政策概念,它可以进一步被分成基本的刑事政策和具体的刑事政策。若从刑事政策研究者的角度出发,为了能使其研究更为深入和有效,则应从广义上把握刑事政策的概念。     

刑法中定量因素的故意规制研究——“客观超过要素”理论的再诠释

我国刑法“立法定性、定量”的．立法特点对于我国刑法中“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相统一”基准以及犯罪故意概念内在结构的理解都有其实质性影响，从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机能二元论的视角重新审视“客观超过要素”理论就会发现“客观超过要素”概念的存在有其充实的理论基础与合理性。     

荀子组织理论与现代管理

荀子的组织理论代表了战国末期儒家组织管理理论的最高水平。当我们从现代组织理论的视角去解读荀子组织理论时,会发现它是超越性与局限性的矛盾综合体。本文拟从定职不定员的等级制,弱君强相的礼法之治,夺人之心的组织发展观三方面,对荀子的组织理论加以梳理,以期为现代管理者吸收中国传统管理智慧提供借鉴。     

贪污罪概念重构

贪污罪的概念是关系到贪污罪的认定的重大问题。然而刑法界对贪污罪的概念的表述各不相同,对贪污罪概念的重构已成为当务之急。结合实践,通过比较研究,对贪污罪作出了新的界定。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Society and Revision of the Criminal Proceedings Code

当今中国各个领域的重大转型都根源于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化和由此所导致的国家、社会与个人关系的转型，即从“国家、社射个人”模式转向“国家／社会、个人”模式，其实质是从国家本位主义转向社会本位主义和人本主义。中国社会的这一转型导致了刑事诉讼本质观、目的观、价值观、构造观和刑事证明理论的变迁，而这些观念和理论的变迁又反映在《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     

再论法律行为的概念体系

在研究法律行为的意志性的同时,不可避免对于法律行为概念进行必要的分析,因为特性总是从概念中引申而来。     

消费者概念的法律解析——兼论我国《消法》第2条的修改

消费者概念的界定是正确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①的前提,我国应适应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确立农村消费者与金融消费者主体资格。消费者主体资格的判断应遵循主体要件标准、经营者控制力所及范围标准和客观行为标准。研究表明,经济因素与社会因素均影响消费者概念的变迁。消费者概念可重新界定为: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非用于经营性行为的人。     

荒诞不经与法律真实——论鬼神观念与古代司法中的事实认定

法律真实渗透着参与主体的主观因素,具有历史性。在中国古代,司法官员会因鬼神观念而影响自己对事实的认定并据此作出判决;同时为了主流价值观的发扬,他们又会利用民众的鬼神观念,让民众接受他们构造出的＂事实＂,从而接受法官的判决。古代中国这种＂法律真实＂是社会规则作用下的结果,既有符合司法权运作普遍规律的成分,同时又有自己的特点。